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什麼沒有《查理週刊》？-時代週刊

1月7日，法國諷刺漫畫雜誌《查理週刊》遭到恐怖襲擊後，美國媒體發表了數篇文章向民眾解釋《查理週刊》是一份什麼樣的雜誌，以及它為什麼這麼具有爭議性。

讓美國讀者感到陌生的，不僅是《查理週刊》的外文刊名，更是該刊物的整個理念。因為美國國內並沒有同樣定位的刊物。時政幽默雖然在美國頗受歡迎，但近幾年它們更多地出現在電視節目上——如《南方公園》、《每日秀》、《科爾伯特報告》（觀察者網注：後兩者中國觀眾更喜聞樂見的名字是《囧司徒每日秀》和《扣扣熊報告》）——傳統紙媒上則難見其蹤影。

事情並非一貫如此。事實上，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隨着《瘋狂雜誌》（MAD）、《單片眼鏡》（Monocle）、《現實主義者》（The Realist）以及《國家諷刺文社》（The National Lampoon）等幽默雜誌的湧現，諷刺作品曾在美國紙媒興盛一時——但由於受天時與人和雙重因素影響，紙媒上的諷刺作品對大部分美國讀者來説已成為歷史。

半個世紀前，撰稿者嘗試在內容上突破傳統，所以惡搞文章、笑話、卡通畫、連環畫以及色彩鮮明（有時低俗露骨）的封面圖片成為了當時幽默刊物的特色。美國社會動盪的六十年代，諷刺作品隨着國家一起轉型。1964年，《時代週刊》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式幽默“放下顧慮”，開始轉向性和死亡等曾被列為禁忌的話題，因為當代讀者“基本上不會感到震驚”。

《瘋狂雜誌》由威廉•蓋恩斯（William Gaines）和哈維•庫茲曼（Harvey Kurtzman）於1952創辦，在所謂的十年政治共識期內出版具有鮮明自由主義特徵的諷刺刊物。雜誌早期的撰稿者大部分是歐洲猶太移民者的後代，他們作為美國文化局外人，通過自身的視角批判麥凱錫主義和冷戰時期的偏執氛圍。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期間，《瘋狂雜誌》成為反主流文化的標誌；漫畫家阿特•斯皮格曼（Art Spiegelman）認為這份雜誌幫助塑造了反對越戰的一代人；學生爭取民主社會運動（SDS）的活躍分子湯姆•海登（Tom Hayden）稱，他是通過《瘋狂雜誌》走上了激進之路。雜誌的發行量在七十年代達到了頂峯，每期刊物的發行量約一百至兩百萬份。然而此時，《瘋狂雜誌》擴大了它的諷刺對象，以同等的力度嘲諷嬉皮士和統治集團，在雜誌的幽默原則中，無論持有什麼觀點，無論左派還是右派，都免不了被嘲諷。雖然《瘋狂雜誌》是少數至今仍在印刷出版的幽默雜誌之一，但自從1984年編輯阿爾•費爾德斯坦（Al Feldstein）離職後，雜誌的讀者量大幅下降。此後，該刊物更加商業化，開始登載廣告，最終導致粉絲們抱怨雜誌失去了自身的特色。

1971年9月2日，《瘋狂雜誌》發行人威廉·蓋恩斯在倫敦的雜誌促銷之旅中躺在街道上。

《單片眼鏡》是由一羣耶魯大學的法學學生於1956年創辦的諷刺季刊，雖然在吸金上不敵《瘋狂雜誌》，但在攻擊戰後循規蹈矩的氛圍方面，《單片眼鏡》則顯得同樣的大膽。撇開其他不説，《單片雜誌》以其特有的女性作品特色在眾多幽默刊物中脱穎而出，其女性撰稿人包括諾拉•依弗朗（Nora Ephron）。1964年，《時代》週刊登載的一篇文章形容《單片眼鏡》的主要諷刺對象為“政客、訟棍和政府，”儘管他們也抨擊文學潮流和美國的種族問題。最常被自由派民主黨編輯們嘲諷的對象是保守派人物和團體，包括理查德•尼克松、威廉•巴克利、約翰•伯奇協會以及巴里•戈德華特。雜誌編輯維克多•納瓦斯基將這份工作視為政治異議的一種形式，他對《時代》週刊説道，他發現社會“如此糟糕和荒誕，”所以不免要對其加以諷刺。（納瓦斯基後來成為《民族報》的編輯。）

《國家諷刺文社》發行於1970至1978年，由一羣哈佛畢業生創辦，他們曾經在哈佛大學著名的幽默校刊《哈佛諷刺文社》共同工作過。與《瘋狂雜誌》一樣，《國家諷刺文社》嘲弄政治人物、消費產品、大眾娛樂以及文化時尚。但它的語氣更為尖刻，雜誌畫面更加豔俗露骨。1973年《時代》週刊登載的一篇文章稱，《國家諷刺文社》主打嘲諷的特點是為“來自惡趣味前線的空洞滲透。”諷刺文社撰稿者的政治立場多元化，從無政府主義到自由意志主義兼容幷蓄，文社的編輯團隊一直堅稱他們的首要任務是刊物銷售，而非提供任何形式具有凝聚力的政治聲明。1973年1月，諷刺文社發行了其最具爭議性的封面專題，名為“死亡問題”。 這張封面照片為一隻狗被一把左輪手槍指着腦袋。照片上的文字為“如果你不買這本雜誌，我們就殺了這隻狗。”這是為了挑釁而挑釁的行為——這不禁使部分觀察者聯想到《查理週刊》也玩過類似的噱頭。

《國家諷刺文社》最具爭議性的封面專題

以煽動性形象示人，與《查理週刊》最相似的諷刺雜誌大概要數《現實主義者》，該雜誌由保羅•柯拉斯納（Paul Krassner）創辦於1958年。1967年，這份雜誌發行了其最聲名狼藉的刊物，包括“迪士尼亂交紀念版海報”（Disneyland Memorial Orgy Poster），在這張插圖上，迪士尼經典的動畫人物形象做出各種淫穢動作；以及“關於肯尼迪的書中被刪節的部分”（The Parts that Were Left Out of the Kennedy Book），這張插圖式的短篇小説描繪了約翰遜總統性侵肯尼迪總統的屍體。儘管擁有一票如莫特•薩爾（Mort Sahl）、伍迪•艾倫（Woody Allen）、吉爾斯•菲勒（Jules Feiffer）以及理查德•普賴爾（Richard Pryor）等著名的撰稿人，但這份雜誌一直屬於美國的“地下”媒體，始終無法像《瘋狂雜誌》或《國家諷刺文社》一樣擁有大批的讀者。

然而，無論是地下還是主流媒體，這些雜誌都未曾攻擊過宗教領袖和宗教信仰（《查理週刊》則因此而聞名），這是大西洋兩岸諷刺刊物的真正區別。事實上，在性、暴力和政治方面，美國的幽默大師打破了幾乎所有人們能想到的禁忌，他們並不畏懼直面強大的機構與個體。但除少數情況外，所有表演者——包括蘭尼•布魯斯（Lenny Bruce）、比爾•馬哈爾（Bill Maher）、佩恩（Penn）和特勒（Teller）——很大程度上都避免同《查理週刊》一樣，帶有敵意地攻擊宗教信仰。（特雷•帕克（Trey Parker）和馬特•斯通（Matt Stone）的音樂劇“摩門經”，温和地調侃宗教生活，最終給觀眾留下了“敏感”而“甜蜜”的印象。）

為什麼呢？首先，美國不贊同法國反教權主義的共和傳統。世俗主義是法國文化中根深蒂固，視為珍愛的一部分。然而在美國，宗教容忍——如果單從理論上看——一直被吹捧為國家價值，無神論者仍是美國最“不受信任的羣體”。其次是媒體選用的問題：將印刷媒介優先作為表達褻瀆內容的工具是法國革命歷史的一部分。在美國，相比報刊媒體，電視機和單口相聲才是美國人爭論和挑釁首選的平台。最後，在美國諷刺刊物的鼎盛時期——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光是性和政治，就足以為諷刺作家提供各式各樣的喜劇素材了。

如果《現實主義者》、《國家諷刺文社》和《單片眼鏡》等雜誌今天還存在的話，那麼他們可能會嘲諷激進的伊斯蘭教。我們也不能肯定。不管怎麼説，他們留下了一大批尖鋭的諷刺漫畫，中招的對象包括健在的總統、已故的總統，甚至米老鼠。但至於諷刺宗教人物的漫畫——那些好這口的人最好先看看法國的遭遇。

（作者薩沙•科恩是美國布蘭迪斯大學歷史系的博士生。她在其學位論文中探討了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美國幽默。McSweeneys網站刊登有她的諷刺作品。本文由觀察者網林可欣譯自《時代》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