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泉：想把普京攆下台？沒那麼簡單

要説2014年哪個國家的領導人心理落差最大，恐怕非俄羅斯總統普京莫屬。

2014年，位於我們北方的鄰國人民和可愛的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羅維奇都經歷了過山車式的一年。一方面，在年初，俄羅斯成功舉辦了索契冬奧會併成功問鼎獎牌榜，向世人展示了自2003年經濟騰飛以來的成就，3月，俄羅斯在烏克蘭危機失控的混亂時刻一舉收復克里米亞，此舉擴大了領土，保住了戰略支點，加強了俄羅斯對黑海沿岸的控制，而冷戰後一直處於戰略防禦狀態的俄羅斯罕見地在戰略方向上發動攻勢也使俄羅斯國內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自豪感瞬間爆棚。

要説2014年哪個國家的領導人心理落差最大，恐怕非俄羅斯總統普京莫屬

然而好景不長，俄羅斯在年初國際舞台上一系列招搖的表現，特別是在克里米亞這一戰略方向上對西方國家發起的進攻，終於使西方世界意識到普京治下的俄羅斯不是也不可能是西方國家在國際事務當中的馴服工具，於是乎，政治上孤立，經濟上的制裁等接踵而至。孤立和制裁很快起到了效果，到2014年下半年，俄羅斯資本外逃已達千億之多，而盧布的匯率更是一跌再跌，短短幾個月，盧布兑美元的匯率便打破了1998年以來1:36的歷史最低紀錄，並在一個月、一週、一天、幾小時之內先後跌破40、50、60、70大關，俄羅斯迅速萎縮成只有西班牙、韓國水平的中等規模經濟體。

經濟上的衰退迅速消解了俄羅斯國內由於戰略進攻形成的國內政治力量團結。在俄羅斯一些地方，分裂主義勢力重新抬頭，蟄居了許久的政治反對派也開始蠢蠢欲動。就在俄羅斯12月26日宣佈盧布危機結束的四天後，2014年12月30日，盧布再次暴跌9%，收於1:58.9左右，而似乎與此相呼應。同日，由於俄羅斯著名網絡作家、異見人士納瓦利內受審，俄羅斯的內外反對派利用谷歌、推特和Facebook等平台煽動了數千抗議者聚集在馬涅什廣場聲援納瓦利內。雖然最後抗議活動被驅散，莫斯科地方法院判處了數名參與抗議者天數不等的拘留，但是抗議還是成功地攪亂了一年一度的新年跳蚤市場。難怪普京在14年12月25日宣佈取消了他本人和其它高官們的新年休假，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註定讓普京這個新年過得有些艱難。

隨着俄羅斯陷入內外交困的境地，“讓普京下台”這個沉寂了多年的聲音再次出現。西方國家和俄羅斯反對派希望通過這次政治經濟危機迫使普京下台，谷歌、推特和Facebook等公司才無視俄羅斯政府的壓力公然為反對派提供串聯平台，聲援納瓦利內的的遊行當中也喊出了“我們應該推翻這個政權”的口號。上一次出現類似的抗議活動是在2011年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陷入“舞弊”醜聞時，當時在俄羅斯境內有50多個城市爆發了大規模抗議，斷斷續續持續了一個多月。

而此次抗議活動僅寥寥幾千人（而且據俄媒體報道，由於抗議地點馬涅什廣場正在舉辦新年跳蚤市場，還有許多不明真相的遊客被裹挾進抗議人羣中，這點筆者從當天去馬涅什廣場遊玩的中國學生當中得到了證實）的規模，持續時間也只有一晚上。據俄羅斯最近的民調顯示，仍然有七成以上的民眾支持普京，而對於西方社交平台的冒犯，俄羅斯方面似乎也並沒有很在意，就在抗議活動發生第一天，即12月31日，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還通過Facebook向全世界致以新年的問候，而此舉無疑是展現俄政府對時局把握的自信。

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與西方作對，已經使西方意識到不能指望俄羅斯“配合”西方國家的全球戰略，對普京政權必須“除之而後快”，西方國家最近考慮加強制裁措施就充分地表明瞭這一意圖。 然而，普京政府當前雖如臨大敵，但想借此危機把普京趕下台基本上是沒什麼希望的，而箇中原因也不難理解。

首先，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之後的一段時間裏，俄羅斯曾經為融入西方社會主導的後冷戰國際體系併成為其中發揮建設性作用的一員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經濟上，俄羅斯嚴格遵循了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甚至允許西方國家的經濟顧問們直接簽發經濟改革命令，通過“休克療法”快速將絕大多數國有企業和公共服務部門私有化，而國家幾乎全部放棄了對經濟活動的管制；政治上，俄羅斯徹底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政體，全套依照西方國家政治體制設計自己的政治制度，並用專制的手段鎮壓了反對政治改革的反對派（1993年十月事件）；在對外政策上一定時期追求親西方的外交路線。

這種自廢武功式的改革使俄羅斯在轉型過程中付出了巨大代價：經濟上，一方面蘇聯經過七十多年積攢的良好基礎瞬間化為烏有，工業荒廢，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國內經濟陷入混亂，經濟規模一度跌至蘇聯時期的55%；另一方面少數國內寡頭和國外資本靠賤賣國企、投機倒把大發橫財，富可敵國；政治上，一方面中央政府政策朝令夕改，內閣走馬燈式的輪換，權力爭鬥日趨白熱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特別是民族地方政府逐漸形成政治寡頭甚至世襲政治集團，與中央分庭抗禮，整個政治局勢混亂不堪。

而俄羅斯所做的一切並沒有使西方視俄羅斯為平等的戰略伙伴，西方國家以冷戰勝利者自居，視俄羅斯為冷戰的失敗者和潛在敵人。在國際舞台上長期貶低俄羅斯的國際地位，無視俄羅斯的聲音，同時通過北約東擴、肢解南斯拉夫、在前蘇聯國家內煽動“顏色革命”，建立親西反俄政府以及此次烏克蘭危機中打壓和制裁遏制俄羅斯，壓縮其戰略空間。這一切都讓曾經有着輝煌歷史而飽嘗家國破碎現實的俄羅斯人感到自己被西方國家和國內“自由民主派”出賣。而擺脱這一困境的辦法就是重建強大國家，這種訴求恰恰是普京式的政治強人執政的羣眾基礎。目前西方國家寄希望於領導“顏色革命”的政治人物，不是納瓦利內這種不入流式“鍵盤革命家”，就是涅姆佐夫、亞夫林斯基這種已經過了氣的“自由民主派國賊”，而俄羅斯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決定了這些“顏色革命派”很難得到羣眾的支持。

其次，普京對“顏色革命”本身的防範措施很到位。自2004年“顏色革命”在前蘇聯國家接連發生之後，“顏色革命”這種現象就引起了普京的注意，從此之後，防範“顏色革命”導致的權力更迭成了擺在普京面前的重要課題。普京對“顏色革命”的防範是全方位的：採用各種手段，將俄羅斯主要媒體的負責人換成政府的支持者，同時加強對媒體進行監管，通過專門法案對外國籍、有雙重國籍和多重國籍的新聞從業人員的言論進行限制（比如説擁有俄羅斯、法國、美國三重國籍的俄羅斯著名時評人，之前經常批判俄羅斯內外政策和俄羅斯“民族劣根性”的弗拉基米爾·波茲耐爾就因為這項法案一度被限制時評選題）；在學校當中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傳統教育和反“顏色革命”教育，特別是在大學當中舉辦以青年學生對國家和社會責任為主題的講座等活動，禁止政黨在學校活動，確保官方政策可以在學校當中推行；利用執政黨的外圍羣眾組織，組織執政黨支持者活動，從行動上反擊反對派；加強同俄羅斯傳統力量的聯繫，尊重歷史、尊重老兵，加強同東正教會的合作，賦予東正教會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從源頭上禁絕宗教勢力對“顏色革命”可能的支持；加強對國內政黨的管理，動用聯邦安全力量對主要政黨領導人進行“保護”和監視，確保其活動“不危害國家安全”。

2015年1月1日，俄羅斯通過新法案，禁止政黨接受被司法部認定為“外國代理人”的在俄非政府組織的捐贈，禁止政黨與外國人、外國公司、無國籍人士、國際組織、法定資本中外國資本超過30%的俄羅斯法人簽訂合同。這些全方位的圍堵有力地從方方面面破壞了“顏色革命”產生的土壤。如在此次馬涅什廣場的抗議活動當中，俄羅斯媒體口徑一致的宣稱此次抗議系西方國家“煽動”，並有“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混入其中，強調了他們對新年活動氣氛的破壞和司法部門的執法活動，最終活動也在沒有外界響應的情況下草草收場，由此可見普京採取的這些措施是有效的。

最後，在俄羅斯發動“顏色革命”成本太高。“顏色革命”能在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這樣的前蘇聯國家發生。根本原因是蘇聯解體之後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長期偏低，人民生活貧困，進而對政府產生不滿。而較低的生活水平也使人們更容易被收買，使組織抗議活動的成本較低，比如2013年參加烏克蘭抗議活動每天所取得的報酬就遠遠高於當地平時工作的日薪。而俄羅斯的經濟狀況遠遠好於上述這些國家，人民對政權的不滿程度較低，而且俄羅斯政府採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強了對企事業單位的控制，如果貿然參加抗議活動，有可能會被相關單位開除而失去工作，而參加抗議活動的報酬相對於工作的工資來説水平勢必會很低，因此在俄羅斯發動“顏色革命”的高昂成本也極大地影響了顏色革命的效果，而指望效果大打折扣的“顏色革命”去打倒普京式的政治強人，只能是西方國家和俄羅斯國內反對派一廂情願的事。

但萬事都不絕對，普京已然陷入了其2000年上台以來最深刻的政治經濟危機當中，前所未遇的巨大困難使他極有可能面臨下台的窘境，不過下台的前提應該是——他自己不想幹了。

説普京不想幹，並非空穴來風。在2014年11月24日接受塔斯社的專訪中，普京在被問及是否參選2018年總統時罕見地表示要“看心情”，明眼人都清楚，表面輕鬆的回答背後，反映出來的是面對俄羅斯內外交困複雜局勢的力不從心，或許他是真的感到了這次危機對他政治生涯的威脅。不過客觀地講，目前在俄羅斯國內還沒有可以替代普京的人選，主觀地講，普京如果這個時候打退堂鼓本身也是不負責任的表現，而這也不像是他的行事風格，這樣看來，面對這種局勢，短期內他還得硬着頭皮繼續幹下去。而面對前方仍然不明朗的俄羅斯局勢，筆者在這裏就先預祝普京新年行大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