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希臘變天對西方的挑戰

希臘一向被視為西方文明的發源地和搖籃，尤其是古典民主就誕生於此。然而，2015年1月25日，一場改變希臘歷史的選舉震撼了整個歐洲：反對緊縮政策、反對與歐盟達成的救助協議、主張賴掉一切債務的極左派政黨左翼聯盟黨以極大的優勢獲勝。這也是戰後歐洲歷史上第一次一個極端政黨主導建立政府。

西式民主危機來源於貪慾

雖然極端政黨上台還不能立即下結論説希臘的民主就要成為歷史。但歷史上希臘民主已經經歷過滅亡的命運，並從此令西式民主一詞千年在西方成為貶義詞。非常“巧合”的是，希臘古典民主的滅亡和今天希臘的局勢有着相同的因素：即民眾無止境的貪慾。

古希臘為了滿足民眾對財富的追求，不得不走向對外擴張的道路（但並不妨礙西方炮製出西式民主和平論），並在戰爭中走向毀滅。上世紀七十年代希臘建立西式民主後，便迅速重蹈古希臘的命運：不顧自己的經濟能力竟然建立了堪稱荒唐的福利制度。比如一年領14個月工資，每年6個星期的假期，平均退休年齡53歲（歐盟平均67歲，未來計劃到70歲），退休金佔工資的九成以上（法國約為50%），而且同樣可以一年領取14個月。更荒唐的則是：已經去世的公務員的未婚或者已婚的女兒，都可以繼續領取其父母的退休金；公務員們每個月可以享受最高達1300歐元的額外獎金，而獎金的名目相當隨意而奇詭，比如會使用電腦、會説外語、能準時上班。而所謂的準時上班，是因為很多人一年中有7個月在下午14點半就下班了！要知道希臘不過1100萬人，公務員竟然高達100萬（那些指責中國公務員的公知們可否想過西式民主的發源地希臘？）

希臘左翼聯盟黨上台，震驚整個歐洲，圖為左翼聯盟領導人齊普拉斯

這一切的根源則在於希臘民眾為了爭取高福利，用選票選舉承諾高福利的政黨上台；政治家們為了上台掌權，則不斷提高福利水平。所以也難怪美國媒體諷刺説，希臘人像億萬富翁那樣消費，實際上連百萬富翁都不是。

這樣離譜的高福利自然導致災難性後果。它的債務和財政赤字佔GDP的比重都遠遠超過加入歐元區的標準。然而，希臘花了三億美元，請來高盛造假，就神奇般地於2002年成功加入歐元區。於是各政黨在歐元區的懷抱中擊鼓傳花般的享受下去，甚至還斥160億美元的巨資舉辦了2004年奧運會。一個西式民主國家把國家治理當成如此兒戲，真可謂歎為觀止。

紙終竟是包不住火的。到了2009年一切都再也玩不下去時，國家瞬間陷入破產境地，並引發了撼動歐盟的主權債務危機。為了自保，歐盟不得不對希臘伸出救援之手，但條件也同樣苛刻：減少各項福利、減薪、增税、大幅裁減公務員和私有化。更重要的是，救助款主要用於償還債務而不是發展經濟和救助生活困苦的百姓。希臘頓時從人間天堂墜入人間地獄：經濟縮水25%，多年來失業率一直在20%以上，2014年高達26%，年輕人失業率更超過60%。一向以全球自殺率最低而著稱的國家——而且根據宗教習慣自殺者不能下葬的——希臘，竟然自殺蔚然成風。

希臘民主制度失敗的啓示

終於，忍耐了五年的希臘民眾再也無法忍耐下去了，五年的困苦生活也令非理性的民粹主義迅速抬頭。一個幾年前還名不見經傳的極左小黨，竟然成為全國第一大黨，並以極大的優勢贏得國會多數，擁有組閣的能力。而它的競選口號除了對“三巨頭”（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洲央行）説不外，就是許諾重新向希臘民眾提供各種社會福利，包括全民醫保、最低工資等福利。儘管希臘所有的錢包括政府運作的錢都是借的。

希臘民主的前世今生，至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是西式民主制度無法遏制大眾貪慾，相反為了滿足這種貪慾而不得不採取災難性的經濟政策。整個歐盟和美國雖然還沒有到希臘的境地，但債務佔GDP的比重都已達到或者接近100%的程度。更為可怕的是，這種狀況整體上仍然處於繼續上升的態勢。更令人猜疑的是，希臘可以隱瞞真相，可以造假，難道其他國家就不會？現在的數據是否就是真相，恐怕誰也不敢打包票。畢竟，美國偽造證據發動伊拉克戰爭世人還仍然歷歷在目。

二是當經濟災難發生時，西式民主制度無法避免極端民粹政治人物的產生。三十年代經濟大危機，可以令西式民主選出導致人類文明大災難的希特勒，今天的經濟危機則可以令希臘選出極端政黨。而且雙方選出極端政黨的理由也非常相似：國際社會帶給自己的屈辱感、憤怒以及經濟災難帶來的痛苦。這一點可以從法國《世界報》對希臘選民的採訪中得到強烈的體現：“在危機的幾年中，希臘在全世界被污辱，我們要重新找到我們的尊嚴”、“歐洲和整個世界已經羞辱了我們，現在輪到我們出牌和復仇了”、“復仇最好的方式就是投票給左翼聯盟黨”。

在任何一個國家，如果經濟到了這種程度，出現一個反體制政黨則是必然的結果。不僅希臘，目前仍在經濟危機中煎熬、今年也要大選的西班牙，極左政黨社會民主力量黨的支持率也是遙遙領先。法國的極右政黨國民陣線則在2014年歐盟議會選舉中力壓傳統左右中間政黨，成為最大贏家。在意大利，極端左派和右派都準備好迎接倫齊政府的垮台。

比較耐人尋味的是，獲勝的希臘左翼聯盟黨最後還是選擇了右翼、反對歐盟的獨立希臘人黨。其向歐盟挑釁或者示威的意味頗為濃厚。當然希臘現在選出極端政黨只是第一步，是否會重現二戰時的夢魘，則需要未來來驗證。

改革沒那麼容易

面對西式民主的批判，為之辯護的各色人等最常用的理由是：西式民主是最不壞的制度。可是令國家破產的制度難道不是最壞的制度？選出希特勒的制度難道還不算是最壞的制度？一個讓海地這樣的國家幾百年都走不出貧窮、現在連選舉都無法舉行、國家陷入僵局和混亂的制度還不是最壞的制度？

希臘變天，把歐盟逼到牆角——假如極左政黨真的廢除與歐盟達成的援助協議和賴掉債務，將迫使希臘退出歐元區，無疑會引發一場歐元區的經濟地震和歐盟的政治地震，畢竟後面還有同病相憐的西班牙、葡萄牙和愛爾蘭，以及情況非常類似的意大利和法國。但假如妥協，其後果也同樣嚴重：不僅助長其他問題國家有樣學樣，也令擔任救助責任的國家無法承受國內民意的強烈反彈。

然而相對於經濟困境，更重要的則是：西式民主制度的改革提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西方從昔日少數的精英票決民主轉變為大眾票決民主，不是增加票數這麼簡單。一個最根本的不同在於，政治權力的獨立性喪失。在有限選舉階段，鑑於選舉成本不高，資本對政治精英的影響還不是決定性的。但現在大眾民主時代的到來，不僅政治要受民眾、甚至民粹制約，也由於選舉規模擴大和成本的幾何增長，對資本空前依賴。可以説，今天的西式民主制度既無法遏制民眾的貪慾，也無法控制資本的瘋狂，經濟危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經濟危機的後果則必然是政治危機——這已經被人類歷史無數次證明的規律。

關於這一點，其實西方的民主理論家們也早有警覺。英國的J.S密爾1861年在《代議制政府》裏就明確提出要“允許執行這類高級職務的每一個人有兩票或兩票以上的投票權”、“當一項職業要求經過嚴格考試，或具備重要的教育條件始能從事時，其成員可立即給予複數投票權。同一規則可以適用於大學畢業生，甚至可以適用於持有講授各種較高級學科的學校的合格證件的人”(商務印書館135頁)。

儘管這本書被西方學者公認為有關議會民主制的經典之作，但先賢們的先知先覺並沒有引起後世政治人物的重視，並最終走向全民普選。顯然在民眾可以通過選票掌控一切的情況下，今天的西式民主體制已經完全喪失了自我改革的能力。

一是民眾拒絕減少福利的改革，民眾可以遊行、示威、罷工，也可以選出迎合自己的政黨，希臘就是最新的例證。不僅希臘，一向反對設立最低工資的德國，今年也不得不屈服。雖然現實證明，實行最低工資制的國家失業率是沒有實行最低工資制的國家的兩倍。所以説，西方將無法從經濟上解決債務問題。根據西方的經濟學理論，債務佔GDP的比重超過70%，將發生經濟危機。

二是政治上，民眾拒絕任何削減投票權力的改革，政治人物只能在現有框架上隔靴搔癢。歐債危機最嚴重時，我曾和法國著名智庫的一位學者談到選舉權的改革，提了一個小小的改革建議：既然無法一人擁有多票，可否把選舉年齡推遲到三十五歲。三十五歲一是有了社會經驗，二是有了家庭，會大幅提高社會的理性和成熟程度。只是這位學者苦笑以對。在法國一歐元的福利改革都大有引發革命的味道，更何況要動選舉權呢。

從西方的歷史上看，這確實是一個走極端的政治文化。要麼是君權神授，君主不受任何限制，要麼是非理性的人民主權，人民絕對正確。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但常識則是由普通大眾組成的人民也同樣會犯錯誤，甚至更容易犯錯誤。法國大革命後兩度用選票終結共和走向帝制就已經是活生生的例證。畢竟普普通通的百姓只關注眼前和切身利益。希臘悲劇就是人民主權一手導致的。現在這個悲劇還在以選出極端政治勢力的方式而繼續上演。

所以面對此次經濟危機，美國、歐盟、日本等唯一的應對之道就是一輪輪的治標但不治本的量化寬鬆，而不是進行政治和經濟的結構性改革。假如在它們的老本消耗盡之前仍然無法改變，今天的希臘就是他們明天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