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網批高校教師抹黑中國 點名陳丹青賀衞方

1月24日，求是網刊發寧波市委宣傳部徐嵐的評論，題為《高校宣傳思想工作難在哪裏？》。文章指出，抹黑中國正成為當下某些人的時尚追尋，一些教師運用他們手中的知識權力影響青年人，不斷地抹黑中國，文章提到了賀衞方、陳丹青兩人。

陳丹青曾在清華大學任教4年（2000年至2004年），賀衞方自1995年起在北京大學任教，現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賀衞方1月24日凌晨在微博中稱，所謂法治，就是任何權力都必須居於法律之下，而不是在憲法和法律之上還有一種更高的權力。假如那樣的邏輯也成立，那麼秦始皇的統治也可以説成是現代法治。

陳丹青與賀衞方

以下為《高校宣傳思想工作難在哪裏？》全文，作者為寧波市委宣傳部徐嵐，原文鏈接在此。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最近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指出要將高校作為意識形態工作的前沿陣地，壯大主流思想輿論，切實加強高校意識形態引導管理，做大做強正面宣傳，管好導向、管好陣地、管好隊伍，堅決抵禦敵對勢力滲透，牢牢掌握高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話語權，不斷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

自去年11月14日《遼寧日報》發表了題為《大學老師，請不要這樣講中國》的公開信，批評一些高校教師把大學講台當做情緒宣泄的舞台，把中國當成負面典型的案例庫，“呲必中國”這個陌生詞彙開始在互聯網上火速傳播。儘管有人對《遼寧日報》的監聽行為是否符合倫理提出質疑，但是這場論戰的確引起了更多人對高校意識形態問題的關注和思索。

“呲必中國”究竟是不是當今高校普遍存在的現象？它是否已經嚴重到了必須要整治的程度？高校教師的言論自由要如何保障？這是當前輿論場上爭議較大的幾個問題。前不久香港著名演員趙雅芝天安門前為國驕傲的微博招來一些網民的謾罵，不難看出，的確有那麼一些人是把抹黑中國當成時尚的，無論真相如何，他們永遠站在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對立面。這種社會心態的產生，與高校教育不可説毫無關聯，我們都知道，教師不同於一般的職業，他們運用手中的知識權力，足以影響整整一代青年人，而這些人，本該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希望。

2014年12月10日，在廣東省委老幹部局與廣州市委老幹部局舉辦的學習四中全會報告會上，賀衞方上台做報告

環球時報21日發表社評文章《高校宣傳思想工作是難啃的硬骨頭》，在筆者看來，要守護高校這塊意識形態工作的前沿陣地，至少有三塊硬骨頭要啃。

高校教師的哪些言論觸犯了意識形態的“底線”？如果不能從制度上建立這樣一個標準，越界的言論就會繼續在高校、在媒體、在互聯網上肆意傳播。目前互聯網上各種觀點爭鋒激烈，有人認為這是網絡空間自由開放的必然結果，但是也必須警惕亂戴帽子、亂貼標籤的輿論暴力行為。什麼樣的言論是“越界”的，與社會主流價值觀對立的？是不是隻要將中國作為負面案例就理所應該遭到炮轟？是不是隻要批評中國就違背了中央關於宣傳思想工作的要求？批評和抹黑的邊界到底是什麼？這些問題不解決，就必然會導致輿論場上亂成一鍋粥、站隊不站對的現象氾濫，不利於多方思想的交流。尤其在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今天，抗拒西方思想文化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事情，那麼高校教師應該堅守的政治和道德底線究竟是什麼，都應該有明確的界定。拒絕抹黑的同時必須允許適當、理性的批評，才能促進當今社會的進步，從而贏得這些高級知識分子對黨委政府的擁護。《意見》已將高校意識形態工作放到一個極端重要的位置，近日也有不少教師感受到了壓力，甚至有人開始刪除微博上的不當言論，但是要想真正肅清高校的負能量，還需要更加細化的規則，讓這些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不敢抹黑，不能抹黑，不易抹黑。

2014年8月23日，賀衞方稱“（香港特首）愛國愛港標準何在，誰界定？大難！”（注：原文為“大”）後此條微博被刪除

加強和改進高校宣傳思想工作不能止於課堂。高校教師通過微博、微信傳播西化思想已經不是個例，高校教師不同於普通民眾，他們獨特的思想和崇高的社會地位很容易在互聯網上形成一定的影響力，甚至有網民將這種“大膽”錯誤地理解為“敢言”。這個時候，他們已經跨越了高校，影響的是六億多互聯網用户。賀衞方在微博中大談憲政（觀察者網注：賀衞方1月24日凌晨0時05分發表微博稱，【語言】我們都生活在語言的世界裏，任何人都需尊重語言的確定性。例如，我們不能把一隻鹿硬生生地説成馬，也不能把反法治説成法治。所謂法治，就是任何權力都必須居於法律之下，而不是在憲法和法律之上還有一種更高的權力。假如那樣的邏輯也成立，那麼秦始皇的統治也可以説成是現代法治。），陳丹青在其微信公眾帳號以《大家別去美國！一個愚蠢而落後的國家》為題，內容卻是對美國的過度美化，誘導效果可見一斑（觀察者網注：該文章自2011年開始在網絡上流傳，署名陳雨歡）。高校意識形態工作任重而道遠，必須不留死角，高校教師應該成為傳播社會正能量的主力。（觀察者網注：陳丹青曾在2014年4月比較中國人與歐美人的道德境界問題。他稱，歐洲和美國社會的道德觀、家庭觀、良性的人際關係、清晰的社會底線、人羣的集體教養，全都有。在那裏你會找回温良恭儉讓、禮義廉恥信等等，中國反而沒了。）

如何提高教師和學生對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認同？如何讓學生不再對負面新聞情有獨鍾？如何讓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再只是一些僵化的理論？正像環球時報所指出的那樣，宣傳思想工作如果只是被機械地、應付檢查式地推廣，那麼到頭來就是或者沒什麼效果，或者搞出相反的效果。筆者時常聽到有人將“宣傳”和“形式主義”聯繫到一起，這提醒我們，掌握意識形態工作話語權，必須創新宣傳方式，運用互聯網思維，讓正能量變得生動起來。就拿近日張萬年逝世來説，在大眾娛樂時代，網民的關注點被娛樂明星吸引本是無可厚非的事情，但是對政治人物過於僵硬的宣傳方式同樣值得反思。多數老百姓對於領導人只存在一個輪廓式的印象，而沒有深入的瞭解，這與我們國家淡化對政治領袖的生活報道大有關聯。媒體對歌手的私人生活肆意添加情感色彩，卻對領袖的生活避而不談。直到張萬年逝世，多數百姓仍然不瞭解這個令中央領導人沉重悲痛的將軍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沒有了解，紀念就可能淪為一種形式。

《意見》不只是一道行政命令，而要讓它內化為教師內心的價值標尺。主流價值觀不是僅僅停留在書本上的一行行勒令教師講授、學生背誦的語句，而要讓它變成可以印刻在每個人心裏的鮮活形象，讓每個人能夠心甘情願地接受正能量的薰陶。筆者相信，“呲必中國”之亂象終會根除，而“教育正是一切社會里把惡的數量減少，把善的數量增加的唯一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