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學偉：拿希臘選舉來説説歐洲制度問題行吧

近日，希臘極左派——左翼聯盟通過選舉，以36%的選票獲得149/300的議席，入主希臘政府。這種事情，在二戰以後的歐洲，應當是僅見。

各方面分析文章已經很多，本文獨闢蹊徑，想從制度的角度做一些比較深入的分析。

極端政黨上台，歐洲文明謝幕？

大家都知道，在歐洲大陸成熟的多黨制民主國家中，執政黨在該國的政治光譜中總是居中，或者中間偏左，或者中間偏右，極左或極右政黨從來都得不到執政機會。在這類國家的選舉制度中，總是有許多細節去限制小黨或極端黨派當選。比如，如果是比例代表制，選票不及5%，就無法獲得議席。如果是小選區制度，一個小選區只能選出一個議員。如果某一個政黨其實在很多選區都很有影響，但在任何一個選區都無法取得最大多數，它就可能一個議員也選不出來。法國的國民陣線長期就處於這種狀況。按照希臘選舉法規定，選舉得票率最高的政黨將獲得“獎勵”。議會總共300個席位，其中250個按照選舉得票率分配，而剩餘的50個席位將被得票率最高的政黨自動獲得。這個設計是為了在政黨林立的國家，保證議會能有一個穩定的執政多數而想出的。

這次由年僅40歲的齊普拉斯領導的極左聯盟勝選執政，是很大的例外。因為比它更左的，就只剩下有15個議席的希臘共產黨了。其餘擁有136個席位的5個政黨包括上一屆執政的新民主黨，都在左翼聯盟的右面。這種局面當然是相當詭異而且危險。西方的普選民主制之所以一直還能夠正常運行，就是因為執政權一直都在中左和中右之間輪換，他們代表的始終是中間階級的利益，各項政策自然都不可能太過離譜，不會過分地倒向極左或極右。而現在希臘左翼聯盟獲得超過三分之一選票，代表的則是左面而不是中間的利益，更不是右面的利益。他們的政策，侵犯右面三分之一人的利益的風險就會大增。

希臘左翼聯盟上台，歐洲前景堪憂

其實希臘左翼聯盟選勝的核心口號只有一個，就是“停止緊縮”。他們當然並不想離開歐盟，當然想要歐盟補助，但卻不願意接受得到歐盟補助的必須條件——實行“財政緊縮”。他們已經在歐盟的壓力下努力節衣縮食整整5年，可是還看不到隧道盡頭的亮光。

超過三分之一的選民持這種立場，他們的議會席位又被以前一直保護中間派的制度放大到一半。現在，西方人精心設計的選舉制度就不再能阻擋，而是會加速極端勢力登上政治核心舞台的步伐。當年德國魏瑪共和國的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就是循這種路徑，登上政治舞台的。甚至2017年的法國大選，勒龐也很可能循這條路登上法國政治舞台的核心。如果他們能夠穩定地獲得三分之一選票，加上選舉制度對強勢政黨的放大作用，他們肯定可以得到大量的議會席位。屆時受到選舉制度排擠的，將不再是他們，而是另一些以前的傳統大黨尤其是社會黨。而他們最有效的抗拒辦法，就是結盟，社會黨和薩科齊代表的UMP結盟。這個辦法大概還能管一些時日。

今年1月7日出版的法國小説《屈服》，描述的就是2022年法國會選出一個穆斯林總統的故事，這其實遠遠小於勒龐得到總統位置的幾率。去年的歐洲議會選舉，國民陣線已經得到24.85%的選票，躋身法國第一大黨，這可不是鬧着玩的。

在這以後，歐洲的政壇就會越來越受到極左或極右影響，甚至處於他們掌控之中。如果屆時經濟形勢還沒有好轉，加上穆斯林人口的繼續迅速增加，歐洲恐怕就會進入真正的多事之秋。

比如勒龐一旦在法國上台執政，她説，法國可以留在歐盟，但要退出歐元區和申根協定。離開了這二者，歐盟還能剩什麼呢？歐洲重新統一的千秋大夢不是要正式壽終正寢了嗎？她肯定還會制定和執行一些“法國人優先”的政策，那和移民之間的衝突，是不是必然也會激化？

西方制度最大的缺陷就是太過挑剔

一個極端黨派會如何在一個歐洲國家執政？這就是我們下面要觀察的重點。我們已經聽説，希臘新政府要重新考慮比雷埃夫斯港的私有化計劃。這事直接牽涉到中國的利益還是其次，它不是需錢孔急嗎？怎麼又和錢過不去了呢？有人已經在説它是“左派幼稚病”了。

一些人總是以為，西方的制度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萬代而皆靈”。可是現在希臘的事態（或者烏克蘭的事態）已經説明，這個制度甚至還沒有做到“放之歐洲而皆準，施諸百年而皆靈”。筆者擔心的是，它在歐洲、在西歐也不靈的時代正在開啓。希臘可是西方民主制度的老祖宗呀！

其實西方制度的最大弊端是它已經固化，已經演化到了盡頭，沒有辦法做任何重大的革新了。在數百年來的理論和實踐中，西方的制度演化只有一個總方向，就是走向更多的民主、更多的平權，要把盧梭的人民主權理論一步一步更多地落實。他們真的是意識形態掛帥，任何想要回頭的企圖都是無法實現的。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南歐數國陷入此前難以想象的經濟困境，好幾個國家的失業率上升到25%以上，年輕人的失業率到了50%以上。各種抗議浪潮風起雲湧，但是我沒有聽見一聲要求收緊制度，要求更多集中權力。（幸好也沒有人在要求更多的民主平權。）我把這種現象稱作西方制度的超穩定性。這是好事還是壞事，我真的還説不準，大概要看歐洲能不能熬過這場危機、恢復起碼的經濟繁榮而定。

如果失業的公民繼續增多，他們用選票説話，會把國家引到何處？仔細想想，我真是不寒而慄。我總是看到羅馬共和國末年格拉古兄弟的身影在今天的歐洲遊蕩。

我斗膽問一句，西方現行的多黨普選制度，能面對失業率一直高到什麼程度的經濟社會局面？30%？35%？總有一個限度吧？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萬代而皆靈”吧？

我期待希臘的左翼聯盟不致胡作非為，能與歐盟達成妥協，不會退出歐盟、歐元區。我也期待歐洲大陸的極右勢力突不破30%的議會選票，那麼現行的制度就還可以維持。

如若在希臘之後，還有更多的極端政黨獲得執政權，尤其是大國的執政權，那麼歐洲文明的謝幕時代，真的就要加速來臨了。

再説得遠一點，我覺得，西方制度的最大缺陷或稱漏洞，就是它太過挑剔。它對賦予主權的公民集體素質，有太高的要求；對它所能正常運作的經濟環境，也有太高的要求。經濟一旦衰敗，公民集體的平均素質一旦明顯下降，這個制度真的就是太難維持正常的運行了。

那個公民權平等的意識形態，實在是太過強大與僵硬，僵硬到西方人寧可抱着它去死也不肯放棄的地步。不要説我是在危言聳聽。看看西方的歷史：古希臘的城邦政體，是不是死抱着他們的公民權平等制度死去的？羅馬共和國是不是死抱着他們還不是那麼平等的公民制度死去的？

具體一點，假設希臘左翼聯盟與歐盟真的拼個魚死網破，退出歐元，退出歐盟，然後本國陷入一片混亂，無法治理，甚至出現人道危機，歐盟當如何面對？能支持出現一個類似現在泰國那樣不經選舉的軍政府嗎？這些事情還沒有人想過吧？我的説法是，這種前景，從今天看過去，風險還不超過15%。但再過一些日子，就不一定了。

西方主流政治理論太過理想化

能有其它的出路嗎？設想一下總是可以的。關於這一點，筆者倒是有些想法：

我們可以把人類社會的真正平等比配成物理學上的熱死寂。在那裏一切都會失去動因，而絕不會是一個理想社會。當然筆者也並不反過來認為經濟、社會和政治不平等越大越好。筆者認為理想自然在自己一貫主張的中道，在取得一個理想的、合適的差距，這樣才可以得到效益和公平的最佳折中。經濟共產主義和政治共權主義都認為人類發展（至少理論上）的終點應當是絕對平等，即使實際上終究達不到，也要努力無限趨近。就是説：所有的山都要儘量地搬走，填到海里去。理想境界，終極目標，就是一馬平川。筆者認為這個理論終點是達到一個最恰當的動態均衡。在那裏，適度的、其實還是相當大的差距才是終極理想模式。山不要太高，水也不要太深。但必須有山有水，錯落有致，水要有處下泄，人要有處攀登，才會是一個現實的、美好的人世間。筆者尤其認為，這個陳述對經濟和政治同樣有效。

換一個表達方式：

毫無疑義，人民全體擁有全部的政治主權，就如同人民的全體擁有全部的財產主權。但這種擁有並不平均。由於種種原因，一部分人民擁有更多一些的政治主權，正如一部分人民擁有更多一些的財產主權。政治主權如同財產主權，過度的均平不可行，也不符合人民全體的長遠利益。當然政治主權的過度不均衡，同財產主權的過度不均衡一樣，也不符合全體人民的長遠利益。我們要追求和掌握的，是那個恰到好處的相對均衡或不均衡。

所幸財產絕對均平的理想，已經被人類徹底放棄，迄今不過25年。但至少理論前景上政治權利應然上的絕對均平，依然是今天的普世價值，雖然它在過去也包括未來的任何時候，都做不到。

西方主流政治理論真的太過理想主義。筆者倡導的理論沒有那樣的道德光環，但希望它更符合可能是有些嚴酷的社會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