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奇帆：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有何風險？

【新年伊始，中國資本市場裏的大事接二連三，牽動着各方投資者的心**。而在市場波動的背後，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風險****更加值得深思。觀察者網專欄作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陳平教授推薦重讀這篇舊文。

陳平老師認為：新古典經濟學只講價格均衡的調節作用，現實競爭追漲殺跌放大振盪。黃奇帆從實踐中觀察到地方政府產業規模控制的定量規律，值得經濟學家、政府官員和企業家學習和研究。中國經濟學創新的源頭在地方政府官員，不在經濟學的象牙塔。張五常是第一個觀察到中國模式創新道路的經濟學家。我有幸在二十多年前就發現時任上海經委主任的黃奇帆對宏觀經濟的定量把握，超過我交往過的經濟學名家和投行金融家。中國有人才，中國有希望！盼望中國出現更多黃奇帆式的實幹家，而非本本主義的追風族。】

2015年1月20日，國家統計局公佈了2014年中國經濟運行數據，大家最關心的GDP，2014年的增速為7.4%，可以説，這一數據進一步印證了“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

那麼，如何適應這種“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和發展？20日，在重慶市級兩會上，重慶市市長黃奇帆有一番解讀，認為應當着重防範和應對中高速發展中的經濟風險。

以下是華龍網整理的黃奇帆錄音整理，為方便閲讀，俠客島（微信號：xiake_island）給大家加了小標題。長，但絕對值得耐心閲讀。

經濟靠什麼“穩增長”？

在中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的背景下，中央提出“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的宏觀調控舉措。我理解，經濟發展由10%以上的高速增長轉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這是新常態的顯著標志之一。大家要明白，我國仍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是第一要務，“穩增長”是前提，而“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又是“穩增長”的手段。沒有這四個手段，發展動力就會缺失，“穩增長”就穩不住了。

經濟靠什麼“穩增長”？

比如抓改革，去年我們搞基礎設施領域的PPP改革，吸引了1300億的國內外資金；搞國有企業集團五個路徑改革，吸引了1000億資金。這樣，就吸引了2300億。去年重慶經濟發展那麼快，基礎設施照樣上，政府性債務又削減了1000億，風險更加可控，這就是改革的動力。

又如抓開放，重慶這些年着力抓內陸開放高地建設，以大通道、大通關、大平台為依託，特別是開通渝新歐國際鐵路大通道，形成了江北國際機場空港、寸灘水港、團結村鐵路樞紐站三個國家級一類口岸，在旁邊配置了三個保税區。這樣，使得我們的進出口總額從原來的60多億美元變成了955億美元，六年時間翻了四番，這也是一個巨大動力。

再如調結構，重慶本來是老工業基地，“傻大黑粗”的東西很多。通過近年來的持續努力，我們形成了電子信息和汽車等戰略性支柱產業。去年全市工業總產值2萬億，電子信息和汽車各佔5000億，都分別增長了20%，其他支柱產業都增長了10%。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着重抓了產業集羣，汽車產業方面，我們集聚了國內外10個品牌商，同時形成了1000家零部件配套企業。電子信息產業方面，我們集聚了10多個品牌商和代工商，零部件企業有860多家。還有重慶的服務業，去年金融業和新型服務貿易增長快於一般服務業，這也是調結構的一個體現。總之，沒有調結構，穩增長也是一句空話，調結構也是一種動力。

還有惠民生，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發展的目的，也是發展的動力。這些年，重慶的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五有”目標和生態環保等民生支出佔比一直保持在50%以上，持續實施了22件民生實事，今年還將按照重點民生實事滾動實施機制的要求，重點辦好25件民生實事，這不但可以解決一大批羣眾反映急迫的問題，也會通過惠民生擴內需，促進消費升級，為經濟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那麼防風險呢？雖然重慶經濟近年來持續平穩健康發展，但仍然要時時敲響防風險的警鐘。  

中國經濟的風險何在？

我國經濟運行中的風險，主要是金融風險、債務風險、房地產風險以及產能過剩風險等。

比方説防金融風險，宏觀上就是要把握好融資結構。應大幅提高工商企業面向多層次資本市場的直接融資比重，引導商業銀行加大對實體經濟的信貸支持力度，規範和約束非銀行金融機構融資行為。

如果一個地方的發展，70%、80%的資金都靠銀行貸款，那就説明這個地方的金融有問題，搞得不活。一個地方的信託、租賃、小貸、抵押、擔保等非銀行金融機構得不到發展，高利貸、典當行、“老鼠會”等就會盛行，容易導致金融“三亂”。當然，如果一個地方50%、60%的融資都是靠利息比銀行高几個點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又會導致這個地方企業融資成本整體很高。

要更好地解決融資問題，關鍵是要努力推動直接融資市場、直接金融市場，通過股票市場、銀行間市場、企業債券等從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去年，重慶政府幫助企業籌集到一千四五百億的低利息、低成本的資金，都是從資本市場上來的，是直接融資。今年，我們提出新增6000億元融資，要做到25%來自直接融資市場，45%來自銀行，30%來自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前，我們的直接融資大體只有10%左右，希望通過加大直接融資的力度，能夠形成銀行、直接融資市場、非銀行金融機構45：30:25的融資比例。

經濟生活中，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產能過剩的風險，我恰恰認為這是最重要的風險。本質上講，市場經濟通過充分競爭才能有效益，這就必然會導致產能過剩，但產能過剩也有個度的問題。

比方説，一個企業研究開發出一個新產品，這就會形成一個新的市場。先做的人一馬當先，獨佔鰲頭，獲得效益最大化，這就是創新驅動的魅力所在。旁邊人看到先行者效益很高，羣起而上都模仿，之後逐漸會達到供求平衡。供求平衡了還要競爭，就會有個後來者居上的概念。後來者本事比你大，人才結構比你好，資本更密集，就會把老企業淘汰出局。這時候，市場就會產生過剩。

產能過剩有個經濟學邏輯：如果行業過剩10%—20%的時候會產生優勝劣汰，屬於良性競爭；一旦過剩超過20%，比如全行業過剩30%、40%甚至50%，幾乎所有企業，都會泥沙俱下，大家通通賠本，形成行業性虧損。現在中國差不多十來個行業，鋼鐵、電解鋁、玻璃、有色金屬、水泥等等都是如此。比如鋼鐵行業，市場每年需求6億噸，產能卻達到10億噸，嚴重過剩，行業平均利潤率在3%以下，企業普遍虧損。更嚴重的是，實體經濟產能過剩還會連累金融業，造成銀行壞賬，增加誘發金融危機甚至經濟危機的風險。

從這個意義上説，防止產能過剩，既是宏觀經濟問題，也是微觀經濟問題，每個行業、每個企業概不能外，傳統工業、房地產業、高科技產業、金融業都是如此，都可能在市場競爭中出現過剩。俗話説：“千做萬做賠本生意別做”，任何時候都要保持清醒頭腦，任何一家企業都要關注自身行業產能是否過剩。

縣長和企業家都不要碰過剩產業

這些年，重慶經濟之所以表現良好，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按照中央要求，堅決不碰產能過剩行業。

工業方面，8年前，全國每年煤炭產量20億噸，重慶有4000萬噸。8年間，我們嚴格控制煤炭行業新增產能，在全國產量達到50億噸時，我們還是4000萬噸。2000年，全國鋼鐵產量1億噸，重慶是600萬噸，現在全國10億噸產能，重慶仍然是600萬噸。由於沒有跟風而上，產能過剩行業佔比較小，我們工業面臨的壓力就較小，效益自然就好。

在房地產領域，要防止產能過剩，重在把握好六個比例關係：

一是城市建設用地。按照城鎮化規律，每1萬城市人口配置一平方公里建設用地，就能基本平衡。重慶主城1000萬人口，城市規模也就是1000平方公里。有些城市只有50萬人，卻搞了100平方公里，規模過剩就容易變成鬼城、空城、死城。

二是商品住宅。一般是人均40平方米，1000萬人就造4億平方米住宅，造得再多，房子賣不掉，房產商破產，銀行貸款收不回來，就會連累整體經濟。

三是商鋪，原則上每2萬元商業銷售值要配備1平方米商鋪。如果一個城市只有四五十億商業零售額，卻建了100萬平米商鋪，每平方米商鋪零售額不到一萬元，肯定賠本。

四是寫字樓，大體也是2萬元GDP配一平方米的比例，不能造得太多。

五是各類貿易批發市場，包括鋼材市場、建材市場、生產資料市場、傢俱市場等。現在有的區縣城，一搞批發市場，就想搞成義烏那樣100萬平方米、年銷售額100億元。中國畢竟只有一個義烏，從現實出發，我們舉全市之力搞一個是可能的，如果每個縣城搞一個，肯定過剩。

六是城市綜合體。這種集百貨零售、寫字樓、餐飲娛樂、住宅於一體的大型綜合體，一個區縣城奮鬥三五年搞一個，是能夠盈利的，如果一時興起，搞上五六個，量變引發質變，大家就都會虧本，這樣的生意做不得。

產能過剩不僅表現在傳統產業、落後產能，戰略性新興產業如果不按市場規律辦事，一哄而上，也可能出現產能過剩。比如光伏電池，那是高科技產品，是新興戰略產業，也是節能環保產業。但前幾年，全國大幹快上，產能嚴重過剩，照樣一年虧損幾百億。當年，長安集團也想在重慶搞這類項目，化醫集團也有投資衝動，但都被市政府壓下了，回過頭來看，這個決策是有先見之明的。

不管區縣長還是企業家，一定要牢記，賠本生意不做，過剩產能的事不做，要有基本的行業分析。

經濟風險的源頭是產能過剩，工業、服務業的產能過剩會帶動整個金融的產能過剩。同樣，金融如果不為實體經濟服務，自我循環、自我膨脹，也會搞得過剩，誘發金融危機，美國金融危機前車可鑑。這方面，沒什麼高端產業和落後產業之分。信託投資看似高端，搞自我循環，會遭遇過剩危機。縣城裏家家樓下搞小飯館，最後沒有顧客，也是全面虧損。反之，哪怕你是洗腳理髮，只要與市場需求匹配，經營得當照樣賺錢。

總之，有市場需求的產業才是好產業，我們搞調結構，關鍵就是把過剩產能壓下去，把有市場、有效益、有資金流量的產業發展起來。這樣，經濟發展才會順暢，保障和改善民生才能更有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