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國第一場轉基因激辯 饒毅對陣顧秀林等反轉人士

2015年開始了，轉基因爭論的硝煙再起。1月18日下午，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饒毅參加鳳凰網組織的轉基因辯論會，再次公開邀請與反轉基因代表人物崔永元對話。“我以前請過崔永元先生喝茶討論轉基因，還沒有實現。如果鳳凰網提供茶葉，我很願意參加。”

此次鳳凰網“大學問”組織的討論主題為“激辯轉基因——生物安全、主糧應用與科學話語權”，參與對話的科學家支持轉基因的還包括：北京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院教授胡瑞法，中科院遺傳與發育研究所生物學研究中心高級工程師姜韜以及清華大學教授趙南元。持不同立場的則有來自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鄭風田，雲南財經大學社會與經濟行為研究中心教授顧秀林，清華大學教授劉兵和北京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田松。

參與辯論的嘉賓，自左至右分別為饒毅、鄭風田、田松、顧秀林。

饒毅呼籲：進行公開的理性討論

饒毅是國內支持轉基因研究的科學家之一，曾多次撰文或接受媒體採訪應戰“反轉”人士。在此次辯論會上，他對於有反轉基因人士因時間不合適未能參與感到遺憾，“應該提倡對轉基因這一重要公共事務進行公開的理性討論”，饒毅表示，輿論已經成為影響中國轉基因政策的重要因素，“建議以後還有幾次討論，保證支持和反對的雙方都完全不能因為時間原因而不能參加。”

在簡短的5分鐘發言中，饒毅指出中國目前的轉基因政策不僅矛盾、而且對中國不利。例如，中國不能種植國產的部分轉基因農作物，但可以進口和食用國外種植的轉基因農產品。

“如果轉基因食品不安全，我們就不應該食用國外來的產品；如果種植轉基因作物帶來環境安全問題，我們就不應該允許大規模在國內種植轉基因棉花”，他直指當前轉基因政策自相矛盾的尷尬。

饒毅最後呼籲，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轉基因，大家應該走在一起，在公平的場合進行不止一次的對話、辯論，“理越辯越明，也許能得到共識，即使得不到，為大眾提供可參考的基礎”。

鄭風田：既不要妖魔化轉基因，也不要神話轉基因

一直反對主糧轉基因化的鄭風田再度陳述：“糧食安全問題並非要靠轉基因作物種植才能解決。”

“公眾既不要妖魔化轉基因，也不要神話轉基因。”鄭風田説。他的核心觀點是，反對轉基因主糧化，但是可以發展棉花、玉米等非口糧轉基因作物。

鄭風田説，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人越來越關注食品的安全問題，然而中國有2億多分散農户，如果匆忙地進行水稻等口糧的轉基因種植，可能導致潛在的風險，不好控制。

鄭風田的擔憂在於，中國雖然各種嚴格的監管體系，但是卻沒有得到有效執行，轉基因也是一樣的道理，很可能存在監管不到位的問題。

顧秀林：“今天我不罵人”

“今天的辯論我不會罵人”，持堅定反轉基因立場的顧秀林如是説。此前她在微博等社交媒體上以言辭激烈著稱。

顧秀林主要研究領域為農業發展、全球化和經濟人類學。在此次辯論中，她大量引述轉基因研究的專業內容，包括再度搬出法國卡昂大學分子生物學家塞拉利尼2012年的轉基因玉米致癌論文，試圖表明獨立科學家的研究被壓制。

“轉基因作物不僅不能種植，而且也不能進口相關產品。”顧秀林説，科學家認為轉基因食品絕對安全，這是不正確的。她提出轉基因食品是否安全，既是科學問題，更是實踐問題，所以判斷轉基因是否安全應該看兩個方面的數據，一是實驗室，二是實踐，但轉基因安全的結論是在實驗室高度受限的條件下成立，條件一變結果就失效。

顧秀林説，她發現中國轉基因大豆進口審批檢測報告的科學實驗部分內容來自美國孟山都公司一則“廣告性質”的論文。顧秀林認為，如果一個科學產品的評估從起點就開始作弊，僅僅朝研發者的利益傾斜，依賴全面地一貫地壓制獨立科學家為公眾利益所做的研究而推行，那麼就無法進行誠實的、理性或者科學的辯論。

胡瑞法：讓數據説話

實際上，鄭豐田對主糧轉基因商業化的反對和顧秀林對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質疑，源於對轉基因技術的不信任。

長期從事發展經濟和農業技術經濟研究、近年來專注於轉基因作物政策研究的胡瑞法在辯論中以研究數據給出了答案。“轉基因技術經過有史以來最為嚴格的生物安全監測與驗證，未發現其食品安全問題。”胡瑞法説。

通過對美國《科學引文索引》論文（SCI）與轉基因農作物相關的9333篇論文的檢索與分析，其中數百篇研究安全性，而這些文章多數支持轉基因是安全的，百分之十得出“不安全”、“有風險”結論的論文經胡瑞法課題組追蹤發現，所有得出轉基因不安全結論的論文均被進一步實驗證明是錯誤的。

胡瑞法介紹，得出轉基因“不安全”或“存在風險”結論的論文一半來自同樣兩個實驗室，即法國的塞拉利尼（Seralini）實驗室和意大利的Malatesta實驗室，它們一再被科學界發現要麼存在實驗樣本少、統計方法不可信，要麼有實驗週期設計不合理問題，結論均不可靠。顧秀林引述的、著名的塞拉利尼論文，以撤銷告終。

胡瑞法認為，中國轉基因技術產業化近年來發展緩慢、大幅落後世界其他國家的現狀與公眾對轉基因產品的安全性認知相關。他指出，轉基因技術商業化陷入了無謂爭論的陷阱，在現有科技水平已經是安全的條件下，再激烈的爭論都是毫無意義的，只能助長謠言的流行，從而誤導廣大消費者並進而影響到政府的科學決策。

轉基因能極大地減少農民農藥中毒概率，顯著改善農民的健康水平。胡瑞法説，比如，1999年山東、河北兩省種植非抗蟲棉的農民施用農藥中毒的比例為22.2%，而僅種植Bt抗蟲棉的農民農藥中毒比例僅為4.7%。同時，轉基因減少了農民農藥使用量，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降低成本，促進了農民的增收。胡瑞法介紹，採對轉基因棉花和水稻的宏觀經濟研究結果表明，商業化種植抗蟲棉和轉基因水稻國家每年可以獲得52億美元的經濟福利，其中農民和消費者分別可獲得其中的64.6%和32.5%，而種子公司和科研單位獲利僅佔3%。因此，轉基因作物商業化最大的受益者是農民與消費者，而並非科學共同體。

田松：我有選擇愚昧的權利

從事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研究的田松為此次辯論帶來不一樣的視角。他認為，轉基因是科學共同體生產出來的產品，而科學共同體更傾向於做有利於他們的研究成果，而不是生產不利於他們的成果。

田松旗幟鮮明地表達自己的立場：要警惕科學，要警惕科學家。

他以美國轉基因種子公司孟山都為例，稱孟山都曾經在越南噴灑“橙劑”，對越南人民和越南生態造成傷害，“現在孟山都公司也生產轉基因，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它還會故伎重演。”田松表示，自己雖然不是科學家，但是科學史專家，當下科學及其技術為資本增值服務，不能夠為資本服務則會被迅速邊緣化。最後，轉基因帶來的傷害由廣大人民羣眾承擔，而受益者為居於資本上游的那些人。

“無論你（科學家）生產多少知識，我就是對轉基因無名恐慌，就是不喜歡不想吃，可不可以？”田松在辯論中主張應尊重羣眾不吃轉基因產品的“選擇權”，即便是“愚昧”的選擇權。

趙南元：關注轉基因安全本末倒置

“從來沒有見過有科學家聲稱轉基因絕對安全”，來自清華大學的趙南元針對顧秀林的發言進行回應。

“轉基因產品是相對安全”，趙南元説，轉基因是有目的地促進基因的變化，這種變化非常小，非轉基因誘變的話，變化是比較大、而且是人們不知道的，風險更大。

“因此我們特別去關注轉基因安全問題，而不去關注非轉基因安全問題，這是本末倒置，或者説價值觀的一個顛倒，我很不贊成。”趙南元表示。

轉基因作物的好處顯而易見。趙南元説，由於可以大量的減少農藥的使用量，使因農藥中毒而死的農民數量大幅降低。

“説到人應有選擇權，應該有選擇愚昧的權利。”趙南元對此不以為然，“這愚昧權就有點像生病的權利，你非要作的話，也可以算是一種選擇。但是好像人們都喜歡健康權，很少有人説我要有一個生病權，除非特別想請病假是例外”。

對於田松主張的有機農業，趙南元批駁説，中國的人均耕地面積不到一畝，如果統統“有機”起來，現場的人先得餓死一半，只是不知到時候該餓死誰，留下誰。

與會辯論的嘉賓，自左至右分別為劉兵、趙南元、姜韜、胡瑞法。

劉兵：轉基因首先不是科學問題

公眾對轉基因的知情權與選擇權是討論中的一個重要焦點。

劉兵在發言中強調，要保障公眾吃什麼的知情權與選擇權，對轉基因食品進行有效的標識管理都是必須的，否則可能侵犯民以食為天的選擇權利。商家利用消費者心理，放大非轉基因標識卻淡化轉基因標識的行為無疑不利於消費者分辨轉基因食品和非轉基因食品，侵犯了消費者的知情權。

劉兵説，鑑於辯論雙方因為專業背景並不對等，轉基因的爭議首先不是個科學問題，而是科學從實驗室走到實踐，在公眾懷疑、不能被説服的情況應該怎麼辦的問題。他認為，選擇不吃轉基因食品就如同某些人出於宗教信仰的原因不吃一些食物，或者選擇素食一樣應該受到尊重，“吃飯可不可以有個人的選擇？”

姜韜：轉基因安全性無可置疑

“今天我帶來了200張PPT，可以回答所有關於轉基因質疑的問題”，姜韜對辯論中的問題一一回應。

他對反方質疑轉基因實驗室檢驗做出回應：實驗室更加嚴格條件可控，可以把各個環節風險擴大來檢驗，並對現實的應用進行預判，通過驗證的轉基因作物並不存在安全的不確定性。

“轉基因食品中的核酸、蛋白質產物成分在人體消化道內被分解成小片段、肽段或者基本單位核苷酸、氨基酸，而且這一過程是不可逆的。無法進入編碼遺傳信息的基因組。”姜韜表示，“他們（反轉人士）對此經常有錯誤的表述。諸位屬於對轉基因知識的不確定，造成對轉基因安全問題理解的不確定，不是轉基因本身不確定。”

“消費者的選擇權是絕對的，公眾擁有選擇的權利”，姜韜在回應劉兵的觀點時指出，首先要消除的誤解是，並非發展了轉基因作物，公眾就沒有選擇餘地了，中國也不可能一夜之間都變成轉基因了。

但是他強調，知情權則是有邊界的，從科學知識的角度介紹到到什麼程度？ 還有強制標識轉基因成本操作難度大，而檢驗轉基因的成本也非常高。“問題是最終誰來承擔？”姜韜説，實際上，轉基因產品非常複雜，標識涉及到生產、運輸、儲存、加工等環節，需要區分轉基因和非轉基因品種，這在無形中就增加了產品的成本，最後只能由消費者來承擔標識轉基因的成本。

看到擴大共識的希望

持續三個小時的辯論結束了，但由此引發的思考遠未終結。正如主持此次辯論的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教授趙旭東在開場白中所説，不同的學者參與到轉基因的討論中，從人類的福祉考慮形成共識，與基層的人士互通有無，建立研究的規則，這才是此次辯論的意義之所在。

饒毅在最後對話環節提議，在第三方監督下由電視台全程錄像，進行轉基因食物之於動物安全的實驗，反轉學者在台下的交談中表示同意。

“既然因為多種原因，輿論對轉基因政策有較大影響，那麼就應該有依據事實的討論和辯論，一次公開的對話不夠的話，未來還可以有多次”，辯論結束後饒毅表示，重要的是，面向公眾的公開、理性的對話有助於在釐清科學事實的基礎上擴大共識，未來應該看到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