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二十世紀遺產與一帶一路——從奧斯曼土耳其到太陽花台灣

**【去年以來，****“一帶一路”建設已經取得了一系列積極進展。**29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在發佈會上透露，2014年全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物貿易額突破1萬億美元，達到11206億美元，佔全國的26%。

學者已對“一帶一路”的戰略與建設有了不少探討，汪暉教授則獨闢蹊徑，從奧斯曼帝國的歷史談起。他認為，“一帶一路”絕不是單一國家的計劃，不是一個以領土及其擴展為目標的帝國再造計劃。“一帶一路”不僅是能夠與美日海上同盟這種冷戰老路競爭的新路線，也是一個針對資本主義經濟模式進行改革的漫長過程，是對世界歷史路徑的重新修正。不是解決了區域問題才能展開“一帶一路”，各種區域問題恰恰是在展開“一帶一路”的困難和挑戰的過程中才能解決。

**本文為****最新一期《文化縱橫》雜誌上汪暉教授長文《當代中國歷史鉅變中的台灣問題——從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談起》的一部分，**系根據汪暉於2014年6月底與台灣友人的談話記錄整理而成，作者在發表前審訂並修改了文稿。閲讀2.5萬字全文請點擊鏈接。】

談到區域整合，離不開內陸與海洋的關係，當然也離不開怎樣將兩岸關係置於內陸與海洋的關係中去解釋。日本的亞洲論其實是從歐洲的海洋論發展而來，現在的台獨論也是一脈相承。用海洋來貶低內陸是資本主義時代一個主要的特點。海洋和內陸的問題，確實需要一個世界史敍述才行，不能夠只講兩岸關係。台灣海洋貿易史的研究把台灣編織到海洋歷史的敍述裏面去，卻省略海洋歷史跟大陸歷史之間的關聯。這的確值得解釋，從中國大陸的歷史角度值得解釋，從世界史的角度也值得解釋。

大陸觸及這個問題的是張承志，但他沒有談論台灣問題。張承志講西班牙的伊斯蘭化和天主教的排斥性，將那個時代視為世界歷史的一個轉折點，背景是奧斯曼帝國的崛起和衰落。張承志從蒙古高原到穆斯林世界，從中國內外到兩河流域，建立起了一種不同於中國知識界主流的世界史譜系。這個譜系是在抵抗歐洲殖民主義的脈絡中展開的。奧斯曼帝國在15、16世紀的崛起是世界歷史的大事件，哥倫布探險、美洲發現和印度問題均與此有關，但這些事件大多被組織在歐洲中心的視野中。這一事件對於中國和內陸亞洲的影響如何？荷蘭人入侵台灣(1624-1662)也正是這一浪潮的一波，只是適逢明清易代之際，中原王朝無暇旁顧這一海疆邊陲，直到鄭成功於1661-1662年進攻台灣，建立第一個漢人政權。在台南，訪問赤嵌樓，那個地方原是荷蘭人所建的“普羅民遮城”，也恰是鄭成功軍隊佔領台灣的第一個立腳點。佔領那裏有幾個主要的原因，其中一個是補給，當地有不少漢民可以提供補給，還有一個原因即那是一個可以控制西班牙航線的戰略要地。台灣跟東南亞是連在一起的，攻佔台南可以開闢連接東南亞和東亞地區的新路線。台灣在歐洲殖民史上的重要性是與因奧斯曼帝國崛起、沿大陸絲綢之路的東西貿易中斷相互關聯的。

鄭成功塑像

奧斯曼帝國崛起對於中國的經濟和貿易的影響並不像對歐洲的影響那麼大。除了還有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路線之外，不但中國大陸內部幅員遼闊，經濟互補性強，而且朝貢圈內的貿易關係也非常發達。第二次鴉片戰爭時，馬克思批評英國議會欺騙人民，因為議會討論掩蓋了以恰克圖為樞紐的中俄貿易規模遠超英國用槍炮換來的沿海貿易額這一事實。我三次去伊斯坦布爾，最近的一次還去了以佛所。這個地區的歐亞互動之豐富是驚人的。奧斯曼王宮裏面有珍寶展，展品與大英皇宮相比也並不遜色。大陸基本找不到元青花，元青花基本上全集中到那裏，量和種類都很繁多。除了元青花之外，還有許多西域民族的物品。奧斯曼蘇丹蒐羅了許多成套的瓷器，是做日常之用的，這些東西是市場上買的，不是贈品。換句話説，這不只是朝貢關係，而且是貿易關係。對於歐洲來説，奧斯曼帝國的崛起是促使所謂大航海時代到來的一個主要原因，因為絲綢之路中斷，原來的貿易路線不再通暢，逼迫着開闢了另外一個航線。但從奧斯曼帝國的角度，與東方之間通過絲綢之路而展開的貿易並沒有中斷。中國早在哥倫布之前就擁有了遠航的技術，卻沒有那麼大的動力去拓殖；鄭和下西洋，表明航海技術不成問題；清朝雖然是從北方來，繼承這個技術也不是大問題，關鍵的問題是他們沒有那麼強的動力。這是不是原因之一呢？我沒有研究過，姑且先提出來思考吧。　　

清朝對台灣的佔領是出於政治一統的要求，而不是貿易的要求，在經濟上也並不需要台灣提供多少東西。在鄭氏攻佔台灣之前，中原王朝沒有經略台灣的動力。但鄭氏在台灣建立政權之後，台灣對於大清政治一統來講就變得不可或缺了。甲午戰爭後，台灣的割讓是民族的恥辱，抗戰勝利後必須收回台灣，也是這個道理。1943年開羅會議時，原本計劃討論二戰時期被日本佔領領土的歸屬問題，但為什麼最終確定1895年即淪為殖民地的台灣必須迴歸中國？台灣對於中國的政治統一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清朝對台的治理，區分“生番”與民人，這應該是由經略西北和西南的經驗而來。1870年代，台灣山地人與琉球漁民發生衝突，日本人乘隙而入，他們質問清朝政府為什麼不處置當地人。總理衙門的回答是：“生番”不在大清律治內，結果給日本留下了進攻山地人並非進攻大清的藉口。其實，這種將“生番”與民人相互區分的做法，與清朝治理西北和西南的方式很相似。例如對於西南少數民族，清朝用土司制度進行治理，並不直接運用大清律。

1860年代，美國第一次攻擊台灣；1870年代，日本第二次攻擊台灣，就是以新的模式來衝擊清朝的秩序觀。我寫關於琉球的文章時也説過，日本人第一次攻擊台灣用的是美國人的建議，不是日本人的獨創。美國人第一次進攻沒有得逞，美國駐廈門的總領事李仙得給日本的最重要的建議，就是把清朝經略邊疆時對番民關係的區分置於西方主權概念的框架下，重新確定內外關係。在清朝治下，以大清律和地方習慣法治理邊疆區域，形成了兩元結構的統治模式，也可以稱之為法律多元主義，其內外觀與西方國際法及其以主權為中心的內外區分完全不同。日本攻擊台灣時的藉口是：既然當地“生番”不在大清律治內，那麼對於“生番”的攻擊就不是對大清的攻擊。在這個意義上，日本對台灣的進攻不僅是日本與清朝之間的衝突，也是兩種秩序觀之間的衝突。現代中國，無論哪個政權，都不得不沿用西方的統一規則來經略邊疆，傳統的秩序觀瓦解了。事實上，所有具有豐富帝國傳統的國家在沿用這種模式經略邊疆的時候都會出現問題。共產黨早期處理得好，是因為它由下至上地推動社會變遷，但是當這一過程終結，上下關係固化的時候，對這個體制的抵抗不可避免地要爆發出來。大陸民族問題的爆發跟台灣問題的情況不同，但是根源又有部分的一致性，這個根源都來自於西方在19世紀奠定的有關國家和國際關係的基本規則。我在寫《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過程中，尤其是在寫第二卷《帝國與國家》時，就在思考是否存在不同於這一規則的、更為靈活的制度安排？歷史地看，統一或統合是存在多重可能形式的；統一或統合是一與多的辯證，也必定是一個多重參與的過程。

回到前面的話題，伴隨經濟中心從歐美轉向亞洲，大陸與海洋的關係正在發生變化。1993年，東起連雲港、西至鹿特丹的歐亞鐵路已經貫通，現在提出的“一帶一路”實際上包括了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印中巴兩走廊、歐亞大陸橋等眾多範疇，大陸聯繫的重要性顯著提高了。如果説美日海上同盟是對冷戰格局的延伸，那麼，“一帶一路”卻是對歷史路徑的迴歸。新的經濟計劃是對世界歷史路徑的重新修正，困難和挑戰都是顯然的，有人説連新疆都搞不定，還怎麼去談“一帶一路”？但是，新疆問題或其他區域問題恐怕也正是在展開“一帶一路”的過程中才能解決。我們從“一帶一路”面臨的困境可以看出：世界經濟的重心向亞洲的偏移將帶來一系列政治、社會、文化、宗教、語言等方面的問題，而絕不只是經濟問題。反過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核心就在於其經濟與政治、文化、習俗、宗教等等的脱離，在於其經濟過程對社會關係的破壞和摧毀。因此，“一帶一路”必將是一個針對資本主義經濟模式進行改革的漫長過程，也必然是將歷史文明與未來的社會主義相互連接的進程。説歷史文明，是因為這一新計劃的四個關鍵概念，即路、帶、廊、橋，正是亞洲跨社會體系或歷史文明的紐帶;説這一計劃不可避免地具有社會主義色彩，是因為如果不能克服任由資本主義經濟邏輯主宰這一廣闊而複雜的網絡的局面，這一計劃必然遭致失敗和報復。“一帶一路”不是單一國家的計劃，不是一個以領土及其擴展為目標的帝國再造計劃，而是一個以“互聯互通”為中心概念的、以多重複合的參與為基本內容的動態過程。面對這一史無前例的世界實驗，任何缺乏深刻和長遠認識的經濟計劃、金融擴張和軍事冒險，都將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現在談論“一路一帶”的人大多隻涉及兩個中心問題，一個是解決國內生產過剩，一個是金融擴張，這兩個問題都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反覆出現的問題。若只重複資本主義的老路，“一帶一路”不但不可能成功，還可能觸發巨大的風險和反彈。新疆問題是一個信號，2014年的台灣也是一個信號。但無論如何，隨着經濟關係的變化，17世紀之後台灣在全球和區域經濟中的特殊地位也不可避免地發生變化。中國大陸沿海經濟的發展和歐亞大陸關係的變化正在撬動全球性的歷史變遷，大陸與海洋的關係如果不是發生逆轉，也會產生鉅變。

現在是全球性的政治危機的時代，跟1989年以後的情況非常不一樣。1989年以後，社會主義失敗，“歷史終結”。然而，今天的現實是資本主義危機四伏，不僅邊緣區域如此，中心區域也一樣。1989年後作為唯一政治合法性的那些東西，在今天無一例外，都處於深刻危機之中了。如果中國能夠順利地擺脱困境，重新思考政治實踐的問題，兩岸關係會不太一樣。我們需要在“歷史終結論”的範疇之外，共同探討新的道路。如果沿着這條道路嘗試開啓新的政治實踐，新的空間、新的可能性、新的力量就有可能湧現。這是全球性的政治危機，不是局部危機，所以探討中國政治的新形態，也有全局性的意義，不是個別的和局部的意義。

2012年，我在台灣訪問牡丹社，沿着山道，一路摸爬進去。當年，像這樣的一個台灣部落社會，其內部組織已經很完善，要想從外部攻進去很難。原來大陸許多地方也是這樣的，經過土地改革和社會變遷，就像台灣社會一樣，現在已經很難找到“化外之地”了。但是，在交通如此便捷、流動如此廣泛的時代，統治者卻不知道地方性族羣內部在發生什麼，這表明斷裂已經達到了一個非常深的程度。現在需要重新擬定方向，綱舉目張。這兒抹一塊，那兒抹一塊，沒用。還是要知道核心問題是什麼，才可能明確方向，逐漸地使得這個局勢逆轉。比如説我在文中一再提到的“中國”作為一個政治範疇到底是什麼意思？這是應該重新來討論的，如果沒有這種概念，沒有這樣的意識，這個探索還沒有展開，問題可能就終結了。現在需要説明新的方向，雖然不容易，但也有幾點是明確的：第一，這是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思考出路，不可能脱離這個進程談論新道路;第二，這是在東亞地區談論這個問題，也就是説，不可避免地需要討論全球勞動分工和全球關係的發展和變動，尤其是政治、軍事中心與經濟、金融中心的分離趨勢及其後果；第三，這是一條超越冷戰格局、克服新自由主義的未來之路，一條突破近代以來形成的霸權體系及其新形式的解放之路，一條以深厚的歷史文明及其近代歷程為背景的、綜合當代各種先進經驗的繼承創新之路。至少在我看來，這也是一條不可避免地具有21世紀社會主義特徵的共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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