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光：寫微博的都該學學唐僧
【微博、微信、4G、低頭黨等等關鍵詞構成了新媒體時代。動詞“刷”體現出讀者對信息的渴求，迫使新聞從業者不斷追求“更快”。出於對記者“寫新聞太快、太沖”的思慮，過去15年裏，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帶着500多名學生到亞洲邊地採訪，曾三次赴巴寫作。以期能用親身體驗的方式進行“慢新聞”的教學。
李希光教授與學生多達1600頁的行走筆記——《寫在亞洲邊地》近日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作者授權觀察者網刊載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15年來“大篷車課堂”出征20餘次，本書選編了其中14次並分為上、下冊。
前言：亞洲邊地的課堂
李希光 文 王思揚 譯
在這個充斥着大眾媒體與社交媒體的社會，學生正在成為信息的被動接收者。本書作者創立的“大篷車課堂”旨在將學生的頭腦當成身體上的肌肉一樣進行鍛鍊。在這個媒介化社會中，學生被分為兩種類型。人數多的那一類會對外來文化做出直觀回應，並反映在他們的思維與寫作上。他們容易看到表面上的東西，寫的文章沒有深度，寫新聞更是太快、太沖動，不去花時間思考。只有少部分學生在亞洲邊地旅行、接觸外來文化的過程中會有分析性的回應。這第二類人的思想有深度得多。作者訓練學生用更理性的分析方式看待不同的文化與人類，用自己的雙眼去觀察生活在不同環境下的人們，擺脱大眾媒體刻板成見的束縛去搜尋異國他鄉的故事。
在過去的15年中，作者帶着累計超過500名學生，用自己的雙腳、雙眼尋找真相，並用自己的思維去解構當代媒體和學界關於生活在亞洲邊地上的人的“神話”。借用了古代商人和朝聖者的“大篷車”概念，作者與其友人楊明皓（Miles Young）共同指導這個“充滿思想火花的大車店”。“亞洲邊地的課堂”旨在通過去亞洲邊地旅行、閲讀並撰寫其風土人情來鼓勵跨文化對話。
“大篷車課堂”是一次共同的探索，是由好奇心驅使的開闊眼界的旅行，其目的在於拓展學生的視野並提高其寫作能力。“大篷車課堂”用親身體驗的方式進行“慢新聞”的教學。無論是在“世界屋脊”帕米爾高原、犍陀羅文化聖地、俾路支斯坦、戈壁沙漠、樓蘭古城，還是在西伯利亞鐵路、烏蘇里江、貝加爾湖、唐努烏梁海或是蒙古，學生們都需要花很長時間來閲讀，並在寫作前進行頭腦風暴。學生們還需要採訪各式各樣的當地人，比如深入到尼泊爾的草根人羣中，採訪生活在那裏的革命運動領袖。
15年來“大篷車課堂”出征20餘次，本書選編了其中14次並分為上、下冊：“走向塞外和漠北的草原絲綢之路”、“走向西域和藏區的佛教絲綢之路”。上冊包括7處：荒原列車去漠北（2014年夏 蒙古）、遠逝的唐努烏梁海（2012年夏 圖瓦）、蘇武牧羊的貝加爾湖（2008年夏 俄羅斯）、遠征烏蘇里江珍寶島（2005年秋 黑龍江）、塞北鳳凰城（2005年春 北京）、長城腳下得勝堡（2004年秋 山西）、科爾沁的誘惑（2003年秋 內蒙古）。下冊包括7處：穿越法顯海上求法之路（2013年夏 斯里蘭卡）、探訪玄奘西天取經地（2012年春 巴基斯坦）、喜馬拉雅無媒體生存（2010年夏 尼泊爾）、沿着古長城走絲綢之路（2009年夏 甘肅）、坐着火車找尋香巴拉（2007年春 西藏）、重走藏區紅軍雪山草地路（2002年夏 四川）、羅布泊裏探樓蘭（2000年夏 新疆、內蒙、甘肅）。全書從學生千餘篇紀實作品和採訪手記中收錄了這200多篇。
作者與楊明皓先生在斯里蘭卡的海邊
序篇
一輛載着20名學生的大轎車開過一座狹窄的石橋，轉彎駛進了一條土路。路時不時地被一些猴子或者孔雀堵住。它們或是停住，或是緩慢地從車前走過，以顯示它們才是這座森林的主人。經過10個小時之後，我們在越來越茂密的熱帶叢林深處看見了一座巨大的白色佛塔，在夕陽的照射下閃耀着金光。“那就是無畏山了，”我們的司機説道。
我們下了車，脱了鞋，赤腳走在一條沙路上，接着轉上一條用石頭鋪成的路，直至我們來到一尊巨大的白色石佛前。我點燃了香，一名學生則把一束白色的花獻到佛像前。我們跪倒在地，不停地禮拜。1600年前，法顯花了17年的時間，穿過沙漠、雪山、森林，渡過海洋，才終於來到斯里蘭卡的無畏寺。他在這裏研習了兩年，並把大乘佛教的佛經帶回中國，由此成為中國的第一名“留學生”。
冥想結束之後，我們離開無畏寺回到樹林中。明亮的月色下，點綴着白色佛塔的森林是那樣的靜謐、美麗。大轎車上一片沉寂。“為什麼大家都不説話？”我問道，“你們是還在冥想嗎？”“我們餓了，”一名學生回答。時間已經到了晚上8點。“好吧，同學們，楊先生已經為我們準備了燒烤大餐，”我説道，所有人聽到這個消息都歡呼了起來，“但是我們到那兒還需要3個小時的車程。”學生們又沉默了。一些學生開始在手機上記錄日記。
過去的15年中，我把在亞洲邊地的大篷車課堂教學當成自己的生命。大篷車追隨着法顯以及其他人的腳步行走在亞洲邊地。我最好的朋友楊明皓先生為這門旅行研討課提供了支持。而我第一次想到要開辦一個行走在路上的課堂，是15年前與清華大學當時的校長王大中的一次會面。
那是1999年的一個夏夜。我在清華大學甲所的一間餐廳中坐着，周圍環繞着茂密的灌木叢與古樹。核科學家王大中院士和校黨委副書記胡顯章在那裏請我吃飯。那天早上，王校長在校長辦公會上決定聘任我為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的主任。
“你認為一個好記者的標準是什麼？”王校長問我。
我從包裏拿出兩本書：《找回中國昨日輝煌》和《夢幻尼雅》。“這兩本書是我多次去亞洲內陸和邊境的旅行日記。”我説，“我想讓清華的新聞學生學習一種慢新聞，也就是説學生們要撰寫和發表自己的作品需要好幾年的時間，就像我的這些日記一樣。”
“我將用一支筆、一個記事本和兩本古書在清華開啓一種全新的新聞教育，”我説道，“那兩本古書是法顯寫在5世紀早期的《佛國記》和玄奘寫於7世紀的《大唐西域記》。”
“你為什麼選兩本古書作為新聞系學生的指定讀物？”王校長問。
“中文裏的‘記者’這個詞，‘記’是動詞，‘者’是指人。記者就是記錄的人，”我解釋説，“如果我們讀這些偉大的旅行者或者説‘記者’寫的書，就能夠更直接地掌握進行珍貴歷史記錄的基本要素。”
大篷車課堂路線圖
第一篇 亞洲內陸的旅行記者
機長宣佈飛機需要臨時降落時，我與坐在旁邊的漂亮蒙古姑娘相談正歡。“飛機快沒有燃料了。”他説。
所有的蒙古乘客都開始用自己的語言大聲跟乘務員講話。“乘務員説我們從烏蘭巴托起飛前機械師給飛機加的燃料不夠支持這次長途飛行。”我身邊的姑娘冷靜地向我解釋道。
幾分鐘後，這架前蘇聯時代的螺旋槳式飛機在一條狹窄的、未修整過的土跑道上安全降落。這裏是一個幾個月前被蘇聯軍隊遺棄的舊軍用機場。“蘇聯紅軍留下了幾桶汽油，應該足夠讓我們飛到科布多。”機長試圖讓乘客平靜下來。
加油期間我走下了飛機。廣闊草原的另一邊，我看到了一座古城廢墟，高大的城牆裹在護城河中間。“那是什麼？”我問道。“那是烏里雅蘇台。”同機的一位蒙古外交部官員回答説。
烏里雅蘇台並不是一個陌生的詞。許多喜歡看清朝古裝劇的中國人可能都聽過。“你膽敢謀反，送你到烏里雅蘇台。”我在一部關於雍正皇帝的電視劇中就聽過這句話。
雍正帝1733年建造了烏里雅蘇台作為軍事要塞使用，並使之成為外蒙古的政治、商業與軍事中心。從18世紀早期到20世紀早期，烏里雅蘇台是外蒙古與西伯利亞南部最重要的軍事要塞與最繁忙的買賣城。在其鼎盛時期，烏里雅蘇台的要塞裏曾駐紮3500人的中國軍隊，住着北平、天津和山西商人的買賣城包圍着要塞。直到1911年外蒙古的貴族與宗教領導者以響應孫中山號召中國全部省份獨立的名義，宣佈從中國獨立，成千上萬的中國內地商人才被迫遷回內地。
烏里雅蘇台是連接各個駱駝商隊行進路線的十字路口。從其東部穿過杭愛山可以到達庫倫（現在的烏蘭巴托），西部穿過阿爾泰山脈到達新疆，東南部穿越戈壁沙漠通到北京，北部穿過唐努山可以到達唐努烏梁海。
我1992年到科布多的這次旅行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項目的一部分，名為“絲綢之路的整體研究：對話之路”。
1990年夏天，我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青年學者，參加了UNESCO為期兩年的絲綢之路考察。在世界著名的考古學家與歷史學家艾哈邁德·哈桑·丹尼教授的帶領下，我們考察了4條古絲綢之路：穿過中國西部的沙漠之路，從威尼斯到大阪的海上之路，位於蘇聯的草原之路以及位於蒙古的阿爾泰山路。我從西安出發，身上帶着3台相機、500卷膠捲、1捆圓珠筆、1打新筆記本以及1個老式的打字機。陝西省省長白清才在西安的西門為參與考察的每一位學者頒發了1張唐朝官方的護照複製品，表示我們是合法的西行者。
但是1400年前，玄奘去往印度時卻是偷偷摸摸地從西安出發，因為當時唐太宗禁止國人出關。玄奘説服了玉門關的守衞才成功偷渡出國。在中亞和南亞旅行了17年之後，玄奘回到西安，撰寫了《大唐西域記》。在這本12萬字的書中，玄奘描寫了中南亞的地理、交通、氣候、商品、人民、語言、歷史、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範圍覆蓋現在的新疆、阿富汗、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和斯里蘭卡。玄奘在書的開頭寫道：“我在這裏敍述的從未被敍述過，並且和你們從前耳聞的有所不同。我的書記錄了帕米爾高原之外的幾乎所有地方。本書純粹記錄我所見到的，沒有任何誇張或修飾。”
我不清楚玄奘是如何記錄並保存下他的見聞的。在他的年代，並不存在可以隨時隨地記錄的微博等工具。他一定有極好的記憶力。但是我並不相信自己的記憶。我隨身攜帶記事本，現場記錄下所有我看到、聽到的有意義的細節，並保持着寫日記的習慣。現在，通過微博或微信等社交媒體的普及，似乎人人都在寫日記，但是與玄奘的寫作相比，現在大多數作家寫微博更多的是為了表達自己的偏見和憤怒，而不是記錄歷史。
第二篇 學習“慢新聞”的大篷車課堂
打開氈房的門，看到金色的陽光在圖瓦共和國遼闊的草原上跳躍。明媚的晨光下，葉尼塞河在雪山腳下靜靜地流淌。這是我們抵達圖瓦之後的第一個早晨，此前取得簽證邀請花費了兩年時間，路上則坐了7個小時的飛機加12個小時的汽車。
“起牀了，你們這些懶蟲。”我在營地裏挨個氈房敲門，不想讓學生錯過這麼棒的照相機會。我揹着自己新買的尼康相機獨自走到葉尼塞河河畔。1個小時之後我回到營地，所有氈房內仍沒有起牀的跡象。我推開了男生住的氈房的門。他們正躺在牀上玩自己的蘋果手機。
當今中國，許多人像我的學生們一樣，習慣在牀上看微信或微博。人們早上起牀之後，沒有時間上廁所、刷牙、洗澡甚至穿衣服。人們一邊揉着眼睛，一邊把枕邊的手機打開。一天的生活從瀏覽微信或微博開始。中國人已經把人類本性從孔子所説的“食色性也”變成了網聊。為了努力成為第一個知道新聞並把自己的口水第一時間粘到一條新聞或微博下面，很多中國人每4秒鐘就低頭看一眼手機。他們一天至少低頭200次，包括吃飯時、坐地鐵時、開車時、讀書時、開會時、聽講座時、做按摩時甚至做愛時。“如果我的大夫告訴我，我只能再活一分鐘了，我會再最後看一眼微博。”某人在他的微博裏寫道。
緊跟臉譜（facebook）的腳步，微博和微信也傲慢地表現出“我們已經掌管了世界”的態度。要想在這個瘋狂的媒體世界中生存下去，記者們似乎別無選擇，只能通過熱炒明星、性、醜聞、隱私和暴力事件來吸引眼球。中國記者和新聞教育者便是在這種媒體背景下進行報道和教學，也難怪關於“新聞正在死去”的討論越來越多。評論家越來越懷疑新聞學能否作為深度學習與深度寫作的一部分。
微博並沒有掌管世界，微博最終會被一種慢新聞超越，這是一種有深度、有文化、教育性強、增長見聞、值得思考並且可讀性強的新聞寫作。
我運用自己在新聞領域學習、工作和教學的29年經驗，在“慢新聞”的報道和寫作方面進行了新生研討課的試驗——在亞洲邊地的遊牧路線或佛教旅行者路線上教學。老師與學生會在一個沒有電視和網絡，尚未被社交媒體過度滲透的地方採訪1周。
在遙遠、孤寂的亞洲邊地開辦為期1周的手工作坊期間，我讓學生用親自實踐的方式學習中國古代的新聞寫作藝術——“記”，即純粹的描寫與無偏見的記錄，沒有鼓動性的語言，沒有意識形態標籤，也沒有隱藏的商業或政治議程。在踏上旅程之前，我會要求學生閲讀一些經典的新聞式作品，如佛教旅行者法顯於5世紀早期寫的《佛國記》，以及玄奘於7世紀寫的《大唐西域記》。在這些早期的新聞類作品中，學生會學習到新聞寫作中最基本的要素——“記”。這些書不是歷史的“第一稿”，而是作為歷史的終稿為後人提供了珍貴的記錄。舉例來説，為了確保自己的記錄精確，玄奘用他的步長來測量距離。在他17年跨越138個國家的旅行中，他測量的誤差小於1英里（約1.61千米）。
法顯和玄奘的寫作是敍述性的旅行日記，即對其旅行經歷的仔細記錄，寫作中包含豐富的地理與人文信息。他們用自己的一手觀察來描寫中亞與南亞，書中充滿了不尋常的景象與生動的細節。如果翻譯成現代漢語或者英語，這些文字絕不會枯燥無味，而是非常吸引人且容易閲讀的。
2013年夏天，我帶着20名學生沿着法顯《佛國記》中的路線踏上旅程。書中詳細描述了這條古代佛教朝聖路上沿途的地理、交通、氣候、商品、人民、語言、歷史、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通過將法顯的記錄與學生的旅行筆記相比較，作者讓學生自己發現他們寫作中的不足，以及觀察、聆聽上的問題。
與現代新聞強調批評一切、懷疑一切、輕蔑他人、侵犯隱私不同，在法顯和玄奘誠實的寫作中，法顯和玄奘倡導同情心和慈悲心這種人類的普世價值。作者教導學生，同情是好新聞的核心。新聞寫作和新聞報道不是給人帶來痛苦與摧毀他人平靜的生活和幸福，而應該是摧毀他人的痛苦。好的新聞永遠是在苦海中飄零的人的避難所。
第三篇 以實踐為主的教學
在一個破舊旅館昏暗的燈光下，我坐在牀上聽學生們的彙報。大多數學生圍坐在我牀邊的地上。當時我帶領着20名大一新生在四川省西部的藏區上寫作研討課。
“你今天為什麼沒有采到故事？”我問仇檀，一個來自北京的女生。我給她的任務是寫一篇關於藏族人計劃生育的故事。
“我坐了一天的拖拉機到山裏的一個村子，見到了一些人，但是我沒找到跟村民説話的機會，我以前從來沒有跟陌生人説過話。”她説着，紅彤彤的臉蛋越發紅了起來。
接下來的整個晚上我都在用自己在世界各地旅行20年的經驗，指導學生怎樣跟陌生人接觸和講話。
第二天晚上天黑了之後，我們都在餐桌旁緊張的等待仇檀，這時她突然跑了進來，大聲宣佈説：“我有故事了。”
“一開始，村長很不願意回答我關於計劃生育的問題。但是聊了一會兒之後，他向我透露了一個秘密：‘安全套對我們村子裏的婦女來説從來都不管用。她們把所有的安全套都煮着吃了，可還是會懷孕。’”
大多數跟隨我的大篷車課堂旅行的學生都是大學一年級的新生。在過去的學習中他們更多是被動地接受知識和死記硬背課本，大多數人是第一次體驗這種實踐式教學。跟隨大篷車課堂旅行時，學生們會以兩三人的小組為單位行動。白天，學生們在邊遠山村走動並與陌生人説話。他們不僅學習與外部社會開展文化交流，還學會在小組內持續地交換想法和經驗。晚上，所有小組都回到營地之後（這個營地可能是一頂氈房、一間咖啡屋或者一家旅館），整個班的人都會集合，彙報他們白天發現的一個有趣的人或者故事。教師以旁觀者和組織者的身份聽取學生們的報告。他並不會做出任何評判，但是會用指導性的問題打斷學生，來幫助他們找到故事的焦點，或是挖掘更多細節，或是形成一個更相關的寫作主題。
學生在大篷車課堂的學習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學徒”身份。學生與經驗豐富的記者和從業者一起旅行、工作。20世紀90年代早期，在與偉大的巴基斯坦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哈桑·丹尼教授在絲綢之路上旅行的兩年中，我一直把自己當成他的徒弟。白天我觀察他做田野調查，早上和晚上我都會幫助他搬運沉重的行李。我們一路在喀什、阿什哈巴德、撒馬爾罕和布哈拉等地停留時，丹尼教授都會憑藉自己對中亞歷史的廣泛瞭解，將那些有趣的、重要的、相關的故事講給我聽，勾起我的好奇心，並讓我更加渴望閲讀、學習和寫作中亞的歷史和故事。
許多年後，我帶領着自己的學生行走在路上時，一直都以丹尼教授為榜樣。當大篷車課堂停留在塔克西拉、陽關、羅布泊、樓蘭、貝加爾湖、哈卡斯和圖瓦等重要地點時，我的大篷車課堂就會停下車輪和腳步，在當地找一塊草地、一頂蒙古包、一個古墓地、一座古城遺址，現場授課，盡我的力量激起學生對亞洲邊地的閲讀和寫作的興趣。
亞洲邊地是一個激動人心的課堂，也是新聞學教育的一間巨大的實驗室。學生們閲讀、討論、聽我講課的地點不是在温暖的教室，而是在長城上、雪山上、蒙古包內、佛塔下、沙漠的水潭旁、白楊樹的樹陰下、集市的茶館裏或者博物館的木乃伊旁邊。
與學生一起旅行時，教師的職責就是激發學生對所有他們看到、聽到的事物的好奇心。在學生記錄這些有意義的畫面、見過的人和聽到的話的過程中，教師應該提供持續的指導來幫助他們。
在大篷車課堂上路之前，學生們必須完成所有關於他們要寫作的地方的課前閲讀。不過課前閲讀對這些精通社交媒體的學生來説往往是一個問題。他們對人文歷史、地理類的書籍讀得越來越少。但是，為了能夠在採訪中提出正確的問題，並在荒涼的亞洲邊地寫出具有人文關懷的故事，學生們別無選擇，只能閲讀大量的中外書籍。
教師必須跟隨至少一組學生，並聆聽他們的採訪。如果學生問出了不合適的問題，教師應該即刻在現場提出正確的問題並糾正學生的錯誤。晚上回到營地之後，由教師負責組織及引導討論。教師安靜地聆聽學生們彙報自己白天的發現和所得。在討論結束之前，教師會幫助每一名學生確認一個故事的思路，作為學生們第二天進一步調查的主題。
第四篇 思想的大篷車
學生們登上從北京到拉薩的火車時，包裏揹着兩份被禁的閲讀材料：一個是禁書《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作者是海因裏希·哈勒（Heinrich Harrer），還有一個是理查·基爾（Richard Gere）一條被禁的新聞報道。好萊塢最受歡迎的偶像之一理查·基爾説本月世界屋脊鐵路的開通“是迄今為止中國對西藏獨特的宗教、文化和語言身份保護的最大威脅”。
《西藏七年》是海因裏希·哈勒的個人傳記。作者是“二戰”期間的納粹德國的間諜，從英國在印度設的戰俘營地逃出後進入了西藏。楊明皓（Miles Young）給了每個學生一本複印件，意在提供一些發人深省的閲讀和共同的討論話題。
雖然我警告學生不要在火車上讀這些東西，以免我們之中的人陷入政治方面的麻煩，但大多數學生都無視我的建議。“Miles讓我們每人寫一篇讀後感。我必須在火車上把書看完。”一名坐在窗邊的學生説，手裏捧着那本禁書。
在火車上，一名學生正在採訪兩位年輕的荷蘭遊客。他們正在看英國作家詹姆斯·希爾頓（James Hilton）寫的小説《消失的地平線》（Lost Horizon）。作者受到美籍奧地利探險家約瑟夫·洛克（Joseph Rock）在雲南和西藏邊界旅行的啓發，描寫了飛機失事後迫降到香格里拉的故事。香格里拉被認為是喜馬拉雅山區一處隱蔽的地方，是一片世外桃源、一片天堂。“中國為什麼不讓西藏成為一個自由的國家？”年輕的荷蘭人憤怒地對學生們説。顯然，這兩位荷蘭遊客是西藏香格里拉神話的信徒。
有些學生正在閲讀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的系列冒險書籍。赫定在他的冒險故事中對西藏作為天然屏障的敍述普及了關於香格里拉的概念。
坐了兩天兩夜火車，從中國中部沿着京藏鐵路穿過青海戈壁、西藏草原和雪山冰川之後，我們來到了拉薩。
望着金色夕陽下的布達拉宮，學生們坐在八廓街街角的一家藏式餐廳屋頂上，離大昭寺約有十分鐘的步程。喝過了熱乎乎的酥油茶，吃過了犛牛肉和羊肉，學生們在西藏的第一節研討課開始了，我將之形容為“與楊明皓在天堂的對話”。
楊明皓：“誰能回答，我為什麼要讓你們讀那本書？那是一本比較奇特的閲讀材料。我為什麼要這麼做？”
傅姚鋒：“這本書向我們提供了一個看待西藏的新視角。我們過去看到的西藏新聞報道和信息都是正面的，但我們不瞭解西藏負面的故事。這本書讓我們瞭解到西藏負面的東西。”
楊明皓：“另一個視角？一個不同的視角？”
陳夢吉：“作者在西藏生活了七年。這本書包含了西藏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並沒有只寫正面的東西，比如西藏人民很友好。他也展示了許多負面的東西，例如極端的宗教信仰。”
楊明皓：“海倫，書中有什麼讓你感到很奇特嗎？”
海倫：“這本書描寫的是舊的西藏生活，跟現代生活非常不同。它很懷舊。”
楊明皓：“但是海倫，在你的讀後感中，在你寫得很不錯的讀後感中，你還説了更多的東西。你説了什麼？”
海倫：“我感到作者在討好貴族。他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跟貴族交朋友和參加各種宴會上了。這就是我的結論。”
楊明皓：“這是一個很好的結論。這本書中有些東西並不像表面看上去那麼簡單。我為什麼要給你們這本書？我想要鍛鍊你們的大腦，因為你們的大腦是一塊肌肉，跟你們身體裏其他的肌肉一樣。你們的讀後感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數量多一些，一類數量少一些。第一類讀者我稱作對書的‘直觀反應’，與之相反的讀者就是對書的批判性反應。第一類讀者趨向於表面，比較膚淺。第二類讀者就深入得多。我想告訴你們的是，你們寫文章太快了、太沖動，不花時間。如果用一種更具分析性的方式看待這本書，你們就會開始問問題：他的想法是從哪兒來的？他的角度是什麼？真正的事實是什麼？哪些事實比較有説服力，哪些又很荒誕？如果你懷疑某些事實，那麼給出你自己的證據來反駁這些事實。如果你解構這本書，你實際上是開始解構外界關於西藏的一些神話。誰能告訴我神話的定義是什麼？”
海倫：“它不基於科學事實。神話是你聽説但沒有親見過的事情，是在現實中無法實現的事情。所以神話通常是對一些事情的解釋，無法留下任何可以記錄的證據。”
楊明皓：“關於香格里拉的神話在歐洲文明與思維中的影響力是非常強大的，香格里拉神話提供了情感和個體上的安寧。它為我們這些生活在西方文明中的人提供了希望，如果我們要度過安寧和純淨的一生，也許能夠在拉薩或是其他地方找到更好的歸宿。你們可以重新審視這個神話的前提，西藏過去是和平的嗎？性別之間的競爭、傳統本教與佛教之間的競爭，以及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之間的競爭一直都是存在的。理查·基爾相信達賴喇嘛的領導是樂善好施和開明的，但是你不能通過提出另一個神話來解構原先的神話。”
通過這次頭腦鍛鍊之後，大多數學生同意理查·基爾對青藏鐵路的批判與環境影響無關，而是來自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香格里拉神話。一些西方人對西藏存在誤解並不是因為他們對中國懷有敵意，而是因為西方在全球化的壓力下需要保有夢想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