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言如玉 | 口服避孕藥之父的諾貝爾獎黑小説
口服避孕藥發明者卡爾·傑拉西於美國舊金山當地時間1月30日去世，享年91歲。他不僅是科學家、發明家，也是一位“獨特”的小説家——獨特在哪？可不是隨便誰都能靠小説追回前女友的。
他最著名的小説是《諾貝爾的囚徒》，講述了一場科學家的明爭暗鬥。康託教授產生了一個“天才”的實驗想法，讓得意門生斯塔福完成。文章發表後，競爭對手、學術大牛克勞斯私下向康託表示，無法重複實驗。康託逼迫斯塔福再嘗試，結果很成功，但由於一封匿名信舉報斯塔福可能做手腳，最終使兩人關係破裂，斯塔福突然轉投克勞斯門下。康託則獨自設計了另一項實驗，證明了自己的理論。
之後，康託與斯塔福同獲諾貝爾獎。兩人商量好，在頒獎典禮上，由斯塔福介紹基本原理，由康託介紹完美的第二項實驗，從而回避了第一項實驗和所有的尷尬。但斯塔福耍了個花招……
而克勞斯雖然是大牛，但一直沒能獲得諾貝爾獎，他一直在利用康託與斯塔福的微妙關係，尋找機會。克勞斯聲稱斯塔福在重複第二項實驗，遇到了困難。當忐忑的康託發現這是謊言後，立即寫信聲討，而克勞斯的回信更為直白。
以下為小説選段（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的花招
康託睜開眼睛，看了看手錶。這些話聽上去就好像在暗示該輪到他演講了，不對，斯塔福才講了28分鐘。康託十分驚詫，傑裏（編者注：斯塔福的名字）竟然沒有講足預定的45分鐘。“因此，我現在想向諸位……”
康託腦子裏的雷達開始探測最初的不規則的顯示點，是因為他使用了第一人稱嗎？
“……介紹第一次實驗測試，這次實驗的目的是為了證實這種廣泛的腫瘤發生理論。”聽眾裏面只有兩個人對這種提法做出了反應。對於他們來説，就好像是被迎頭澆了一盆冰涼的水。康託身體坐得筆直，而塞萊斯蒂娜（編者注：斯塔福的女友，她恰好是康託女友葆拉的外甥女）則捂住了嘴。她悄聲説，“哦，不。”
“怎麼回事？”葆拉焦急地向她的外甥女彎過去。
“你聽！”塞萊斯蒂娜喘着氣，在嗓子裏説。
斯塔福轉用第一人稱，以一種直截了當的方式描述了他的第一個實驗，那個在康託的想像之中已經被埋葬了的實驗。塞萊斯蒂娜正在思忖着傑裏怎麼會談起這個話題的時候，更加令她吃驚的事情出現了。“但是，單靠自己檢驗自己的理論還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局外人來驗證。在我們這個案例中，哈佛大學的克勞斯教授決定提供這種驗證，他讓他實驗室裏的大橋博士來重複我們的實驗。”
這傢伙腦子怎麼了？康託愠怒地想。傑裏是不是發瘋了？塞萊斯蒂娜閉上了眼睛。她覺得就像一個人在一條單行道上驅車，突然發現對面另外一輛車正朝着自己疾駛而來。她所能做的只有猛踩剎車，閉上眼睛。
就在她等着撞車的時候，只聽見斯塔福説：“最初，他在重複我們的實驗時遇到了一些麻煩。後來，他仔細地審視每一個細節，才發現了問題所在。最終，實驗的差異微不足道。”他第一次看着康託説道，一絲微笑隱約從他的眼睛裏流露出來。康託從第一排凝視着他。“如果説這次經歷有什麼教訓的話，那就是即使最小的細節也應該記錄在筆記本上。”康託聽到他自己經常重複的話，不由得眉頭一皺。“你永遠也不知道哪個細節最終會被證明是至關重要的。”
塞萊斯蒂娜瞪大了眼睛。斯塔福的微笑顯而易見。“幸運的是，大橋博士（編者注：克勞斯的另一個學生）在幾個星期之前成功地重複了我們的實驗。但是，正如實際情況所顯示的那樣，他的證實已經不必要了，因為，與此同時，我們已經構思出了第二種實驗方案。這種方案非常完美。”他稍微停了一下，讓聽眾聽清楚這些話。“順便説一下，這項實驗目前也在克勞斯教授的實驗室裏，由他們在仔細審查。我完全相信它最終也會成功的。”
在演講過程中，斯塔福第二次把目光停留在康託身上。這一次，他沒有笑。在大驚失色的康託看來，很可能只是對康託一個人來説，這就像是一個警告。“忘恩負義的傢伙，”他低聲詛咒道。他説的“最終”是什麼意思？
康託還沒來得及琢磨透那句隱含威脅的話的意思，斯塔福就已經把球扔給了他。“這樣，我們就有了兩個獨立的實驗來支持我們的理論。相信你們沒有人會認為這是多餘的交叉實驗，一次不必要的在我（I）上加的一點，畢竟，‘腫瘤發生理論’中兩個單詞都是以‘t’開頭的。而這項工作本身是由兩個我（I）完成的：我本人，還有伊西多爾·康託。現在他將向諸位介紹第二次實驗。”
燈光打開以後，聽眾中爆發出一陣掌聲。斯塔福等着康託站起身來。講台有兩個階梯，兩邊各一個。斯塔福看見康託慢慢朝右邊的台階走過去，他便從另一邊走下講台。
塞萊斯蒂娜暈乎了。如果傑裏説的話是真的——他怎麼會在大庭廣眾之下公然説謊呢，在一篇會被載入諾貝爾獎檔案的演講中説謊？就這樣，他非常微妙地，把康託從一位“不同凡響的”人變成了另外一位科學家，現在他被降格到描繪很可能被稱為驗證實驗的瑣碎細節。然而，斯塔福做得很巧妙，只有康託和塞萊斯蒂娜心知肚明。
學術大牛的勒索信
親愛的艾西（編者注：康託的名字）:
拜讀了你最近的大作之後，才想到我們除了聖誕卡，從來沒有交換過私人信件。坦率地説，你的信在我看來，實在太精彩了。你真是深藏不露，有許多密招：密歇根湖邊高雅的寓所、迷人的室內音樂、古董、令人印象深刻的高大女友，還有什麼我遺漏了的？邁克爾-託內特是何許人也？是表明你在傢俱方面勝人一籌，還是我忽略了某些更加細微的東西？
我認為該是我們揭開面具的時候了。在芝加哥，我真正想請你做的事情是，提名我為諾貝爾獎候選人——不光是今年，而是不斷提名，直到我獲獎為止。我們全都清楚，你的情況是很罕見的，就像蘇黎士那些幸運的物理學家，他們在發現奇特的超導體以後，僅僅幾個月的時間就獲得了物理學獎。其他大多數獲獎者都是經過不斷提名，最後才引起諾貝爾獎委員會的垂青。
坦率地説，對你一派完美主義者的冷冰冰的樣子，我實在不敢苟同。確實，你並沒有要我提名你，但實際上你期望我的提名，難道不是嗎？我問你要你的參考書目和簡歷，你立即就寄來了。你主動提供了一段相當華麗的炫耀性文章，歸納了你的腫瘤發生理論，這又作何解釋？難道你不相信，以我獨特的風格會公正地評判你的研究成果嗎？
談到諾貝爾獎和腫瘤發生理論，你那著名的尚未公開的第二次實驗情況如何？關於第一次與斯塔福一起做的實驗，至今沒有寫出完整的論文，是何原因？那個實驗有種令人不愉快的揮發性的氣味，我承認很輕微，但是我敏感的嗅覺還不至於感覺不出某些東西的腥臭。如果它玷污了你的腫瘤發生理論，那將是很令人惋惜的事情，這種理論不僅本身貌似合理，而且是一個真正具有大智慧的力作。此外：
我要求斯塔福接手“大橋”（編者注：大橋負責驗證第二項實驗）的工作時，他最初拒絕了。我再三追問，才瞭解到，原來在你公開宣佈之前，始終沒有告訴他關於第二次實驗的事。這難道就是你不善於保密的例證嗎？你竟然還魯莽地暗示我去向你的學生請教關於這方面的優秀品質。倘若是我，我肯定會向自己喜歡的博士後吹噓這樣的消息，尤其是我決定親自動手去做實驗的話。其實，你為什麼非要親自去做呢？向我們證明你仍然在實驗室裏面工作，而我們其他人現在只是坐在辦公室裏紙上談兵。既然第一次實驗早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為什麼還要做第二次實驗呢？難道獲得諾貝爾獎的第一次實驗還有什麼不妥貼的地方嗎？如果是這樣，那麼，那個實驗是誰做的？當大橋最終成功地完成第三次嘗試的時候，誰在我的實驗室裏面？無可否認，大橋親口告訴我閃爍計數器校準的事，可你我都很清楚試圖挽回面子的種種表現。他那麼説也許只是為了掩飾前兩次斯塔福不在場時的失敗。目前，我不想多事，也不想深究，因為我尚不能肯定我這裏是否真有事。從你的來信中得知，你錯過了今年1月31日的截止日期。我原諒你這一失誤（我相信這是一次疏忽），我之所以原諒你，主要是因為在你們獲獎之後，今年在癌症研究方面獲得諾貝爾獎的機會很小。不過，明年，後年，再往後……
我的要求如下。今年11月，你把提名錶寄給我，就是上角寫着“嚴格保密”字樣，開頭是“我們，作為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的成員，榮幸地邀請您遞送建議……”的那張表格。為了我們兩人方便起見，我會把整個表格填好，然後寄給你，請你簽字。然後，你再把簽好名的表格寄還給我。我再附上我的自傳和其他支持材料，一併寄到斯德哥爾摩去。我很清楚那張表上説明，提名候選人的人既不能透露他的提名也不得向被提名的人泄漏提名信息。我們都知道，很少有人遵守這項規定。
傑裏·斯塔福在他的諾貝爾演講中聲稱我們證實了他的實驗，不過，對於所有相關的人來説，幸運的是，我們的文章仍然沒有發表。我剛從雜誌社把“大橋”的文章撤了回來，相信你聽了一定不會感到震驚的。你不必擔心，這件事辦得很低調。我只是對編輯説我們要核對幾個要點。歸根結底，小心謹慎一些總不會有錯。我們將把這篇文章耽擱一些時間——比方説，在你今年11月21日，把那把搖椅送給我作為我65歲生日禮物之前。我們實驗室正在操辦一場盛大的舞會，你定然會收到一份請柬，屆時請與你的音樂玩伴一起光臨。
誠摯的
庫爾特（編者注：克勞斯的名字）
《諾貝爾的囚徒》作者、口服避孕藥發明者卡爾·傑拉西
小説後記
科學界有幾種欺詐行為，很少有人知道，除非是熟知就裏的內行。……這些行為可以分類，冠以欺騙、造假、修正數據和篡改資料之名。……他們（我們這些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可以確信：他們所發現的每一個事實，他們所完成的每一項好的實驗，都會立即被人重複、論證和評説。
——查爾斯·巴比奇（Charles Babbage，1830年）
在科學研究中公然的欺詐很罕見。此外，在科學上，也不可能有完美的犯罪，沒有永久無法偵破的謀殺，因為沒有限制法令，人們可以一直追究下去。凡是重大課題，或遲或早，其實驗都會被重複，其理論必定會受到其他人的檢驗論證。儘管如此，本書描述的並不是一個黑白分明的問題，它描述的是一個比較灰色的領域，我們科學家在這個領域有時候會自覺或者不自覺地迷失。
原創科學——托馬斯·庫恩稱之為“範式科學”——通常都涉及構想一個假説，這一假説必須能夠通過實驗證實。這種假説在提出來的時候，往往看上去非常完美，顯而易見，我們因此認為肯定正確無誤。我們會設計一項實驗去證實它；結果似乎也支持我們的設想。我説的是似乎。有時候，會有一些不一致的數據顯示出來：8點中有2點不在一條直線上，7個實驗中有一個疑點不能成立。我們把它歸咎於實驗的易變性，或者統計學上的偏差。這些是科學上不可避免的情況。於是，我們發表了經過處理的結果。論文引起了轟動，同事和競爭對手競相重複我們的研究，用其他方法去測試驗證。“正常的科學”佔了上風，我們的範式在聖殿裏贏得了一席之地。
假如我們的洞察力深邃，我們的推理無懈可擊，那麼修改數據從道德上來説又該如何解釋呢？150年前，英國數學家查爾斯-巴比奇注意到這種行為，他嚴厲譴責了這種不軌行為。當然這種現象由來已久：孟德爾肯定這麼做過，艾薩克·牛頓爵士也可能做過，毫無疑問，弗朗西斯·培根本人，也曾以超越真實的眼光，修飾過他的數據資料。可我們的合作者，我們的學生如何呢？他們因此受到感染了嗎？我們是否由於無視榜樣的作用而加倍玷污我們所信奉的原則？科學是對於真理孜孜不斷的追求，科學界也是一個社會團體，有自己約定俗成的規矩，有自身的社會合同契約。科學精英這種職業上的越軌行為會對科學文化造成什麼樣的危害呢？
……
發表、優先權、作者的名字排列、雜誌的選擇、大學裏的終身職位、為研究工作等從基金或贊助人處申請獲得捐款的本領、諾貝爾獎、對他人的挫折幸災樂禍，這些是當代科學的靈魂和輜重。為了要説明這些，我安排康託和斯塔福研究一個完全虛構的腫瘤發生理論。像小説中的斯塔福和康託那樣，在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裏面通過一兩個簡單的實驗加以論證，提出令人信服的證據，這在現實裏幾乎沒有可能。雖然他們的研究是編造的，但是，實驗室的背景、他們的道德倫理觀和抱負卻都是真實的，並沒有編造和誇大。作為一名從事科學研究的作者，我只有説服自己，他們（康託和斯塔福）的科研項目純粹是虛構的，才能夠深入描寫那些行為和態度。其實，這些比我們願意承認的情況更加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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