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去政治化”的西式話語在解釋上的困境

李世默2013年6月在Ted的演講引起了知識界與輿論界的極大關注，其中包括一些尖鋭的批評。帶有鮮明“中國自由派”色彩的黃亞生曾以《民主終將會贏》為題，對李世默關於兩種“元敍事”的觀點提出了批評。遺憾的是，黃亞生對李世默的批評更多是把自己虛幻的政治想象作為批評對象，把一個嚴肅的政治理論問題“卡通化”為“民主與反民主”的口號之爭，這使得問題的討論難以深入。最近，李世默在清華大學的演講則引起了來自另一種比較嚴肅的批評，這就是清華大學研究生王琪對李世默兩種“元敍事”觀點的批評。

與黃亞生的批評相比較，王琪的批評相當嚴肅認真。文章抓住了李世默的核心觀點，批評的每一個內容都可以説是有的放矢，論證上也自圓其説，邏輯自洽。王琪認為李世默的錯誤就在於汪暉先生所講的“去政治化”，而這種“去政治化”的本質是要遮蔽和加劇現實存在的不平等，為階級地位和社會特權辯護。

由於王琪對李世默的批評是基於汪暉的“去政治化”理論，文中直接或間接地引用了汪暉的很多話語，所以，筆者對王琪觀點的批評同時也是對汪暉“去政治化”理論的批評。汪暉是筆者非常尊敬的嚴肅學者，但為了把一些混沌的問題進一步澄清，還是需要作出一些回應。

一、“去政治化”理論難以解釋西方政治

在對西方國家現實的判斷上，王琪與李世默有一定交集，二人都認為西方國家不僅沒有實現民主的美好預言和承諾，反而普遍陷入了治理危機和改革困境。但是，二人理解西方政治衰敗的根源卻正好相反。李世默認為西方的黨爭民主撕裂社會並導致國家衰敗；而王琪則認為，西方多黨制下的各個政黨實際上已經趨同或共謀，原本有鮮明派別色彩的政黨派喪失了自己的階級性或不同社會羣體的代表性，政黨政治已經基本上名存實亡，正是西方國家政黨的“去政治化”趨勢導致了西方民主的危機。

“去政治化”理論難以解釋西方政治

王琪認為，李世默對國家政治的看法是基於全球近幾十年來“去政治化”這一前提，而汪暉早就揭示了“去政治化”的弊端和帶來的政治代表性危機。王琪引用了汪暉的一段話：“當代議會民主的主要問題是：構成民主之前提的共同善或公共利益被摒除於政治決定之外，兩黨或多黨之間的政治差異被縮小到近於無，後者可以被概括為多黨政治的政治趨同現象”。

按照汪暉和王琪的理解，19世紀以來的政黨政治應當是由各個代表不同階級或社會羣體，有着不同政治價值取向的政黨共同構成。這一點，王琪在文中表述得很清楚：“多黨制的前提是政黨有明確的代表性及其政治價值，它通過在國家框架下的特定的制度安排，形成黨派間的相互競爭。西方歷史上不同的社會運動（首先是工人運動）產生了不同性質的政黨，所有這些傳統政黨都來自於社會並以鮮明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綱領表達、維護並爭取實現某個或某些社會羣體的利益。這種具有鮮明“代表性”的政黨是政黨政治和民主制度的基石，不同社會羣體可以通過選票來對代表自己利益的政黨做出選擇，政黨通過對國家的支配執行某一社會羣體的利益。政黨的輪替本質上是不同社會集團之間的利益再分配，因而是‘政治’意義上的”。

到此為止，汪暉和王琪對西方政黨的“政治性”的理解大體是正確的。從西方政黨的起源上看，不同政黨代表的是不同社會羣體特有的政治利益和訴求，政黨政治是各個政治派系衝突的組織化形式。英語的政黨（party）一詞來源於拉丁文的pars，原意就是分割，轉型為英文即為（part），一部分的意思。所以西文中政黨（party）一詞本身就表明它代表的並非是整個社會，而是社會的一個部分、一個特定的社會羣體。由於這個原因，在西方國家，政治雖然被理解跟國家的公共事務和國家權力有關，但由於國家權力總是由某個或某幾個政黨所掌控，所以，西方社會的“政治性”這個概念通常被理解為“黨派性”，與“中立性”的概念相對應。在西方社會，人們指責某一個政治家太講政治，就是説這個人的黨派價值觀太強，缺乏客觀公正的立場。在西方的文官系統中，由執政黨政府首腦任命的政府官員被稱為“政務官”或“政治性官員”，與政黨的上台與下野共進退，跟政治中立的事務性官員有根本區別。

但是，當汪暉和王琪用“去政治化”這個概念來表達對當代西方政治的看法時，就開始誤讀當代西方政黨政治的性質。汪暉認為：“當代政黨代表性斷裂的深度讓人覺得19-20世紀意義上的政黨政治不復存在或只是局部地存在，正在或已經轉化為國黨政治，即成為國家權力的結構”。汪暉的意思是説，西方政黨的雷同性或共同性使得19-20世紀那種代表某個特定社會羣體的“政黨性”喪失了，政治鬥爭的政黨變成了選舉黨：“在西方的多黨或兩黨制模式下，政黨起到的作用基本上是以選舉為中軸而展開的四年或五年一次的社會動員，它更像是更換領導人的國家機器”。汪暉認為，當政黨僅僅成為選舉的工具時， 政黨之間的政治鬥爭消失了，政黨的政治性也就基本消失了。

從政治理論上看，汪暉（包括一些西方左翼學者）的這種“去政治化”觀點很難成立。西方政黨演變為選舉黨不僅不是政黨“政治性”的喪失，相反，恰恰是代表特定社會羣體政黨的“政治性”的邏輯發展。由於西方國家的不同政黨代表的是不同社會羣體的利益訴求，其代表性只具有部分性（part），所以，任何一個政黨都沒有充分的法理依據長期執掌政權。於是，通過競爭而實現政黨輪流執政成了一種相對公平的選擇。所以，西方“政黨政治”發展成為一種“選舉政治”是西方政黨本質的應有之義。

其實，西方的主流政治學家通常都把政黨政治定義為一種選舉機制。意大利政治學家Ciovanni Sartori把政黨定義為提出政治候選人，然後通過選舉把候選人推上公共職位上的政治組織。專門研究美國地方政治的學者高新軍對美國政黨的定位很有代表性：“美國政黨的產生是與總統的競選相聯繫的，也是為總統競選服務的，同時，它的發展也是同選舉權的擴大緊密相連的。可以説，美國總統的競選造就了美國的政黨，美國選舉權的擴大，則推動了美國政黨的發展。”

所以，汪暉的“去政治化”理論對西方政黨政治缺乏解釋力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承認西方政黨的本質是“party”,是部分，是某個或某幾個階級或社會羣體的利益代表，就應當承認政黨輪換的必要性，應當承認競爭性選舉是不同政黨的主要功能，尤其應當把更換國家領導人的政治機制看成是政黨“政治性”的具體表現，而不是理解為“去政治化”。同樣，如果西方社會真的如汪暉講的那樣，各個政黨已經拋棄了自身特殊的黨派性而趨於雷同，那麼西方的多黨制還有什麼理由繼續存在呢？很難想象有着共同利益和雷同政治理念的政黨競爭和輪替有何意義。

從事實層面看，汪暉的“去政治化”也不符合西方社會的現實。弗蘭西斯·福山最近在跟李世默的對話中談到的美國政治現狀與汪暉的判斷正好相反。根據福山的觀察，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不僅沒有在價值和利益上趨同，而是分歧與衝突進一步加劇：“美國目前處於一段非常具有挑戰性的歷史時期，民主黨和共和黨造成美國政治體制兩極分化。這是長期積累下來的問題，兩黨之間宿怨已深，導致美國政治陷入僵局。因為黨派政治的巨大分歧，美國在很多方面很難做決策——包括最近備受關注的移民政策，甚至包括政府預算、醫療改革等基本決策。過去，美國體制曾週期性地暴露出這個問題”。為了説明美國兩黨在政治上的惡鬥，福山在兩卷本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創造了一個新詞：否決制，“Vetocracy”，兩黨在一些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上惡鬥而不惜濫用民主的否決的機制。就美國的政治現實而言，生活在美國政治中的福山對美國兩黨政治的描述遠較汪暉合乎實際。

當然，汪暉在批評西方民主制度時也提出了一些相當深刻的具體闡述，比如西方勞工運動在強大的資本與市場的霸權下不斷衰落的現象。但由於“去政治化”這個理論概念本身包含內在的矛盾，很難對西方政治給出強有力的解釋。

二、“去政治化”理論難以解釋中國政治

無論是王琪還是李世默，談論政黨政治的落腳點還是中國的現實，西方國家僅僅是作為一個參照體系。如果説王琪與李世默在對西方國家的事實判斷（非理論解釋）有一些共同點和交集，那麼對中國現實的判斷和解釋則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

李世默認為，當前的中國政治模式在世界上具有強大的競爭力，正是這種政治模式上的優勢導致了中國經濟持續數十年的高速增長。而王琪則認為，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並不能掩蓋中國政治體制的嚴重弊端，不能掩蓋中共“去政治化”的蜕變和“政治代表性的斷裂”。

王琪認為，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執政黨逐漸將經濟建設、尤其是市場經濟的建設作為通往現代化的普遍道路。在私有化和市場化的歷史進程中，政治精英逐漸將自己轉化為特殊利益集團的代表，權力精英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分界逐漸模糊而與工農羣眾則日益疏遠，執政黨與其所宣稱的階級代表性之間已經斷裂。在中國目前去政治化的政治中，國家和資本的霸權壓制階級話語，以隱藏階級地位和社會特權，為新自由主義保駕護航”。為此，王琪斷言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自身的政治價值被消解了，留下的只有作為國家或“政治體制”的職能。

為了説明中共代表性的斷裂，王琪引用了汪暉論述：“‘代表性斷裂’集中表現為政黨一方面超越先前的階級範疇，宣稱其普遍代表性，另一方面卻與大眾，尤其是處於底層的大眾更加疏遠。我們可以找到對於工人和農民的保護性政策，卻難以發現在人民戰爭中形成的那種工農政治與政黨政治之間的有機關聯”。“在此情況下，黨逐漸從一個特定政治價值的團體蜕變為一種結構性的和控制性的權力體制。”

王琪以及他引述的汪暉的論述涉及了兩個基本問題。一個是理論問題：在中國的話語中，政治的含義為何？這個最基本的概念不澄清，就無法討論中國目前是否存在“去政治化”的現象；第二個是事實問題，中共究竟有沒有背離勞工階級，中共作為中國的執政黨，究竟有沒有發生“代表性斷裂“的問題？

從論述者講話的語境看，汪暉和王琪在談到“政治化”或“去政治化”的概念時，基本上是在西方的話語體系中轉圈，他們對“政治性”或“政治化”的界定是一種很難直接移植到中國的西式話語。在西方的話語體系中，政治性就是“黨派性”，“非全民性”，“非中立性”；政黨的“去政治化”就是放棄了自身的派別性而自我標榜為“全民性”和“中立性”。用這種西式話語的“去政治化”來解讀中共和中國政治，自然會把中共放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理解為放棄了自身的政治性或“去政治化”。（王琪：“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本身的政治價值‘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消滅資產階級，實現工人階級的當家做主等’被消解了，留下的是其作為國家或者‘政治體制’的職能”。）

但是，從歐美借來的西式話語很難切合中國的實際，尤其是在社會科學領域。政治這個概念在中國跟在西方現實中的具體使用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一個黨或一個政治家講政治，就是意味着“黨派性”和“非中立性”。但在中國，講政治的含義就是講“大局觀”和“公共性”，而決不是講派別性。（中國在二十世紀革命年代把政治性與階級性等同起來這是一個特殊時期，並且是特定原因，本文下面會談到）。孔子講“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這是把政治和管理公共事務看成是惠及全體社會成員而非部分人。防止任人唯親，防止“小人黨而不羣”是中國幾千年政治的一個基本準則。

政治作為一個現代詞彙來自日本中的漢字，但到了中國卻被賦予了與西方黨派性不同的含義。孫中山講：“政治兩字的意思，淺而言之，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中國在革命建國年代，因為有一個打擊和推翻的革命對象，所以中共曾使用列寧關於政黨的理論，把政治性、階級性和黨性聯繫在一起，但這在幾千年的歷史中只是極短暫的一個革命時期。中國在告別革命後，政治這個概念再度迴歸到國家性和公共性的層面上。

稍微瞭解今天中國現實的人都很容易發現，在中國，講政治，講政治性，跟在西方講政治、政治性有根本性的差異。中國人講政治通常意味着“講大局”，講“集體利益”、“民族利益”或“國家利益”。即使是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講政治、講黨性也跟西方政黨講政治、講黨派不一樣。按照中共的政治理論，講政治不是講政黨自身或某個社會羣體局部的利益訴求，而是講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因為中共從不認為自己有任何特殊的黨派利益。中共給自身設定的歷史使命並不是要滿足社會中某部分人的利益訴求，而是要追求全體中國人的利益最大化，要帶領全體中國人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舍此無他。如果用西式話語中的“政治性”或“去政治化”概念來解讀中共和中國政治現實，把中共今天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路線理解為“去政治化”，理解為消解了自身的政治性，這就好像在西方的象牙塔裏與西方學者對話，太不着中國社會現實的邊際。

第二個問題，中共究竟有沒有背離勞工階級？中共作為中國的執政黨，究竟有沒有發生“代表性斷裂”的問題？顯然，這個問題是一個事實問題而非理論問題。學者很難坐在書齋裏憑一些個別案例或邏輯推斷來判定某個政黨是否代表了民眾利益。要回答中國執政黨是否發生了“代表性斷裂”的問題，必須要有大量的調查數據。遺憾的是，斷言中國存在着“代表性斷裂“的汪暉和王琪都只有邏輯推演而缺乏具有説服力的調查數據。但是，根據世界幾大民意調查機構，比如皮尤研究中心和愛德曼公司，十年來中國普通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都高居世界前列，信任度都在80%和90%之間徘徊。

對於知識分子的判斷與社會現實的差距，人民大學的楊光斌教授在《讓民主歸位》一書中有一個有趣且有意義的敍述：“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關於普通百姓對政府和共產黨的信任度問題的實證調查，第一次抽樣調查發現信任度特別高，結果不符合知識分子的想象，於是做了第二次、第三次問卷設計和調查，結果和第一次一樣。我們北大的同行開始反思了，是不是一些知識精英太自大，自認為自己的想法就是大眾的看法？”

當然，對於中國這樣一個13億人的大國來説，誰也不會否認社會中有人不承認執政黨和政府的代表性。但即使如此，這個對中國執政黨和政府不信任的羣體也主要不是勞工大眾。汪暉和王琪有意無意迴避了一個詭異的現實問題。在中國，指責執政黨和政府不代表勞工大眾的人基本都不是勞工大眾，而是遠離勞工大眾的文人和中共官員。如果説中共確有代表性斷裂的問題，這個問題也是發生在黨內而非發生在黨與勞工大眾之間。多項民意調查顯示，中國的勞工大眾遠比黨內官員和學者更相信共產黨的代表性。在中國，斷言中共面臨代表性危機的人大多數都是中共黨員，其中包括官員。這是很具有諷刺意味的。

三、中共並非西方意義上的政黨

中國的傳統文化把黨派視為一種社會禍害。孔子講君子“羣而不黨”，要求社會避免黨派之爭。中國的漢代曾飽受“黨錮之禍”，宋代和明代都因“朋黨之爭”而大喪元氣。但是，清末以來，中國從日本輸入了“政黨”這個概念，開始賦予政黨一詞以中性甚至正面的意義。在革命當人反對清廷的活動中，革命黨已經成為一個具有積極意義的新詞彙。

辛亥革命後，中國在政治上開始全盤移植西方的政治體制，包括西方的政黨政治。民國初年，中國出現了三百個左右大大小小的政黨。但是，這種移植從一開始就註定了難以成功，因為當時中國的情形跟西方實行政黨政治時的情形大不相同。西方國家的政黨政治是在民族國家和政治體制建立起來以後形成的一種競爭性選舉機制。在這當中，民族國家（即現代獨立國家）和憲法制度的確立是政黨政治的先決條件。而辛亥革命雖然名義上建立了中華民國，但其時的中國並非一個真正主權獨立的現代民族國家。

孫中山最早看到了二十世紀初中國面臨的最根本任務是建國而非其它，建國是所有其他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前提。如何建國？在國民黨並無經濟政治實力的條件下，唯有動員和組織社會大眾進行社會革命，通過社會革命把傳統中國轉變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獨立主權國家。所以，中國的政黨是以建國為目標的革命黨、建國黨，而非建國之後的選舉工具。由此，孫中山提出了“黨國”的概念，即由“黨”來建國。其邏輯是以黨建軍、以黨軍的力量統一中國，然後“以黨治國”。

從民國初年政黨政治的失敗到孫中山提出黨國概念，使得中國的政黨概念跟西方政黨開始有了差異。建軍和建國成了中國政黨的主要目標，這顯然跟西方建國之後在議會內部形成的競爭性政黨政治有很大不同。孫中山之後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實際上都是沿着“建國黨”而非“選舉黨”的道路在發展，用軍事力量建國成了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政治的核心內容。所以，上個世紀的國共之爭並非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之爭，而是建國的主導權之爭。究竟誰來建立現代民族國家？誰來設定中國的基本體制？誰來領導社會各界制憲？這是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衝突的根本。在這個爭奪建國主導權的過程中，國共雙方都力圖把自己定位為一個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政黨，而非西方那種代表只某一個社會羣體的黨（party）。蔣介石曾指責中共只代表社會中一部分階級（勞工階級），而自稱國民黨代表全體人民。同樣，中共則用統一戰線來凝聚全國民眾，指責國民黨只是代表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為了完成中國的現代建國，國共雙方都試圖把自己表述為全民的代表，雙方都把對方指責為少數人的代表。

中共在成立之初，是以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活動於中國。而歐洲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各國共產黨作為起源於西方的政治組織，儘管具有建立新政權的革命黨色彩，但仍然帶有西方政黨的一般特點，即是社會一部分人羣----工人階級的政黨。雖然勞工階級在社會中佔有大多數，但畢竟還是“party”，而非全體人民。有產者作為革命的對象，顯然不可能成為共產黨的一部分。中共在革命初期受第三國際的領導和影響，沿用西方政黨模式把自己定位為勞工階級的政黨，這對動員和組織勞工大眾起來革命和建國有着重要的意義。但是，如果僅僅把自己定位為某個階級的先鋒隊，而非所有人的政黨，在建國過程中就很難僅靠政黨的形式來凝聚整個社會。中共在井岡山時期雖然建立了自己的軍隊，雖然也以建國為目標，但整個政治理念還是深受蘇俄和西方政黨概念的影響。革命根據地建立的是“蘇維埃共和國”，蘇區的鈔票甚至以列寧的頭像為標誌。井岡山最後的軍事失利雖然跟中共的戰略戰術有關，但僅僅靠勞工階級的力量，缺乏統一戰線也是其侷限之一。

抗日戰爭是中共與時俱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個時期中共雖還保持有西方政黨（party）的色彩，但創造了統一戰線的形式把自己的影響擴大到全民。到上個四十年代後期，中共實際上已經完成了一個重要的轉型，即把共產黨和其他政治黨派聯合為一個創建新中國的統一戰線。這個時候，中共對實現中華民族的現代建國的意識已經超越了由西方輸入的階級鬥爭而成為主導思想。中共在1949年的建國證明中共已經完全不同於西方政黨，中共已經試圖在共產黨主導的政治框架中納入全體中國人民。天安門廣場的紀念碑是中國作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基石，這個紀念碑的碑文充分體現出當時中共建國的基本理念：“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國旗，1954年的制憲過程，都顯示出中共開始超越了階級政黨的範圍。中共後來在五十年代末開始陷入階級鬥爭為綱的陷阱，但二十年後開始撥亂反正，再度迴歸為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代表。

由此可見，中國在上個世紀形成的國民黨和共產黨跟西方政黨有着根本的不同。在西方，是先有國家，先有憲法，然後才派生出代表不同社會羣體的政黨政治，是國家和憲法制度催生出政黨政治。西方的政黨是建國後的選舉黨。而在中國，政黨在現代國家之先，無論是中共還是今天的其他8個政治黨派都產生於1949年建國之前，是中共動員和組織社會大眾建立國家，領導社會各界制憲，是政黨催生出國家和憲法，而不是相反。所以，在上個世紀，中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革命黨和建國黨，在今天，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民族復興黨”。只有瞭解了這一點，才能從根本的上理解今天中國執政黨在社會中的位置。

如果按照西方的政黨理論，中國的執政黨其實不算是一個真正的政黨。馬克斯·韋伯認為，如果一個政黨不是通過政治市場的自由説服而發揮功能，它就不再是一個政黨。阿爾蒙德和薩託利等人也是把不同利益訴求的諸多政黨競爭看成是政黨政治的根本。但是，如果説中國共產黨不是政黨，那又是什麼呢？從1921年到1949年，中共通過社會動員和革命完成了現代建國；從1949年到今天，中共一直有效地治理着中國，沒有任何其他政黨或政治組織能夠挑戰其領導地位。簡單説中共不是政黨確實很難説得通。這裏涉及到對政黨概念的界定。只有超出西方的政黨理論才能理解今天中國執政黨的性質。

西方政黨輪替的核心理由在於每一個政黨都是一個部分（party），既然是部分就沒有理由永遠執掌政權，就必須通過競爭性選舉進行輪換；而通過政黨輪換，執政者才能改變治國方略，才能照顧到上屆執政黨忽略的社會羣體。説到底，換黨就是換執政者和換治國方略。但是，如果一個黨不是部分（party），而是整個民族的優秀代表，那麼更換執政者和治國方略就成了一個政黨內部的換屆，而不是不同政黨的輪換。如果把中共建政後六十多年在治國方略上的變化與西方國家的政黨輪換作一個比較，我們會吃驚的發現，中共在自身內部的治國方略調整幅度遠遠超過了西方國家通過政黨更替實現的政策調整。美國戰後共和民主兩黨的選戰不可謂不激烈，但黨爭越激烈，政治變革就越困難。半個多世紀來，美國白宮和國會山在治國方略和政策上的變化雖有，但幅度卻相當有限。

反觀中國的政黨內部換屆，治國方略和政策的變化之大幾乎可用“革命”二字來形容。在毛澤東去世後的三十多年，幾乎每一次中共代表大會和核心層換屆都導致治國方略和政策的巨大變化。人們都很難否認這樣一個事實。從1979年以來，中國執政黨在執政理念上和治國方略上的變化實在太大，以致這三十幾年間，中國社會經濟政治面貌（並非指經濟發展）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我們把中國每十年間的報紙和執政黨的政策拿來對比，會發現其差別大得讓人震驚，以至於這三十多年的社會發展只能用“改革”兩個字來界定。筆者預測，中國未來五十年的發展仍然還會用改革一詞來界定，因為未來五十年中國發展仍將會隨着執政核心層的換屆而發生巨大變化，僅僅用發展這個概念遠不足以説明中國執政者在治國方略上的調整和變革。

中國的歷史與現狀決定了代表各種不同局部利益的西方式政黨政治並不實用於中國，中國的政黨模式必然是一種創新。中共作為一個政黨在形式上跟西方政黨有相似之處，但其代表性卻廣泛得多。在相當長一段時期，中國的執政黨都將是一個涵蓋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利益的政治核心力量。如果簡單地套用西方的話語體系來解讀中國的政黨政治，斷言中共已經自我消解了政治性，已經“去政治化”，這難免會跌入西方政治話語的陷阱。

餘論：李世默到底是什麼派？

一般説來，我寫文章都針對觀點而不涉及個人，但這次有些例外，想談幾句李世默究竟屬於什麼派。

儘管王琪批評李世默的文章嚴肅認真，就事論事，但還是有一點超出了討論問題的範圍，這就是他忍不住用李世默的身份來證明其觀點。王琪在文中這樣講到：李世默“去政治化的敍述的本質是要遮蔽和加劇現實存在的不平等，為階級地位和社會特權辯護。聯想到李世默作為一個風險投資資本家的身份和地位，我們就很容易明白這一點”。顯而易見，這種以討論對象的身份來證明自己觀點的方式有些不妥，這不是思想與思想的交鋒。

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範勇鵬則清楚地看到了李世默的思想既不屬於左派，也不屬於右派，他善意地用“保守派”來形容李世默的思想，儘管他認為“保守派”這個名稱也並不準確。

筆者以為，李世默和他創立的春秋研究院既不屬於中國目前流行的“自由派”，也不屬於“新左派”。在李世默和他的同道者看來，中國目前的激進“自由派”和激進“新左派”儘管尖鋭對立，但二者對歷史與現實的判斷在本質上並無不同。激進“自由派”常常以西方“自由民主“的名義把中國自秦漢以來的兩千多年曆史斥之為專制，並認為當下的中國政治並沒有擺脱傳統的專制主義。而激進“新左派”則以“革命“的名義把兩千多年的中國政治制度解讀為不平等的封建制度，把儒家思想看作是統治階級奴役人民的工具；在現實中，激進“新左派”則把改革三十多年的發展解讀為一個私有化和資本主義化的過程。

從思想淵源上看，激進“自由派”和激進“新左派”師出同宗，都源自上個世紀三十四年代左翼思想文化圈。在那個年代，左翼知識分子與共產黨一道在建國道路上共同奮鬥。但在中國完成了革命建國後，一些左翼文人在思想上遠離現實，仍然習慣於運用西方的話語來解讀中國豐富的社會現實，所以始終難以擺脱烏托邦情結。今天中國的激進“自由派”和激進“新左派”在政治光譜上都屬於左派，都秉承了“革命”知識分子的風範。今天的許多自由派言必稱哈耶克、弗裏德曼，但他們的思維方式和烏托邦情結正是哈耶克等人所尖鋭批判的。今天的所謂“自由派”與“新左派”之爭，在本質上是激進左翼文人中不同派別之爭，老路與邪路實為同一。

筆者以為，在中國的輿論場，李世默和春秋研究院在政治光譜中離“革命”知識分子最遠，確有範勇鵬講的保守的一面。春秋研究院的寒竹和文揚在若干年前就提出過“中華保守主義”的概念，並一直以保守主義自居。這個學派的保守色彩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對現有基本秩序的維護。儘管這個學派高度讚揚改革，也承認中國的高速發展帶來了很多社會問題，也承認中國的制度改革遠遠跟不上現實的發展，但不贊同對現實妖魔化和情緒化的描繪，更不主張把現有秩序推倒重來。

第二，對歷史傳統的維護，不贊同否定中華文明的民族虛無主義。這個學派堅持把今日之中國放回到五千年文明中來理解。歷史是綿延而不能割斷的。五千年文明、兩千大一統帝國文明、一百多年救亡圖存的現代建國曆程，中共建黨以來的三個三十年，是理解今天中國社會，理解未來發展走向最基本的依據。

從這兩點上看，李世默和他的同道跟當年英國保守主義的奠基人埃德蒙·柏克確有類似之處，説這個學派具有類似於英國式的保守主義色彩並不為錯。但是，把李世默們簡單看成是保守主義者還是不夠準確。這個學派的歷史主義比英國保守主義的歷史主義更為徹底，因為這個學派對歷史上發生的革命持一種同情和理解的態度。對於上個世紀中國發生的一系列革命，從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革命到中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學派堅持一種同情和尊重的態度。這跟埃德蒙·柏克否定法國大革命有根本區別。

所以，用任何一種派別，比如自由派、新左派或保守派，左派或右派來形容李世默及其春秋研究院的同道都是不準確的。如果一定要用一個“思想流派”來形容李世默和他的同道，可能“民族復興主義”這個概念更合適一些。這個學派一直堅持用中國人的眼光來看中國、看世界；一直致力於“化西為中”，把西方的優秀文化融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一直試圖創新中國人的話語。而這個學派所做的這一切，只是為了一個明確的目標，這就是中華民族的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