毛克疾：印度電影《P.K.》差點成了查理週刊

最近法國《查理週刊》被宗教極端分子襲擊事件在全世界引發了關於言論自由和尊重宗教的大辯論，西方媒體甚至因此陷入“精分”。與此呼應，一部以諷刺、揭露宗教陋習為主題的喜劇電影恰好也在印度上演。曾執導《三傻大鬧寶萊塢》的拉吉庫馬爾·希拉尼（Rajkumar Hirani）繼續聯合阿米爾·汗（Aamir Khan）推出了《P.K.》這部“印度史上最具爭議”的電影。片名“P.K.”是Peekay的縮寫，在印地語中意為“醉漢”，因此也有人將片名譯為《外星醉漢》。影片描寫了外星人（阿米爾·汗飾）誤打誤撞來到印度，在經歷了各種荒唐、偽善、愚昧的宗教陋習之後，用近乎喜劇的手法揭示了宗教麻醉、扭曲、誤導印度社會的現實。影片跌宕的情節，演員精彩的演出，以及富有爭議而又引人深思的主題，使《P.K》風靡印度，掀起全球觀影熱潮。目前該片已斬獲48.2億盧比（約為4.7億人民幣）的票房收入，位列印度電影史上第二，並有望衝擊寶萊塢票房冠軍。

《P.K.》電影海報，描述外星人赤身裸體降臨印度拉賈斯坦沙漠的一幕。

一位天真誠實，不諳世事的外星人，來到了充滿宗教陋習的印度，碰撞出了一地令人捧腹而又引人深思的思想火花。比如，外星人以最最虔誠的態度向神奉獻了500盧比，希望神能夠將滿足他的願望，但是神顯然做不到，於是外星人就向警察報案 “神收了錢不辦事”，最後卻被臭名昭著的印度警察以“神經病”為由草草拘捕；再比如，外星人用軟刀抽打自己的軀體，用這種傳統而又殘忍的方式表達對神的虔誠，但是除了身體受傷他一無所獲，因此四處張貼“尋神海報”，打算找神説理……誠然，當一個社會被重重迷信元素包圍，而人們早已對愚昧盲從習以為常時，一位天真誠實的外星人，就突然之間就被賦予了“社會改革家”的光環，儘管他僅僅是認死理而已——那位在童話中指出皇帝赤身裸體的小孩，也大抵生產了同樣的效果。印度極度濃烈的宗教氛圍和外星人極度天真誠實的態度形成強烈鮮明的反差，使得印度觀眾在捧腹大笑之後不禁思考：究竟是外星人過於老實，還是信眾過於自欺欺人。

在印度，宗教深刻影響着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對此人們習以為常。如同電影裏的一句台詞所述，“你説‘宗教大師’是騙子，沒人會理你，只會當你喝醉酒説胡話”。因此對於導演希拉尼來説，想要在印度社會這個體系下完成對宗教的反思和批判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面對這個已經將宗教內化的體系，導演只能從外部引入強力元素，用最荒誕手法挑戰這些早已深入骨髓的現象。“面對電腦遊戲中無法克服的bug，按部就班不可能贏，這時最好的辦法就是作弊器。” 這個赤條條來到地球的外星人就好比這樣一個作弊器，他可以無視世俗傳統，他可以鄙夷道德範式，最重要的是他可以挑戰宗教禁忌，以最樸素和誠實的態度挑戰宗教權威。

對於推崇“神明至大”的印度人來説，導演的這種諷刺手法近乎殘忍，因此這部電影也在各地引發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很多地方甚至出現焚燒海報，打砸劇院的惡性事件。大批的印度教信徒還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請願活動，要求印度政府出面干預，逮捕涉嫌“誹謗神明”的《P.K.》主創人員。除了宗教極端主義者之外，《P.K.》還要面對來自民族主義者的質疑。在印度的歷史記憶中，英國人也曾扮演印度宗教陋習“揭批者”的角色，只是當年的所謂“現代性”的另一面是殘暴的殖民主義，而“教化”印度人只是殖民話語體系中 “西方文明的責任”。攻擊印度宗教“愚昧、落後”往往會觸動印度敏感的歷史記憶，導演因此面臨來自民族主義者的喊殺聲也就不足為奇了。此外，文化相對主義者（cultural relativists）也對《P.K.》口誅筆伐。文化相對主義認為，各種文化之間只有種類之別，沒有高下之分，《P.K.》所指出的種種所謂“宗教陋習”其實是特定社會環境的產物，有其內在的合理性，無需外界橫加指責。總之，導演希拉尼簡直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從這點上説，《P.K.》在印度誕生本身就是一個不小的成就。

圖為2014年12月30日新德里印度教激進分子包圍了一家劇院，並燒燬海報表達憤怒。

細細品味，《P.K.》這部電影在印度風靡全國其實有更深的意味：近年來印度高速發展的經濟、社會使得很多印度人開始思考宗教所扮演的角色。毫無疑問，宗教對於印度有無與倫比的重要作用：為其政治結構帶來了超常的穩定性，為物質生活匱乏的人民提供了精神滿足感，為缺乏治理的基層社會提供了基本公共服務。儘管如此，宗教（以及借宗教之名行事的陋習）卻也對印度經濟、社會整體的進步和發展起着嚴重的阻礙作用，可以説是一種“落後的生產關係限制生產力發展”的表現。面對宗教帶來的種種桎梏，《P.K.》呼應了印度社會對宗教的反思和對傳統的挑戰，可以説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信號。

長期以來，印度國家機器對基層社會的滲透程度比較低。因此很多普通印度人根本不在乎常常“城頭變幻大王旗”國家機構，而更在乎高度穩定的本土化宗教權威。印度基層社會成員每天所接觸的宗族、部族和種姓勢力也都通過宗教佔據了意識形態的高點，並藉此施加影響。比如家族首領的權威受到宗教傳統的認可；地主們通過奉獻財務獲得神佑加持；而佔據種姓制度最高層的是婆羅門僧侶……這樣的社會結構脱胎於印度延續千年的封建-農業經濟，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和穩定性。印度之所以能夠在中低收入的條件下就能實現較為穩定的民主政治，宗教發揮的社會“穩定器”作用可以説功不可沒。

然而，這種分散而穩定的社會結構卻不利於現代的資本-工業經濟的發展。莫迪執政以來印度提出經濟振興計劃，然而印度想要持續發展經濟就必須依靠以製造業為中心的現代工業，但發展工業又需要國家強大的執行力提供大規模的公共服務——比如種姓平等、男女平等（促進人力資源供應），文化教育（提高勞動力素質）、基礎設施（保證水、電、交通、網絡）。然而，目前印度這種分散而獨立的基層治理模式不僅無法支持現代經濟的發展，還常常阻礙國家提供公共產品。例如，在印度農村“父權”、“男權”受到宗教加持，而“男女平等”的理念如果沒有國家強力推廣，就根本無法得到貫徹，婦女因此就不能徹底投入社會生產；再如，印度有數以萬計的“轉世神仙”和各色“大師”，圍繞他們常常形成封閉的社區，將國家管控和公共服務一起排除在外，屬於社會生活中的“割據勢力”。觀察者網就曾報道過多起政府和各種宗教“大師”起衝突的新聞：《印度“聖人”唆使400名信徒自宮被捕》、《印度宗教領袖被拘捕，上萬信徒與警方衝突》

圖為2014年印度一個宗教領袖被拘捕之後，其信眾公然佔領街壘與政府發生武裝衝突。

無獨有偶，《P.K.》就對這些集中體現宗教陋習的“聖人”大加刻畫：女主角的父親從事金融行業，屬於現代高收入羣體，但他居然衣食住行不離“聖人”，洗澡要先拜“聖人”，股票買賣要拜“聖人”，甚至女兒交男朋友也問計於“聖人”，對“聖人”更是言聽計從。現代高收入人羣尚且如此，物質條件匱乏、知識文化缺失的底層人民只能更甚。影片中描述很多印度窮人，生病之後負擔不起醫療費用，只能問計與“聖人”。很多人於是赤足苦行到喜馬拉雅神山之中，或者用極端的自殘方式以期感動神明。毫無疑問除了精神安慰之外，他們再虔誠也難以獲得神蹟的物理治療。

凡此種種，印度人的精神生活似乎和幾個世紀之前沒有本質區別，然而印度人物質生活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封閉、愚昧、反智的氛圍和印度社會所熱切期待的全面現代化格格不入，而《P.K.》的辛辣諷刺獲得成功則集中反映了一部分印度民眾正在逐漸從“習以為常”到開始反思。毫無疑問，隨着印度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這種理性的覺醒會越來越猛烈，蠢蠢欲動的新興階級對落後文化枷鎖的鬥爭也會越來越激烈。在各種各樣宗教陋習的桎梏面前，印度社會需要調整，而且是革命性的調整，唯有如此印度十億級別的人口才能真正投入到轟轟烈烈的社會化大生產中去，爆發出幾何級增長的生產力。

生產力的發展，新興的資產階級日漸不滿教會對精神世界的控制，因此但丁《神曲》緩緩掀開文藝復興的序幕。我們能期待《P.K.》這樣一部電影成為這個文明古國社會文化改革的先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