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海：刷不出存在感的日本穆斯林

近日，日本人質湯川遙菜遭ISIS組織殺害的事件受到世界各國媒體的關注與報道。關於這一事件的走向，以及另一名日本人質後藤健二的命運，成為了國際傳媒的一個熱議話題。

令人頗感意外的是，日本傳媒的報道力度，甚至還不如它們先前對英美等國人質遇害事件的報道。讀賣、朝日和產經等大牌新聞社的有關報道，集中在對事件經過的所謂“客觀報道”以及對安倍政府的“積極營救”方面。或許是基於對另一名倖存人質後藤健二人身安全的考慮，日本各大媒體的相關報道都很有保留，尚未見到有將本次事件與日本和伊斯蘭世界間關係加以聯繫與引深發揮的。

“政府不應該浪費納税人的錢去救人質”

然而就是這有限的關注度，也充滿了“日本特色”。自然，在媒體採訪的場合，我們不難看到每個受訪者都會露出悲傷的神情，哀悼湯川被害並祈禱後藤平安無事。也間或有對安倍在中東積極宣稱要在“反恐戰爭中”發揮日本作用的言論是否招來了ISIS的報復這樣的議論（這種論調主要集中在政治色譜偏左的反對黨議員和外交官中）。可是，正如日本作家山田順所指出的那樣，多數日本民眾對此事件的真實想法是“既然湯川和後藤明知自己前往的目的地有着高度風險，那麼他們被綁架就純屬自作自受，政府不應該浪費納税人的錢去營救”。

在此種“責任自負”思維的驅動下，日本網民對人質事件的討論，充斥着對湯川和後藤前往敍利亞一事“真實背景”的種種揣測乃至於詰難。只不過，絕大多數的討論將此次事件歸結為湯川和後藤二人魯莽的個人行為，基本上沒有人會聯想到日本國家與伊斯蘭世界、日本人與穆斯林的相互關係。這與ISIS在斬殺湯川之後，向日本國家和全體日本國民發出警告一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這種情形，既反映出日本公眾在有關外交事務上，習慣於採信政府公報與媒體報道的傾向，也體現了他們在認知與心理上，對伊斯蘭世界與穆斯林社會的疏離和缺乏關心。似乎那裏的人與事都與日本這個僻處海上的島國沒有什麼關聯，離他們的日常生活也委實過於遙遠了。反倒是生活在日本的穆斯林社羣反應十分敏感。根據NHK的報道，日本國內最大的穆斯林組織——日本穆斯林協會在人質被害後的第一時間，發表了哀悼被害人與譴責ISIS的聲明。部分旅日穆斯林亦對事件有可能給他們在日本的生活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表達了憂慮。

那麼，日本與伊斯蘭世界關係與相互認識是經過了怎麼樣的歷程才發展至今的？日本的穆斯林社羣在這個文化心理上較為封閉的島國上又處於何種生活狀態之下呢？

日本最大的清真寺——東京卡米伊清真寺

日本清真寺內部

隔山隔水，日本和伊斯蘭世界艱難溝通

歷史上，僻居太平洋上的日本與伊斯蘭的中心地帶中東與中亞相去太過遙遠。因此，從現今已知的歷史資料上，找不到阿拉伯帝國以及其後的穆斯林諸王朝與古代日本之間的官方往來記錄。不過，在成書於公元8世紀末期的日本官修史書《續日本紀》中，記錄了公元736年一位名叫李密翳的波斯醫生隨第十次遣唐使團返回日本的事情。而在成書更早的《日本書紀》中出現的“乾豆波斯”，則被部分日本學者指認為是從印度來到日本的波斯人。從年代來看，此時的波斯地區（歷史語言學概念上的波斯地區，包括今日的伊朗和阿富汗等地）正處在阿拉伯帝國卧馬亞王朝的統治之下。這些存在於日本史書中的隻言片語，成了穆斯林來到日本最早的文字記錄。此外，在現存的正倉院文物珍品當中，也有若干件製造精美的薩珊風格的波斯玻璃器皿，反映了早期伊斯蘭文明與日本的交流史實。

儘管在13、14世紀的歷史資料中，亦能見到來自波斯或者阿拉伯半島的穆斯林來訪日本的蛛絲馬跡，但毋庸置疑的是，古代和中世紀的日本與伊斯蘭世界之間僅存在若干次間接的往來個案。古代地理知識的匱乏與航海技術的落後，使得雙方無法展開持續且有深度的相互交流。

進入17世紀，儘管地理大發現和航海技術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江户幕府的鎖國政策阻礙了這種交流的實現。不過，藉助於來過日本的歐洲人所提供的情報，伊斯蘭世界與日本之間在江户時代開始有了間接的情報與文化的交流。由17世紀奧斯曼帝國最著名的大學者雅提甫·切勒比撰寫的地理學著作《世界之鏡》，是伊斯蘭世界第一次對日本的歷史地理與風土人情進行詳細介紹的著作。這些有關日本的情報多半來自於當時唯一與日本保持着通商關係的歐洲國家荷蘭。無獨有偶，日本方面也通過長崎荷蘭商館的渠道，對伊斯蘭世界的認識有了前所未有的進步。在新井白石1708年編纂的《增補華夷通商考》一書中，詳細地介紹了阿拉伯、波斯、土耳其、摩洛哥、埃及和中亞等伊斯蘭地區的地理與物產情況。而在他的另一部著作《採覽異言》中，新井白石在日本第一次介紹了伊斯蘭這一宗教及先知默罕默德的事蹟。自然，在鎖國體制的支配之下，這些知識只能為幕府的少數上層所瞭解。

日本人真正開始廣泛接觸和認識伊斯蘭世界是在明治維新之後。

1871年，巖倉具視考察團的成員福地源一郎第一次以日本官方代表的身份訪問了時為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首都的伊斯坦布爾。1876年，在從倫敦卸任回國途中到訪伊斯坦布爾的外交官中井弘，將自己的訪問日記配以插圖整理出版，讓日本國內的普通民眾第一次領略到了伊斯蘭文化的魅力。曾任外務大臣的林董同時也是日本伊斯蘭研究的一位先驅，他在1876年翻譯出版了先知穆罕默德的傳記。由於維新之後的日本打開了國門，走向伊斯蘭世界的日本人也越來越多，隨之便出現了以記者野田正太郎和企業家山田寅次郎為代表的第一批皈依伊斯蘭的日本穆斯林。而在1920年，日本的中東史學家坂本健一終於推出了《古蘭經》的第一個日文全譯本。

就在日本全面加深對伊斯蘭認識的同時，隨着近代日本在明治維新中的蓬勃發展，尤其是日本在1904-1905年日俄戰爭中的勝利，激發了屢遭歐洲列強屈辱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內的知識和官僚階層對日本的好感與期待。不僅僅是奧斯曼帝國，當時在此之外的穆斯林知識人當中也湧現出一股學習日本的熱潮。比如，出生在俄國伏爾加河流域的韃靼族學者阿普杜熱西提·伊普拉辛在其著名的亞洲遊記中，盛讚日本是“富有美德的國家”，主張伊斯蘭世界應該與日本發展更為緊密的關係。當然，在20世紀20年代之前，日本和伊斯蘭世界的相互往來仍然非常有限，奧斯曼土耳其直到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崩潰為止，都沒有和日本建立過正式的邦交，而穆斯林移民羣體的出現更要等到20世紀20年代之後了。

清真寺裏的日本穆斯林朋友

流亡到日本，一直被漠視

日本最早的穆斯林移民羣體其實並不是來自中東地區，而來自俄國。在俄國革命勝利之後，部分懼怕蘇維埃政府革命政策的韃靼族穆斯林宗教人士與知識分子流亡日本。這些移民在東京、神户和名古屋組成了日本最早的一批穆斯林社區，並在1928年獲得了建立清真寺和伊斯蘭學校的許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日軍佔領的英屬馬來亞（今馬來西亞）和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的穆斯林中亦有移民日本的少數例子。而今天居住在日本的穆斯林羣體的主要來源，是在1980~90年代經濟泡沫時代來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國、伊朗以及東南亞國家的勞工及其家屬。在這中間，出身伊朗的移民羣體主要是在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後被接納的政治難民。

根據日本穆斯林協會與早稻田大學人類學研究科所作的統計，今天在日本的穆斯林人口大約在11~13萬之間，其中有9000多人是作為結婚配偶而皈依伊斯蘭的日本人，其他的絕大部分則是來自上述伊斯蘭國家的穆斯林。

除了早期從俄羅斯流亡而來的韃靼族後裔，日本穆斯林羣體的絕大多數沒有獲得日本國籍，屬於獲得在日居留資格的外國僑民。相對於一億兩千萬左右的日本人，旅日穆斯林的人口僅相當於千分之一。由於人口所佔的相對比例很小，日本的穆斯林在生活中相當的低調內斂。他們的宗教活動，也是按照各自所屬的族羣和派別，以各自的語言進行。據統計，目前在日本清真寺中的佈道用語主要使用烏爾都語、泰米爾語、土耳其語和英語。當然，祈禱和誦經時無一例外使用的是阿拉伯語。日本的穆斯林分散居住在日本全國的幾十個大中城市中，所以對於普通日本民眾而言，在平日中要遇上一個穆斯林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對一個普通日本人來説，對伊斯蘭和穆斯林的認識，就只能來自教育和傳媒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為了確保石油供給的穩定，歷屆日本政府都十分重視與中東和伊斯蘭世界產油國之間的友好關係。而為了在國內營造日伊友好的羣眾基礎，日本的傳媒和知識界從來都是不遺餘力的。數十年來，宣傳這類論點的書籍和電視節目可謂層出不窮。

問題在於，日本人在進行此類宣傳的時候，卻呈現出令人費解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傾向。儘管在對國民進行的伊斯蘭宗教與文化的介紹方面有着非常詳盡細緻的説明，可往往在最重要的結論部分卻突兀地導出伊斯蘭世界、穆斯林人民對日本文化與日本人民尊敬、崇拜等等。曾有一個日本電視台，便藉着一個在日本巡遊9天的埃及青年的話語，向日本受眾表現了“阿拉伯人民對日本文化的崇敬”。可是，兩種文化間的尊重與欣賞難道不應該是相互的嗎？而且，一神教的伊斯蘭國家和泛神崇拜的日本之間在思想上的巨大差異原本也不應該被有意無意的予以忽視。從這個意義上來説，日本民眾對於自己身邊也存在的穆斯林羣體的無感，也可以説是自有其原因。

眼下，隨着人質事件的繼續升級與發酵，日本社會與民眾會對本國國內的穆斯林社羣作出何種反應，日本與伊斯蘭世界之間的關係會發生何種變動，尚待我們靜靜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