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席勒：經濟學家有什麼用？

【今日（20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抵達瑞士小鎮達沃斯，將出席2015年世界經濟論壇年會，此次會議將於21日至24日舉行。除了李克強總理外，法國總統奧朗德、德國總理默克爾等全球40多位政要以及2500位輿論領袖、商業精英和媒體代表也將與會。21世紀開啓未滿15年，全球多地已發生過數次經濟危機，面對“全球新格局”下的各類挑戰，經濟學家們都在關注些什麼？】

從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和經濟出現衰退以來，各方面對經濟學界提出了越來越尖鋭的批評。在危機來臨前，只有個別經濟學家對其做出了預測，這使得許多人對開始質疑，經濟學家這個職業對社會到底有沒有貢獻。如果經濟學家連這種關乎民生大計的東西都預見不了，那要他們有什麼用？

確實，整個20世紀，經濟學家基本上沒能預測到任何一次重大的危機，包括1920-21年的美國戰後經濟不景氣，1980-82多國出現經濟衰退，其中最嚴重的則是1929年股票市場崩盤後爆發的大蕭條。我搜尋了這些經濟危機爆發之前的新聞檔案，發現經濟學家沒有提出任何警告。相反，各大報紙卻着重刊載了政界商界達官顯貴們的觀點，而他們往往樂觀過了頭。

整個20世紀，經濟學家基本上沒能預測到任何一次重大的危機

1980-1982年經濟衰退來臨之前，曾有經濟學家差一點就敲響了警鐘。1979年，時任美聯儲主席的保羅·沃爾克向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陳述，認為美國面臨的“經濟環境不容樂觀”，並且“需要做出艱難的決定，保持克制，甚至做出犧牲”。因為當時美聯儲有可能被迫採取重大措施遏制惡性通脹，再加上1979年石油危機造成的影響，有較大可能引發嚴重的經濟衰退。

然而，在整個20世紀中，每當有危機初露端倪時，經濟學界廣泛的共識卻是“一切正常、萬事無憂”。我遍尋資料，發現即使如凱恩斯、哈耶克和費雪等經濟學大師，也從未公開發表聲明預言大蕭條的到來。

據歷史學家道格拉斯·歐文記載，瑞典經濟學家古斯塔夫·卡塞爾是一個特殊的例子。1928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系列講座上，卡塞爾曾警告道：“全球性蕭條將持續很久。”但他對該問題的論述過於技術性（側重於貨幣經濟學和金本位），以至於未能在經濟學界鑄就新的共識；從新聞記錄來看，卡塞爾也沒能引起媒體的警覺。

有趣的是，鮮有新聞證據能夠證明經濟學界曾因未能預測大蕭條而引起過民憤。那麼，為什麼最近這次經濟危機爆發後，經濟學家們的遭遇如此不同？同樣都未能預見到危機的到來，為什麼經濟學家如今會如此不受社會信任？

一方面，可能是因為許多經濟學家都沾沾自喜地鼓吹“有效市場假説”，似乎讓許多人以為資產價格不存在崩潰的可能性。雖然包括我在內的少數凡人曾對股價房價過高提出過警告，但都被市場全知論的信徒們選擇性無視了。後來，股票和房地產市場雙雙崩潰，使經濟學家的公信力大受折損。

但即使如此，一味批評經濟學家也有失公平。醫生不能預測所有的疾病，而我們不會責怪醫生。因為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的病症是隨機的，即使醫生不能告訴我們未來一年會得什麼病，或者消除所有的病痛，我們仍然對他們力所能及的幫助感到欣慰。同樣，大多數經濟學家要面對的問題遠遠不止預測股市前景或失業率，對於他們的努力我們應表示感謝。

布魯金斯學會的羅伯特·利坦在新書《萬億美元經濟學家》中提出，經濟學家們為“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創造了數萬億美元的收入和財富。”鑑於經濟學家數量相對較小，這份貢獻聽起來似乎相當偉大。簡單的算術將便於我們理解這種説法。例如，（我即將就任主席的）美國經濟學會只有兩萬名會員；如果他們創造了2萬億美元收入和財富，那麼每名經濟學家創造的財富約為1億美元。

質疑的人可能會問：“既然經濟學家都這麼聰明，為什麼他們不是最富的人呢？”答案很簡單：大多數經濟思想是公共產品，思想的創造者不能申請專利或以其它方式獨佔思想。大多數經濟學家雖不算富有，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沒有使許多其他人變得富有。

利坦的書有個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他詳細地羅列了許多企業經營和經濟管理的小貼士，它們都是定價優化、銷售機制、壟斷監管、自然資源管理、公共產品供應以及金融等層面的小智慧。單獨來看，沒有哪條值得一萬億美元，但加在一起，利坦的結論便顯得有道理了。

約翰·齊格弗裏德2010年編輯了《學好經濟學，過上美好生活》這本書，強調這種創新對現實世界的影響：碳排放交易、勞動所得税抵免、低貿易關税、就業支持政策、更有效的貨幣政策、無線電頻譜執照拍賣、交通部門去監管化、延遲接受算法、開明的反壟斷政策、完全志願兵役、以及巧妙利用信用違約期權增加退休金儲備等。

利坦和齊格弗裏德在各自的書中都提到了許多經濟學創新的實例，它們證明經濟學家們做了大量極有價值的工作，他們通過認真努力提供確鑿的證據。是的，正如醫生們沒法預測疾病一樣，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沒能預測到金融危機；但是，正如醫生們一樣，經濟學家們給世人生活帶來的改善也是顯而易見的。

（觀察者網楊晗軼譯自世界報業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