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 槍響了，西方才給了阿拉伯平等

歐盟年初首次28國外長會1月19日結束，會議釋放出一個重要信息：歐盟將與阿拉伯國家合作，共同實施“反恐”。雖然會議決定繼續維持對俄羅斯的制裁，但畢竟，巴黎街頭的槍聲聽起來比頓涅茨克機場的炮聲更可怕，烏克蘭的問題已退居其次，至少不如去年那麼重要了。

德國外長施泰因邁爾説得明白，巴黎襲擊案“改變了歐洲和世界”。他説：“今天，我們必須討論我們須採取的行動，包括增加與穆斯林國家的交流。”

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兼歐盟委員會副主席莫蓋里尼與阿拉伯國家聯盟秘書長納比勒·阿拉比的會晤。歐盟方面指出，這是兩人歷史上首次“一對一”的會晤。莫蓋里尼在會晤後表示：我們“也許是第一次有了對合作必要性的真正深刻的認識”。

據她的披露，首批參與“反恐”合作計劃的穆斯林國家包括了土耳其、埃及、也門、阿爾及利亞和海灣地區國家。

這的確是一個新的姿態。看上去很美，交流、合作、共同面對。

然而，作為一個連續的故事，其中似乎有個因果關係鏈條：西方媒體過分放縱的言論自由，一再激怒穆斯林，引發了極端勢力的暴力反應，而帶有震撼性的、越來越逼近西方心臟的襲擊事件，終於促使西方“第一次有了對合作必要性的真正深刻的認識”，並着手啓動合作。

合作需要平等，以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為基礎。以前卻沒有這個基礎，後來槍響了，人死了，就在眼皮底下，於是總算有了。新局面是打出來的。

西方斷不會公開承認這個因果關係，更不會接受進一步推論——原本可以平等合作，原本衝突不至於這麼激烈，如果西方早早懂得相互尊重，不那麼狂妄傲慢，不濫用話語霸權，在涉及非西方文化、非基督教信仰等敏感領域約束其言論自由，何至於鬧到這個地步？

這是打死也不能承認的。就好像是提前要堵住別人的嘴，英國首相卡梅倫一邊強調反恐和安全，一邊還在走火入魔地為言論自由教條辯護。針對教皇方濟各可以對侮辱和嘲弄他人信仰的行為“回報一拳”的表態，他反駁説，“我認為在一個自由的社會，人們有權利冒犯他人的信仰。……我們必須接受報紙、雜誌能夠在法律允許的限度內出版冒犯性的言論，這是我們應該捍衞的。”

仍然是一種絕對化、不加區別、放之四海的教條主義態度。不可救藥。

西方與阿拉伯國家的“反恐”合作有一個他們不願承認的因果關係：是放縱的媒體言論自由使伊斯蘭極端勢力日益激進。

內在的自相矛盾

從1月7號襲擊案，到19號外長會，若將這12天時間視為一個特殊的歷史片段，那麼從觀察者的角度看，這個片段恰恰就是整個西方社會面對巴黎襲擊案這個突發刺激的一次集體反應。

一般來説，一種文明的深層特質，在這種刺激-反應模式中看得最為清楚。正如當年中華文明在鴉片戰爭刺激之下的反應，日本文明在“黑艦事件”刺激之下的反應，日後都被學者們引申出很多關於各自文明特質的討論。

到目前為止，西方的應激反應突出表現為兩點：一、繼續高調為西方的言論自由辯護，為此不惜再次激怒十幾億穆斯林；二、試圖尋求與穆斯林國家合作開展全球“反恐”，為此做出了平等和尊重的姿態。

這其中的自相矛盾顯而易見。

如果將言論自由視為一種權利，那麼它主要是下層人民挑戰上層權威的一種武器；對這種權利的珍視，體現的是歷史上人民反抗王權這一革命傳統的繼承發揚，但在今天，卻與西方自身作為世界領導者的身份相矛盾。

如果將其當作一種權力，就像西方媒體在毫無顧忌地針對非西方國家和本國少數民族説三道四時所體現的，那麼它主要是作為一種實施帝國主義統治的手段；對這種語言暴力的堅持，又與西方自身所承擔的全球治理責任相矛盾。

總之，只要西方仍然將言論自由當作一種絕對化和教條化的標準，仍然任由那些還深陷在帝國主義文化中自我陶醉的媒體人胡作非為，任何真正的平等合作都不太可能。

《查理週刊》遇襲後，約40名各國政要手挽手上街聲討恐怖襲擊案。

目前尚不知道應邀參加“反恐”合作的穆斯林國家會提出哪些合作條件，按理説，它們至少應該要求西方改變其根深蒂固的帝國主義態度。這個問題在西方與阿拉伯世界的關係上表現得最為突出。從冷戰後西方實施的中東戰略上不難看出，其背後的帝國主義邏輯甚為明顯——其一、大國有保衞其遠方利益的權利，包括軍事入侵； 其二、前殖民地人民是次等的，權利小，品德差，要求少，可以隨意虐待。至於所謂的主權，不過是在後殖民時代亂中取勝的一羣獨裁者和小暴君披着各種形式的民族主義外衣所竊取的權力，沒有合法性，可以隨時推翻。

西方當然可以繼續堅持這種態度，但這顯然與21世紀的“全球治理”概念格格不入。

全球治理的基本含義

根據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的觀點，“全球治理”是指“定義、構成和斡旋國家、文化、公民、政府間組織和非政府組織及市場之間跨境關係的法律、規範、政策與制度的總和。它包括體制、政策、規則、實踐、規範、程序和舉措的總體，國家和公民據此試圖為他們應對跨國挑戰（如氣候變化和環境惡化，核擴散及恐怖主義）帶來更多的可預測性、穩定性，並維持新的秩序，這些問題超出了單個國家的解決能力。”

這段話的內容無須過多解釋。全球金融危機，不僅超出了單個國家的解決能力，也超出了G7和G8的解決能力，於是不得不構建G20這個更大的合作框架。全球“反恐”更是如此，如果將9·11之後的“反恐”以及美國領導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比作G7模式，那麼以此次歐盟外長會為標誌，G7也要轉為“反恐”的G7+12了（按莫蓋里尼的“點名”，土耳其、埃 及、也門、阿爾及利亞4國和海灣地區國家，即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爾、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阿曼8國，共計12國。）若按G20的算法，將歐盟單算一國，正好也是G20.

無論如何，這個新框架值得期待，也很高興看到歐盟終於“也許是第一次有了對合作必要性的真正深刻的認識”。隨着合作的深入，西方終將學會平等和尊重，學會妥協和折中。

言論自由是一個偉大的文化，在歷史上起過推動人類進步的巨大作用，但絕對化和教條化的言論自由卻是反動的、低劣的、不負責任的。在21世紀這個呼喚有效的全球治理的今天更是如此。在此借用愛德華·薩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中的一段話，以為警醒：“我們希望我們的聲音能被聽到，因此我們時常可能忘掉，這個世界是一個擁擠的地方。如果每個人都要堅持自己聲音的純粹性和至上性，我們得到的將僅僅是無休止的爭鬥聲和血腥的政治混亂。”

如果不放棄全球治理的理想，就要放棄言論自由教條的虛妄。希望西方政治領導人和意見領袖們早晚能明白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