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布魯克斯：被黨派主義毀掉的，不僅是美國政治

最近，有個大學生跟我聊起了他的困惑。這個夏天他在某保守派智庫實習。現在，他正忙着申請心儀的學校和公司——然而這些地方的大多數人屬於自由派。他應不應該從簡歷上刪去這段實習經歷呢？

我當時勸他不要刪，因為即使別人與他政見不合，還是會欣賞他熱心公共事務的進取心。但現在，我想這條建議恐怕是錯誤的。政治歧視遠比我想象的嚴重得多。事實上，最近一項研究顯示，政治歧視比種族歧視更普遍。

例如，政治學者仙託·艾戈爾和肖恩·韋斯特伍德把許多份學生簡歷分發給1000個人，並問他們哪些學生應該獲得獎學金。這些簡歷留下了一些關於種族（例如非裔美國人學生協會成員）和政治立場（例如青年共和黨成員）的線索。

如今的美國，政治偏見比種族偏見有過之而無不及

種族影響了受測者做決定。73%的黑人受測者選擇了黑人學生，白人也對黑人學生更加青睞。不過，政治因素的影響力更強大。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80%的受測者都選擇了與自己政見相合的學生。受測者都傾向於選擇與自己黨派相同的學生，即使別的學生簡歷再漂亮也不會考慮。

艾戈爾和韋斯特伍德進行了其他實驗，對哈佛法學院教授凱斯·桑斯坦所説的“黨派性”進行測量。他們通過隱含關聯測試，觀察人們是否會將不同特質與正面或負面情緒聯繫起來。他們還讓受測者們玩遊戲，觀察人們有多願意去相信不同的人。

在這樣的測試環境下，他們發現偏見是普遍存在的，其中政治偏見比種族偏見有過之而無不及。

上個月，桑斯坦在“彭博觀點”發表《黨派主義蓋過了種族主義》一文，其中引用的民調數據也反映出同一個現象。1960年，大約5%的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表示，要是自家子女與對立黨派家庭建立姻親關係，他們會“不高興”。到2010年，這個比例大幅上升，有49%的共和黨人和33%的民主黨人表示介意這樣的婚姻。

政治顯然是一個充滿激情的活動，道德價值觀衝突在所難免。不管是奧巴馬醫改、特許學校，還是干預敍利亞問題，民主黨和共和黨都存在嚴重分歧。但是，上述研究測量的是不同的東西。社會開始用政治標籤衡量人的基本價值，決定他們是否應被錄用；是否適合嫁娶；是否值得信任；是否應受歧視。

隨着個人生活的去道德化，政治生活被過度道德化，這已成為美國社會的普遍現象。人們較少非議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常常通過政治標籤輕易評價判斷他人。

過度道德化的思維定式隨處可見。越來越多的人圍繞着政治標籤構建自己的社區和社會身份。你得擁有某種政治標籤，才能進入某個社交圈子。

政治成為了基本禮節的標誌。在今日的美國社會，人們傾向於認為政治上的異己者沒有最基本的同情心，或對國家缺乏最起碼的忠誠。

最後，政治問題不再只關係到政治本身；他們是價值和尊嚴的象徵。當許多郊區民眾捍衞持槍權的時候，他們也是在抵制自命不凡的城市價值觀對鄉村價值觀的侵襲，捍衞鄉村價值觀的尊嚴。

政治過度道德化到如此地步，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關於道德的直接討論已日漸式微。神學家和哲學家曾經公開地直接討論道德問題。今天，那樣的公共知識分子已不再顯得突出，所以現在人們討論道德問題，需要藉助於政策分歧的幌子——而且討論者往往是政治脱口秀節目的主持人。

其次，高學歷的人傾向於用自身信仰——而不是家庭宗教信仰、種族身份或籍貫——來給自己定位和定性。

第三，在政治宣傳和媒體煽動下，兩黨爭議的重點不在於最高税率究竟是36%還是39%，而是“上綱上線”到生命中最根本的東西。

過度道德化對政治本身是一種破壞。在大多數情況下，政治的本質是不同利益之間的競爭，或是真理不同方面的平衡。但在這種狂熱的狀態下，政治變成了光明與黑暗之間正邪不兩立的鬥爭。妥協便是對自己身份認同的背叛。當學校、社區團體和工作場所都由政治身份定義；當校園因某些演講者政治見解出格而取消他們的講座，當我們的社區缺少這樣的百家爭鳴，我們都將變得越來越愚蠢。

這種心態也毀了人際交往。每個政黨內部都有來自三教九流各種各樣的人。通過政治標籤判斷一個人，便是否認或無視人的本質，也是對他人價值的貶低。不管是種族主義或黨派主義，最核心的罪惡都是偏見。

個人的不是政治的（觀察者網注：女權主義者在上世紀60年代末第二次浪潮中提出“個人的即是政治的”口號，作者反其道行之）。如果你以政治立場評判未來的兒媳，那麼你大概屬於所謂“三觀不正”的那種人。

（原文刊於《紐約時報》，觀察者網楊晗軼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