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克米尼·卡利馬基：美國不付人質贖金的代價 日本借鑑下
【又有人質落到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手裏了。IS昨日發佈視頻，恐嚇殺害兩名日本人質，勒索兩億美元。日本官房長官召開記者會，他表示，安倍指示兩點：一，盡全力確認事實現狀；二，與相關國家攜手，救人是第一位。
要不要支付這筆人質贖金？美國的教訓可供日本政府參考。《紐約時報》報道過很多歐洲國家為救出本國公民曾通過相關途徑向恐怖分子支付贖金，可是美國堅決拒絕採取這種策略，認為會導致更多的綁架事件。一名人質的母親稱，白宮官員告訴他們一家人，擅自支付贖金將被起訴。這名人質此後遇害。
本文原載《紐約時報》，觀察者網金紅梅翻譯。】
2013年，敍利亞新聞記者勞艾·阿波·阿爾約德與被“伊斯蘭國”武裝集團扣押的美國人質有一瞬間的眼神交流。
阿波·阿爾約德先生同其他幾十個犯人一起，被關押在敍利亞北部一個原來生產土豆片的工廠裏。一天，他被派去給其它犯人送飯。當打開二號牢房門上的小孔，他第一次看到了那三個美國人質枯槁驚恐的臉，他們是詹姆斯·弗雷、斯蒂文·索特洛夫和彼特·卡西格。
二十三歲的阿波·阿爾約德先生説他決心不但要救自己，而且可能的話還要幫其它犯人。他記下了監獄的樓層分佈，並仔細考察了它在阿勒波的位置。2014年5月獲釋後他極力爭取與敍利亞毗鄰的土耳其國內的美國官員會面。
敍利亞新聞記者勞艾·阿波·阿爾約德
他説他認為自己所掌握的信息非常重要，可以幫助救出這些美國人質。可是結果讓他非常失望。美國國務院的一名工作人員和一名合約僱員被派來跟他見面，但這兩人授權負責範圍僅限於敍利亞民間組織事務而不是人質問題。會面期間阿爾約德變得焦躁起來，堅稱自己能在地圖上準確指出監獄的位置，可是這兩個人只是含混地保證説會把他提供的細節和他的聯繫方式轉達給相關的調查人員。
阿爾約德説：“他們給我的印象是，比起救人，他們對收集情報更感興趣。我當時就能在谷歌地圖上指出監獄位置，可他們對這沒有興趣。”事實上，這些武裝分子會輪流使用不同的監獄，在那次會面時人質已經被轉移了。
美國政府説它一直竭盡所能通過外交途徑、情報收集、甚至軍事行動以救出人質。去年7月，美國就曾在敍利亞發動過一場失敗的突襲營救行動。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在一封用電子郵件形式發佈的聲明中説，美國已經主動向二十多個國家求助，請求它們提供援助營救關押在敍利亞的美國人質。可是阿爾約德所描述的與美國政府的官方立場形成反照，他的説法雖並不完全與華盛頓的口徑矛盾，但的確暴露出美國政府在解救人質的努力中存在體制上的欠缺。
《紐約時報》前此報道過很多歐洲國家為救出本國公民曾通過相關途徑向恐怖分子支付贖金，可是美國堅決拒絕採取這種策略，認為這會導致發生更多的綁架事件。可是通過與諸多人員面談得出的推論是，這一方針使得美國政府不願接觸那些宣稱掌握了有價值的情報或者對解救方案提出建議的人。這些被面談過的人包括人質親屬，前聯邦調查局官員，獲釋的人質以及那些自稱是“伊斯蘭國”中間人的敍利亞人。
過去的一年裏，隨着“伊斯蘭國”的崛起，本就棘手的人質問題變得更緊迫更復雜了。該組織已經用斬首的方式處死了一些拒付贖金國家的人質。在2001年“911”恐怖襲擊發生前的十年間，美國聯邦調查局通過直接與綁架者交涉救出了大部分人質。但是自從“基地組織”發動襲擊以後，伊斯蘭聖戰者們把綁架人質變成了一項牟取暴利的生意，所收受的贖金已達上億美元。據批評者説，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不但拒絕支付贖金，甚至越來越傾向於不考慮與綁架者進行間接或直接的交涉。
一些前聯邦調查局官員認為，“911”事件以後美國處理人質問題的方法導致錯失了很多機會，許多人質或許因此殞命。2003年退休的前聯邦調查局危機談判處負責人説：“不向恐怖分子妥協的原則一直就有，可是過去我們對它的解釋要靈活得多。在我看來，問題的關鍵是，我們現在把談判僅僅看作一種工具。”
其他六個目擊者的經歷跟阿波·阿爾約德的很相似——美國人質被綁架時，這六個人要麼在場，要麼曾跟他們關押在一起。2014年上半年，他們曾盡力向美國官員提供他們掌握的信息，希望能幫助解救人質。然而他們感覺那些官員沒有緊迫感，這使他們很受打擊。
相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幾個敍利亞叛亂武裝的指揮官身上。他們曾向美國官員提議自己可以在美國政府和敍利亞聖戰組織之間擔當中間人，收取數量相當可觀的現金作為酬勞。可是美國官員拒絕了他們的提議，理由是美國不與恐怖分子談判。
一個叛亂武裝分子説，在去年8月詹姆斯·弗雷被斬首之前數月，他曾將一名“伊斯蘭國”的酋長從敍利亞帶到土耳其的加齊安泰普，與美國官員代表團會面。這位酋長帶着一封“伊斯蘭國”授權他談判的信，可是美國官員拒絕與他談話。這個叛亂武裝分子説，“他們説‘我們不跟恐怖分子會面。你竟敢帶一個恐怖分子來見我們？’然後會面就被取消了。”“‘伊斯蘭國’知道美國人不會就贖金進行談判，這是為什麼他們開始屠殺美國人質。”
美國政府官員稱，在談判問題上不存在任何一攬子政策，沒有禁止調查人員與掌握可靠情報者或能見到人質者會面。一位聯邦調查局高級官員説，阿爾約德的情報“相對而言沒有什麼價值，”因為他將監獄地點報告給美國官方時，這條情報已是四個月前的情報了。一位奧巴馬政府高級官員表示，“不存在任何禁止與中間人接觸的指示，但前提是他們值得信任，且較可能對綁架者施加影響。”
一個引發熱議的方針
人質的家屬和布什政府負責人質談判的官員們表示，“911”事件後美國關於人質問題的政策意味着，政府不但不向綁架者支付贖金而且也不參與任何談判。批評者説這違背了聯邦調查局行動守則上一些由來已久的規定，這些規定對探員如何幫助人質親屬償付贖金提出了指導原則。批評者還指出目前的政策與2002年頒佈的一道總統密令相左。據兩位曾參與起草的官員説，這項總統令允許政府在特例中支付贖金，只要這筆錢是用於引蛇出洞抓住綁架者。前聯邦調查局行動人員諾艾斯納説：“當你説絕不向恐怖分子妥協時，有人把這句話理解成‘我們不與綁架者談話’。”
克里斯托斯·斯諾斯是一位聯邦調查局發言人。他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在處理國外人質談判問題上，聯邦調查局從2002年起就一直遵從這道總統令。由於這項總統令是保密的，他不能提供相關細節，包括政府是否為解救人質付過贖金。聯邦調查局公共事務辦公室主任説：“在調查國際人質綁架事件中，聯邦調查局優先考慮的是美國公民安全返國。由於每例綁架事件的具體情況不同，聯邦調查局一直與政府其他部門緊密合作，確保考慮到每一個可行方案。為了使這些方案實施起來行之有效，同時也出於對人質親屬的尊重，我們幾乎從來不公開討論相關細節。”
當這幾名美國人質在“伊斯蘭國”位於敍利亞的諸多監獄間轉輾並日漸萎靡的同時，至少已有十五名與他們一起關押的人質已經獲釋。這十五名人質除一人外全是歐洲人，他們的獲釋主要歸功於政府、僱主和家人主動強硬的交涉談判，其中包括支付贖金。
一些有着幾十年人質談判經驗的退休官員認為，除支付贖金外，華盛頓本應考慮其他辦法，比如請求卡塔爾等第三國從中調解，或交換俘虜。不久前，法國便成功地説服馬裏釋放四名“基地組織”成員，換取法國籍人質。
曾被關押在馬裏的法籍人質瑟奇・拉扎維奇被釋放後擁抱法國總統奧朗德
另外一種可能性是允許人質親屬自己支付贖金。兩位前聯邦調查局官員説，本世紀最初幾年這是人質獲釋的標準途徑。然而，這幾個美國人質的親屬卻被告知，如果他們支付贖金可能遭到起訴。而那些無視警告決定自己支付贖金的親屬在具體操作上則面臨無法克服的困難，有不少騙子裝作綁架者企圖騙取贖金，而政府對他們幾乎不提供指導。丹麥、法國、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成功贖出本國人質，雖然美國和這些國家都簽有情報共享協議，但積極營救人質的美國人卻無法知悉這些歐洲談判方是通過什麼渠道與武裝分子溝通的。
在這起人質事件結束前最後幾個星期，人質的親屬孤注一擲自己承擔起談判方的角色。既沒有受過專業訓練也沒有獲取機密情報的途徑，他們的舉措帶來了悲劇的結果。
被斬首的人質詹姆斯·弗雷是為《全球郵報》工作的攝影師和記者。這個網絡出版物的總編認為要確保他和另外兩個美國人質的獲釋只有兩個辦法。一是與綁架者交涉並支付一定的贖金，二是通過冒險性極高的軍事行動把他們強搶出來。參照歐洲人質安全獲釋的先例，第一個辦法是最明智的。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稱，政府知道人質親屬對官方交流溝通的方式有看法，這已經促使政府檢查政府部門對人質綁架事件做出的回應。這位發言人通過電子郵件宣稱，“政府在儘可能向人質親屬提供我們所能提供的一切信息的同時,要確保為安全營救人質做出的諸多努力不受破壞，並保證重要的情報線人安全不受威脅。我們必須保護這些情報線人，他們是我們賴以與卑鄙的恐怖分子作鬥爭的重要資源。”
人質回家
在20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人質談判由美國聯邦調查局全權負責。從1993年開始，到2003退休，諾艾斯納説他可以全權處理海外綁架事件。他的部門可以與綁架者交涉並指導人質親屬支付贖金，他的行動組解救了90%的人質。“我們自己不支付贖金，在官方口徑上我們也不提倡這樣做，但如果人質家屬想這樣做，我們持默許態度。國務院不喜歡我們的做法。我們主要的工作時調查犯罪和逮捕罪犯，但救出人質才稱得上真正的成功。通常不交贖金人質是救不出來的。”諾艾斯納和他的手下遵照的是聯邦調查局《調查行動手冊及指南》中提到的“是否支付贖金由人質親屬決定。”雖然這針對的是國內綁架，諾艾斯納在處理國際綁架事件時也遵從這一原則。聯邦調查局發言人斯諾斯先生拒絕對手冊中是否還有這句話發表評論。
諾艾斯納和另一位前聯邦調查局行動人員指出，“911”事件以後人質問題的重心從直接交涉轉向軍事解決。聯邦調查局只是眾多處理綁架事件的機構之一。結果是人質親屬常常受到互相矛盾的引導。
一名獲釋人質的母親説：“去年早些時候，所有人質的家屬都去了華盛頓。國務院告訴我們，與恐怖分子談判或支付贖金都是違背國家政策的；可是聯邦調查局卻説‘我們有多次與恐怖分子談判的經驗，我們將與你們一起去談判，幫助你們。’所以我們到底該聽誰的？”
據詹姆斯·弗雷的母親説，一名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先後三次告訴她和她的家人要是他們支付贖金，可能將遭到起訴。但他們決定不顧一切開始籌錢，這一舉措部分仰賴於查爾斯·瑞基尼的建議指導。瑞基尼有二十一年在聯邦調查局工作的經驗，現在是那個尋找詹姆斯·弗雷的保安公司的負責人。
作為聯邦調查局人質談判的老手，瑞基尼知道存在行動人員幫助人質親屬安排支付贖金的先例。他也指出了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在那道規定如何處理綁架事件的機密總統令中，有一種例外情況，只要政府利用贖金引蛇出洞，是以抓住綁架者最終拿回贖金為前提的，即可破例支付贖金。瑞基尼説這種例外情況只發生過一次，那是在2002年試圖解救被菲律賓恐怖組織阿布沙耶夫綁架的兩名美國牧師的行動中。據一位曾參與行動的官員説，這次解救並不順利：一個人質被殺而且三十萬美元的贖金只拿回一部分。瑞基尼説，“只要他們願意，高層領導們是有多種選擇的，包括付贖金，不管這筆錢來自人質親屬的還是政府。現在，他們不是沒有這個能力，而是沒有這種意願。”
一個令人膽寒的效應
在敍利亞內戰的外緣，一個雲譎波詭的秘密社會已經形成，諜報人員和軍事人員混雜在加齊安泰普等城市的咖啡館裏，那裏的聖戰分子和其同夥們靠向美國行動人員出賣情報謀生。其中的一名從敍利亞空軍叛變的白髮將軍現在為一股叛亂分子收集情報。他説他曾幫助尋找過詹姆斯·弗雷。據這位不願暴露身份的將軍説，一名“伊斯蘭國”的指揮官找過他，這個指揮官在想辦法脱離該組織，他聲稱自己能進到拉卡市內一所當時關押着這些美國人質的監獄，只要美國方面支付75萬美元並承諾政治避難，他可以把詹姆斯.弗雷秘密帶到土耳其。這名將軍説他派助手去美國駐土耳其大使館彙報，但那裏的官員給出的回覆令他失望。“他們根本不想知道細節，馬上否決了這個提議，只是反覆説‘我們不跟恐怖分子談判。’”當被問及有關這名將軍聯繫使館的問題時，美國駐土使館發言人表示應向華盛頓方面詢問，而華盛頓的官員則不願對這個特別的插曲發表評論。
另外兩個叛亂組織的戰鬥人員講述了相似的經歷，據傳其中一人曾在釋放丹麥、德國和意大利人質中起過作用。他們中的一個説，在去年7月美國解救人質的軍事突襲失敗後不久，“伊斯蘭國”派酋長特使帶着一封談判授權信到了加齊安泰普。他把這名特使帶去見一位美國情報官員，他只知道這位官員叫戴倫，但不確定這是否是真名。
“我見到了戴倫，可他拒絕會見那位特使。我跟他説‘酋長是來這兒談判的。’戴倫責怪我説‘我們不跟恐怖分子見面。’我跟他説‘如果你們不與“伊斯蘭國”會談，不把他們當做一個國家來交涉，會引起很糟的後果。’”
批評者們認為，美國的做法導致了一種遲滯狀態，情報線索往往得不到徹底的調查，提供情報者往往見不到美國情報官員，或者見面已經太遲了。
帕得諾斯先生在2012年被“基地組織”敍利亞分部綁架，綁架分子搶走了他的iPhone 3手機。在近兩年的關押期間，他以為綁架者為防止被發現一定早已清除了他手機裏的數據庫。在其家人向卡塔爾政府提出申訴後他終於獲釋。他用新電腦登錄了雲儲存系統iCloud，發現除了被綁架前他自己存儲的數據資料外，還有綁架者輸入的一些電話號碼。這表明他們一直在用他的手機。然而似乎沒有調查人員登錄過他的賬户或者曾利用它來追蹤他的位置。
與美國人質有過接觸的，還包括其他被關押的敍利亞和歐洲人質。他們説在美國政府跟他們聯繫之前，人質親屬的代理人就追蹤到他們的位置並和他們面談過了。他們中的一些人説曾很願意向美國政府提供多處監獄的具體位置等重要信息，可是美國政府的漠然反應使他們很困惑。
他們中有19歲的伯汀克先生，一名皈依伊斯蘭教的比利時人。2013年他前往敍利亞加入聖戰組織，卻被該組織武裝分子當做間諜，與詹姆斯·弗雷關押在同一間牢房。2013年秋天他剛獲釋回到安特衞普，《全球郵報》僱傭的保安公司就派僱員飛抵歐洲跟他面談。幾個星期後美國政府才派來自己的調查人員。幾個月以後聯邦調查局才派了一個速寫畫家請他提供監獄長的相貌特徵——這名聖戰分子是一名藍眼睛的荷蘭人。伯汀克説：“等聯邦調查局派人找我的時候，詹姆斯·弗雷和其他人質已經被轉移到別處了。”
聯邦調查局發言人解釋道，因為美國與比利時有情報共享協定，美國政府在派官員去見伯汀克之前就已經從比利時政府機構獲取了他提供給它們的信息。在聯邦調查局工作過二十年的瑞基尼對此反駁説，政府間共享的情報通常只是概要，不能代替調查人員通過面談獲取的具體情報。
人質親屬擔當談判方
幾個月看不到任何進展，而且解救人質的軍事突襲又不成功。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人質的親屬試圖跟綁架者直接接觸。隨着人質一名名被斬首，親屬們鋌而走險的意向變得越來越強烈。到2014年9月，詹姆斯·弗雷和斯蒂文·索特洛夫都已被殺害。這之後不久彼特·卡西格的家人從《泰晤士報》的一名敍利亞僱員處獲悉，一個自稱穆罕默德酋長的人説自己是“伊斯蘭國”的談判代表。
斯蒂文·索特洛夫的母親雪莉請求IS釋放自己的兒子（視頻截圖）
弗雷的母親戴安説，一名白宮官員告訴他們如果支付贖金將被起訴
彼特·卡西格的父母請兒子的一個朋友在9月22日去土耳其見這位酋長，他們在距敍利亞邊境很近的尚勒烏爾法市內一個購物中心見了面。這位酋長的手機上有一張他跟丹麥人質丹尼爾·奧托森在他獲釋那天的合影。
丹尼爾·奧托森與彼特·卡西格在一個牢房裏關了幾個月，他的家人支付了約計430萬美元的贖金。瑞基尼説這筆錢是由他的朋友家人籌措，然後由丹麥政府安排途徑轉交給了聖戰組織。美國政府不向人質親屬提供這樣的幫助，而為營救人質奔忙的普通美國人是無法確定許多細節的，比如這位酋長是否對丹尼爾·奧托森獲釋真的起過作用。
據三名目擊者説，會談一開始這位酋長就提出彼特·卡西格的家人需要先付十萬美元來證明他們對談判有“誠意”。據這位酋長當時在場同夥之一説，“伊斯蘭國”軍方意在索取兩千萬美元贖金。可是他們連談判的第一步都沒有通過。彼特·卡西格家人的談判代理請求能有幾天時間來考慮這一提議。
與彼特·卡西格的家人商議之後，談判代理回答説如果沒有證據證明這位酋長能確保彼特·卡西格獲釋，他們不會付這十萬美元，而且還説要籌措這筆錢彼特·卡西格的父母要抵押他們的房子。據這位酋長當時在場的另一名同夥説，談判代理還提議這位酋長能給他們一份彼特·卡西格的錄音來證明他還活着。與提供這次會談細節的其他兩人一樣，這個目擊者也由於害怕激怒“伊斯蘭國”而不願暴露身份。
他説這個提議激怒了這位酋長，他指責這些美國人懷疑他的信用。接下來，這名酋長對他説，“告訴家屬他們會在電視上看到他還活着的證據。”
11天后，YouTube網上出現了一段錄像——彼得·卡西格跪着，身旁是揮刀的行刑者。
阿爾約德認出了那張蒼白的臉，他曾透過二號牢房門上的小孔看到過彼特·卡西格的臉。
阿波·阿爾約德説，自己沒有被殺純屬僥倖。在被俘的158天裏，他兩次被帶出去斬首，只是在最後一刻才被赦免——因為聖戰組織成員認出他是各叛亂組織間交換俘虜所需的人質之一。
一名美國國務院女發言人説，當阿波·阿爾約德終於獲釋並有機會報告他所目擊的一切，美國政府派了一名國務院工作人員和一名合約僱員與他會面。“這兩人不處理與人質相關的事務，這一事實當時就已與阿波·阿爾約德先生説得很清楚。” 這位發言人還説，“這兩個人或者其他任何人接收到的任何與美國人質相關的信息，都已經通過適當渠道得到了傳達。有人認為這些情報中可能包含有用的信息，可能使被拘為人質的美國公民安全返國，事實證實這樣的想法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在與這兩人會面後的幾個星期裏阿波·阿爾約德先生等着有人和他電話聯繫，可是他沒有等來。他説：“我一直認為美國總統有足夠大的影響力來重組世界格局，我很失望他連把這些人質救出來都做不到，我知道就連敍利亞規模最小的叛亂武裝都能把自己人救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