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杜塔特： 沙特國王給美國的遺產——無期徒刑

對於沙特國王、麥加與麥地那清真寺守護者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齊茲的死，西方世界呈現出兩種不同的態度。

一方面，西方許多政要、名流為阿卜杜拉降半旗，並參加他的葬禮——這都是傑出政治家去世時的慣例。美國國務卿克里將這名沙特老國王形容為“富有智慧與遠見的人”、“受尊敬的領袖”；在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的口中，“備受沙特人民愛戴”的阿卜杜拉，是“沙特現代化的奠基人”、“各宗教間融洽關係的堅定維護者”，將“活在人民的記憶裏”。

另一方面，放眼西方官場之外，人們似乎都有了講真話的自由：一下子，阿卜杜拉統治的沙特成了遭全世界排斥的邪惡國家，它內部奉行荒誕不經的高壓政策，在國際上的影響尤其惡劣。沙特王朝的立國之本，在於如匪徒般地控制着寶貴的石油資源。該國之所以能維持統治，有賴於與極端原教旨主義者結成邪惡聯盟，任憑他們對伊斯蘭教義進行最殘暴的解讀。而美國及其盟友出於對前門驅狼、後門進虎的擔心，也包庇着沙特王朝。

阿卜杜拉真是“沙特現代化的奠基人”嗎？他的確曾做出姿態，賦予婦女選舉權等無足輕重的權利，但他給後世留下的主要是一份反革命遺產——他試圖締結威權主義軸心，壓制阿拉伯之春產生的影響。

他真的相信所謂“各宗教間的融洽關係”嗎？其他宗教只要沒有傳播到沙特境內，他自然樂得與其保持友好，但一旦威脅到沙特的宗教統一性，等待異教徒的只有警察和皮鞭。

他將“活在人民的記憶裏”嗎？也許在異見人士、什葉派教徒、非穆斯林以及鄰國抗議者們的心裏，他已經永遠死去。即使有一天真有人想念他，恐怕也是因為他的繼承者們更加無能、更加殘暴，帶來了更大的混亂。

但美國人應該對這名辭世的國王給予適度的同情，因為美國與沙特的關係非同尋常。與歷史上眾多暴君一樣，阿卜杜拉自己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名囚徒，他受困於這套繼承下來的制度，他對改革的興趣限於空談，因為他無法給予改革必須的空間，也不具備將改革堅持到底的冒險精神。其實，美國又何嘗不是囚徒？當美國被迫與沙特銬在一起時，就跟沙特的腐敗與壓迫難逃干係，短期內不會有抽身脱離的機會。

美國何嘗不是囚徒？它被迫和沙特銬在一起時，就跟腐敗與壓迫難逃干係。

美國後冷戰時期的中東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為某種尋求解套的努力。連續三名美國總統都試圖通過重塑中東地區，使美國擺脱與暴君結盟的被動局面，但他們都失敗了。

克林頓本想通過解決巴以衝突，催化阿拉伯世界產生更大範圍的改革與進步——但克氏政府一直沒能把這個目標闡釋清楚。對於小布什——或者他雄心勃勃的幕僚們——來説，美國入侵伊拉克是為了在中東產油區扶植新的自由民主政權，並與之建立新型特殊關係，最終取代與沙特的同盟。

對於如何“使美國的利益與價值觀重新取得統一”（美政府官員在出兵利比亞時提出了這種説法），奧巴馬總統曾有許多想法。在對外話語方面，奧巴馬曾嘗試超越（或至少模糊）美國與暴君們的曖昧關係；在官方立場上，他也試圖與阿拉伯之春的反（利比亞、埃及）政府勢力保持一致；在重啓巴以和談進程方面，奧巴馬和克里都做出了努力；此外，他還尋求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協商修復關係，即使後者是另一大殘暴政權。

目前，除了美國的對伊（朗）政策還未有定論，其他所有努力均以失敗告終。它們要麼給當地帶去徹底的混亂（如遠征利比亞）；要麼繞了一大圈重新陷入最初的僵局，而繼續維持這種現狀，將進一步腐蝕美國的道德立場。

在中東政策上，雖然奧巴馬不像小布什那樣窮兵黷武、勞民傷財，但他們的經歷基本是一致的。從薩達姆的伊拉克到穆巴拉克的埃及，從利比亞到約旦河西岸，小布什和奧巴馬都多次表示已開始醖釀中東政策的備選方案，避免繼續與沙特王朝綁在一條繩上，而被其最終崩潰所波及。然而到目前為止，他們還是沒有為美國找到出路。

當前，沙特王室仍然把握着大權。此外，由於沙特周邊局勢不斷告急——北有伊斯蘭國，南有受伊朗支持的也門叛軍——該地區的穩定受到了雙重威脅。與過去相比，維護沙特王國的穩定，延續王室腐敗邪惡的統治，成了美國需要更迫切維護的利益所在。

我們不知道阿卜杜拉國王的靈魂將面對怎樣的審判，但至少他解脱了，不用再為這個王國、這片土地和這噩夢般的困境勞心費神。

但美國卻沒有解脱。老國王雖死，但沙特王朝帶給美國的噩夢還遠遠沒到醒來的時候。

（觀察者網楊晗軼譯自《紐約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