糜緒洋：俄羅斯百年圖書館昔日景象
【1月31日，莫斯科社會科學信息研究所圖書館發生火災，大火肆虐面積達2000平方米，持續十餘小時，給科學界帶來了巨大損失。承載着百年曆史的圖書館付之一炬，俄羅斯精神也在火光中飽受摧殘。本文為俄科院文學所博士研究生糜緒洋的兩篇譯作，特此呈現，以觀昔日之景，或許能為火災的發生做一些解釋。】
1月31日，莫斯科社會科學信息研究所圖書館發生火災
第一篇回憶。譯自電影劇本作者康斯坦丁·切爾諾扎通斯基（Konstantin Chernozatonsky）的臉書頁面。
蘇聯科學院情報所。
鬼知道我的媽媽在那兒一共工作了多少年。82年也不知83年，我生平第一次碰電腦就是在這兒。十年級時，我在這裏花了100盧布（注：根據作者出生年份來判斷的話，這應該是在1990年前後，當時100盧布是個不小的數字）檢索他們那有如宇宙般龐大的數據庫。特別平淡的建築裏都是裝圖書卡片的闊氣黃櫥櫃。簡直像是在外國：到處都是玻璃，空間十分寬敞，地上鋪滿地毯。先是有Acorn公司的8位遊戲機，隨後是在IBM PC XT上玩波斯王子。天花板上是一個個圓形的塑料窗户，冬天裏就能看到一個個烏鴉的屁股在那兒跳來跳去。
新進期刊部，那兒的大叔大媽都可愛得很，他們會和孩子們玩遊戲，給他們發蜜餅吃，他們中的米哈伊爾·彼得洛維奇老頭我以後還去他在阿爾巴特街上的家裏做客呢（他那時就有一台自己的電腦，但沒有顯示屏，用的是字符串）。電腦廳裏的姑娘們（她們座位下的地板被抬高了整整一米，因為底下有電纜）有時會倒賣匈牙利冬靴，最後終於也都嫁出去了。
大得驚人的HP 9000服務器，數據打在紙帶和Videoton終端上，可以和它玩井字遊戲，如果很厲害的話，還能打贏它（媽媽行，我不行）。一個年輕員工給大家展示日本買的電子琴——這個小夥子在一年後被人殺害了。閲覽室裏總會有些面色慘白的讀者，這些人很難纏，最好離他們遠一點。閲覽室的廁所又臭又髒，二樓的就還不錯，不過得自己帶廁紙。
圖書館發行一次性的彩券，可以贏汽車或者進口磁帶（我贏過）。圖書卡片總是會被人偷走，尤其是關於資本主義國家銀行系統的。每週四食堂都會燒魚，節日前則會派發食品禮包。打印紙，在上面能夠畫畫。新年晚會和新年老人，在會議廳（注意，不是禮堂，是會議廳！）裏舉辦的著名電影演員見面會。在圖書館玩了一天後，趕上末班電車去見初戀女友。特藏室和複印室的兇保安。大得無邊無際的普通書庫。差不多是列寧圖書館的三分之一，是國會圖書館的十分之一。
所有這一切在昨晚被燒掉了。
第二篇回憶。譯自vas_s_al的Live Journal博客，原文撰寫時間為2013年12月31日。
“情報所反對！”
12月31日我要從早上8點半開始上班，就像我們部門所有的男性職工一樣。所以我要在這裏宣泄一下我的年前仇恨。
去年媒體上的一個熱門話題就是科學院改革。引起最多爭議的是把各科研機構管理財產的權限移交給政府。一番口水戰後，法案還是被簽署了，但是公眾的同情在學者一邊。“科學的殉難者被剝奪了進行科研的最後機會，因為反人民的政府想派貪贓枉法的官僚來管理他們的財產。”
我呢，雖説是個公務員，科學的殿堂至今很少拜訪，卻也想投身於知識的海洋。我這就告知大家我最近一次拜訪科學殿堂的經歷。
我已經不止一次在博客中寫過，地鐵工會站附近大量聚集的科研機構就是我心目中那座閃閃發光的智慧的山巔之城，它總是在我心底裏向我宣示着美好的未來。很遺憾，鋼筋水泥表面的理想實則是脆弱不堪的。
在工會站附近的各種科研所中，最吸引我的建築要數社會科學科學情報所了。
大樓前的噴水池早就乾枯，芳草叢生。
穿過水池的優雅小橋被鐵門攔了起來，因為已經開始坍塌。
樓周圍的區域胡亂種了些樹，要是裏面不開燈的話，情報所看起來完全就像是一座廢墟。
這就是學者自己管理的財產。就是這麼一件財產，他們不想交給外人，擔心外來的經理人會把它弄得更遭。更遭？呵呵。
情報所從本質上説就是一座大型專門圖書館。在蘇聯時代，政府不想讓公民接觸腐朽墮落的西方影響，情報所則追蹤着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最新動態，並讓其讀者有機會知道這些動態。情報所的員工們努力出版一些“內部發行”的國外文獻摘要集。上週，我聽説了許多關於情報所機密藏書的趣聞，於是就去註冊了。註冊花了我一個小時整，註冊的過程值得詳細描述一番。
根據上面的照片，你們已經知道，情報所的正門被堵上了，大樓看上去就像廢棄的，而院士們對此早已聽天由命。所有渴望知識的人都得從一個很小的邊門進，然後您就會踏上一條又長又窄又空又黑的走廊。為了節省經費，大樓裏的燈能不開就不開，所以差不多得摸着牆走路。大概，對情報所的員工來説，昏暗和寂靜是圖書館的理想模樣，但對一個外來人來説，這實在太糟了。
不是每一隻鳥都能飛到第聶伯河的中央，也不是每一個從邊門進來的人都能走到那間登記新讀者的小房間。
這就是被封死的正門，旁邊的小門裏便是登記渴求知識者的地方。還不是您想登記就給登記的呢，您得有單位開的介紹信，而且您那單位還得有把員工派過來的資格才行。幸而國家權力機關屬於此列。在俄羅斯的生活經歷教會了我許多事情，比如説，在圖書館關門前兩個小時就來登記。
迎接我的是個大媽。她的房間牆壁上貼滿了教堂的照片，大概是想暗示社會科學科學情報研究所在社會科學領域取得的學術進展吧。
大媽挑剔地看着我的各種公文，隨後開始用一根手指把我的個人信息敲到電腦裏去。
大媽提前給我打預防針，告訴我説，她的電腦有毛病，每到傍晚就會壞，現在我們必須要希（dǎo）望（gào）自己這一回“能混過去”。她慢慢地、慢慢地，用一根手指輸入了我的姓，我的工作地點和我的學歷。她按下了確定按鈕，然後輕鬆地説了一句：“瞧，又壞了！”
她亂點了幾下鼠標後把電腦給重啓了，然後試圖打開某個數據庫。數據庫打不開，於是她建議先給我開兩天的臨時通行證，然後讓我明天再來碰碰運氣。
我想了一下，兩天之內這夥人肯定會把我的工作證明搞丟，所以就拒絕了。
大媽跑到走廊上叫道：“柳巴！姑娘們走了嗎？”
“走啦，早就走了。”
大媽轉向我説：“您看，她們已經走啦。11點來上班，啥時候想下班就下班……”那時是五點，而下班時間是六點，“她們一走，我這兒就啥都做不了。我今天什麼都沒法為您做！”
我提醒她，離下班還有很多時間，還有希望。大媽已經有些生氣了：“我不是跟您説了開臨時通行證嗎。然後您就去該幹啥幹啥。之後您再來，我們會幫您全都做好的。”
我想回答她，當我“之後”再來時，在這個房間裏坐着的還是你，你的電腦還是這一台，而“姑娘們”還是每天只上四小時班，所以“之後”我還得繼續這樣和你糾纏這些事情。
我忍住了，儘可能有禮貌地回答她：“沒關係，我是公務員，我知道該如何對付官僚主義。或許，在情報所裏還有別的誰能幫幫我們吧？”
大媽突然想起來，還有幾個“電腦工”，當她的電腦罷工時，他們會來搗鼓搗鼓。
她給一個人打了電話，問道：“瓦西里，你已經下班了是嗎？你已經不在崗了吧？”
遺憾的是，瓦西里沒有聽出她的言外之意，回答説他還在樓裏。於是大媽只好硬着頭皮請他來一次，因為她這兒又啥都做不了了，而偏偏還有個讀（chù）者（sheng）想要來登記。
在等瓦西里的時候，我向大媽打聽，現在來登記的讀者多不多？
大媽説：“不少呢，”然後指了指一本本子，上面用圓珠筆畫了表格，表格上每天登記着三、四個讀者。“不過有的是重新登記，也有的是新人。”
我算了一下，一天四個人，就是説登記一個人平均得花兩小時，我明白了，我的情況還不是最糟的。
我走出登記室，想去看看書亭裏賣的書，結果發現書亭已經及時關門了。
我享受着空曠和寧靜。我拍了拍手，呼喊有人嗎，可惜沒有回應。
與此同時，15分鐘過去了，電腦工並未出現。我請大媽再打一次電話。大媽拒絕了。我堅持讓她再打。她建議再等等，因為到5點她就可以下班然後就把我趕走了。
我問她電腦工的辦公室在哪裏。大媽不樂意地告訴了我。
我再次踏上了那條空曠、昏暗、回聲很響的走廊。找到了那間辦公室。門關着。前後兩間辦公室也都關着。
我在所有的辦公室之間徘徊，哪怕能見到一個活人也好。
這時走出了一條漢子。我問他能不能在哪裏找到電腦工。
“什麼問題？”
“註冊問題。”
“誰在哪兒碰到了問題？”
“我！在情報所！我是讀者！”
漢子搔了搔頭，衝着房間裏的誰喊道：“瓦夏！出來一會兒！”
瓦西里出來了。看來，他們已經在慶祝新年了。15分鐘前有人讓他去幫忙，他答應了，卻根本沒想挪一步，看來他一點都沒有愧疚的意思。
我們一起去找大媽。她尊敬地看着我，愛憐地説：“瞧瞧，直接把人給帶來了！我都把電腦關了呢！”
我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
瓦西里試着打開數據庫，未遂。然後跑去開“姑娘們”房間的門。“服務器在她們房間裏。天知道為什麼她們每次走的時候都要把服務器關掉。然後就什麼都不工作了。你等着，我現在去拿鑰匙。”
“如果我沒搞錯的話，這樣的事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吧。那為什麼不和她們説説清楚，服務器是不能關的呢，更何況她們是在提前翹班。”
“我解釋過啊。但她們聽不懂。她們在同一個插座上還接了個熱水壺。總之她們就是把所有的電器都關了。還有您跟着我幹啥？”
我其實真的很擔心，這位根本不想離開自己辦公室的電腦工，如果我不看着他的話，會藉口自己去拿鑰匙，然後就溶化在這走廊的黑暗裏，所以我一直小步跟在他後面。
“您知道嗎，那女人前面打電話叫了某個師傅，我們等啊等，而他沒有來……所以我最好還是跟您一起走走。”
我覺得，任何一個正常人在此時都應該感到臉紅。但電腦工平靜地往前繼續走着。
我們終於走到了保安台，拿了鑰匙，打開了“姑娘們”的房間。電腦工打開了那兒的電腦。
電腦工的技術支持到此為止。
我們一起去找大媽。起初這位“電腦工”試圖自己打開數據庫，然後很快大家就都知道了，他對於數據庫沒有任何知識。大媽先是告訴她，哪個框裏輸入什麼，後來還是自己親自操作。她開始在數據庫裏找我。找不到。於是她慢慢地、慢慢地，用一根手指，把我的信息重新輸入了一遍。按下了確認按鈕，啊，奇蹟！數據庫生成了我的讀者證。
大團圓結局。大家都幸福美滿。大媽下班回家。電腦工去他的地下室。我拿着讀者證走上三樓。
迎接我的是老式卡片櫥、橡膠樹和一片空曠。
情報所的大樓頂上開了許多洞，透過這些洞，陽光能照射到三樓（也就是閲覽室的所在地）。
遺憾的是，在我和大媽搏鬥的時候，天黑了。
這兒坐着兩三個讀者和一名館員。我走到了經濟學閲覽室。一個女人問我要去了讀者證，打開了網格本，開始用圓珠筆登記我的信息。她的桌子上沒有電腦。
她給了我一張表讓我填。姓名、單位、學歷……慢着！這不就是我剛才辦讀者證時填的那張嗎！
“對不起，可是所有這些信息我的讀者證裏和讀者數據庫裏都有啊！”
“是的，但是我們有自己的數據庫。”
我懂了，想必在登記我的二樓和放書的三樓之間橫亙着一道萬里長城。
“請問書要怎麼預約呢？”
“您瞧着啊，您拿一張讀者需求單，對摺，在當中夾一張複寫紙，然後填上。如果在13:30前填好，那麼當天就給您把書送來。如果晚於這個時間，那就隔天來看。”
“那能不能不在情報所裏填表呢？”
“那要怎麼個填法？”
“在網上填啊，或者打電話……”
“不行。”
複寫紙，複寫紙……呸！你們還有誰記得自己最後一次看到這玩意兒是什麼時候了？工廠大概已經有十年不產這玩意兒了吧。
我的讀者證上有個啥條形碼，情報所呢有自己的網站。如果讀者在這裏借書，既用不上這條形碼，也用不上他們的網站，一點點都用不上，那這些玩意兒要來又有XX用啊？！有XX用？！
“怎麼找書？”
“樓梯旁是書目卡片。還有羅列新刊文獻的雜誌，每月出一期。”
“也就是説，如果我想知道當前研究新進展的話，我得每個月來情報所看一次雜誌？”
“對。”
“這個雜誌就沒有電子版嗎？”
“沒。”
“可如果我要按主題搜索，或者書名記不清了呢？總不見得把每一年的雜誌一本本看過來吧？”（因為如果我知道書名的話，我就會在網上找到這本書。但通常的情況是，我對某一個題目感興趣，這時就得去書店找相應書架，或者在圖書館翻相應的卡片）。
“我們有電子目錄。106房間。”
“如果你們有電子目錄，那為什麼只能在情報所樓裏用呢？！”
“因為檢索是收費的，一次100盧布。”
次奧。人人都能找到致富的方法。貪婪愚蠢的學者們為自己找到了“預算外撥款”的方法。
情報所存在的唯一意義，就是幫助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在有關某個題目——無論新與舊，無論是本國的還是外國的——的文獻海洋中找到方向，但是這對情報所的工作人員來説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讀者寥寥無幾、正門被封死、運作體系陳舊落後，這都沒有讓研究所感到羞愧。
情報所存在的目的應該是讓人們的生活變得更便捷，然而它卻高高在上，把一切篡在自己手裏，於是乎學者們只能詛咒它，然後自己在網上用試錯法來找書。
他們封死了入口。他們11點上班，16點提前下班。他們用一根手指打電腦。他們已經墮落到這種程度，就連打電話都不能把工作人員叫來，必須讓讀者親自去抓着每一個工作人員，看着他們，不讓他們消失在黑暗中。研究所裏沒有一個統一的數據庫，每個圖書館員在自己的筆記本上登記讀者信息。最重要的是，檢索他們的書籍還要付費！
所以，你要麼提前知道你要找哪本書，然後去卡片堆裏翻箱倒櫃地找啊找，用複寫紙寫下你的讀者需求單，等上個半天然後讀你的書，要麼就估摸着等這些敗類在上班、服務器又沒有被關掉的時候去乖乖掏錢，然後看看你能檢索出些什麼來。
作為結尾，還要提一筆，在情報所的廁所裏沒有廁紙。廁所的牆上釘着大架子，上面應該掛的是那種公廁專用的大卷防盜廁紙，然而架子裏都是空的。
在走出情報所時，我在昏暗的樓梯旁找到了告示欄。周圍空無一人，我也找不到電燈開關，於是我拿下一份告示，在有光線的地方讀了一下。原來這是情報所的學術委員會對科學院改革的憤怒抗議：
所以説呢，親愛的學術委員會的各位成員們，“數百家研究所的長期無序工作”並不是改革的後果。因為這已經是既成事實，因為這些研究所不願儘自己應盡的義務，而這些義務本是建立它們的目的所在。這已經是既成事實，因為社會根本不知道它們的存在，因為人們進不去，因為員工上班開小差溜回家，因為半幢樓的照明被有意切斷了，因為它們把自己的主顧當XX一樣踢來提去，而這些研究所對此根本不在乎。
在我們的年代，大多數的書籍早晚會出現在網上。只有那些小地方的科研機構在本地出版的印數很少的著作是例外。更何況，如果我在搜索欄輸入“50年代蘇聯經濟”或“蘇聯工業化”，我能獲得無窮多的鏈接地址。我要做的只是在這堆信息垃圾中挑選有用的出版物。
90年前，人們根本還沒有聽説過信息爆炸，在一貧如洗的新蘇俄，建立了這麼一個專門的學院，以拓展社科研究者的視野，讓他們知道其他城市和國家的同事們在幹什麼。那時搞研究的人也少，互聯網也沒有發明，研究院也只對莫斯科開放，更確切地説，只對那些準備好把自己的工作時間花在翻卡片上的專業人士開放，他們這麼做是説得過去的。
但是現在再這麼做，就怎麼都説不過去了。
你們寫了慷慨激昂的抗議信，然後把它貼在樓梯下面沒有照明的走廊裏。就連你們自己的員工都不會看見它。自然，它也不會對改革的進程產生任何影響。考慮到現在的局面，這真是太好了。因為就憑你們這管理水平，我是想不到還能怎麼個更差法了，除非讓讀者把書帶進廁所，這樣你們忘記買的廁紙，他們就會用書頁來補上。
2015年1月31日的補充：
今天我驚奇地發現我一年前的帖子被頂到了Live Journal的首頁，相應地也引起了對我簡陋主頁的大量關注。
因為評論中的許多問題和表述都是相似的，我認為有必要對意外走紅和情報所火災有所表態。
1. 我痛惜書。我相信那裏的館藏是獨一無二的，這些館藏本應被妥善數字化，並能讓公眾在網上瀏覽。我在情報所註冊是為了找關於蘇聯經濟的書，請相信我，這個題目被人徹底遺忘了，很難找到關於這個題目的一手資料。
2. 我覺得，許多評論者的意見可以被分成兩極：a) “活該”；b) “就這麼點工資你指望他們能幹啥”。對於第一類評論，我想説的是，知識——任何一種知識——都不應該被消滅。如果一本書作為對世界的信息源已經過時了，那麼它依然有價值，因為它成為了對自己時代的信息源。為情報所大火感到高興，就像為一個病人被殺感到高興。
對於第二類評論，我想説的是，我認為“你們假裝付工錢，我假裝幹活”這種態度是極不可取的。一個人可以為了高工資而幹不喜歡的工作。但為了低工資幹不喜歡的工作就純粹是自虐。如果一個人月薪只有1萬盧布（1000人民幣，按當前匯率），卻繼續留着工作，這隻能説明他非常喜歡自己的工作。這表明他將乾得很好，因為他是在全身心地工作。或者表明他覺得自己是塊廢料，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了。當然還有其他更復雜的情況（小城市、偏遠地區），但是我們現在説的是莫斯科。如果一個人終究同意做一份薪水低微又不喜歡的工作，簽署了勞動協議，可是卻自説自話地決定不做好自己的義務，那麼這就完全是道德敗壞，這種現象應該受到譴責和根除。這既是為他們自己好，也是為僱用他們的單位好。再重複一遍。所有這數以千計、數以百萬計不好好幹活、把責任推給工資低的人，假如他們現在不再做這份工作，友好地、公開地拒絕乾薪水那麼少的工作，那麼這無論對他們還是對僱用他們的單位都是件好事。因為你心懷牢騷、抱怨，在口袋裏悄悄地豎着中指幹活，事情並不會有任何好轉。要是您就因為工資少所以不好好幹活，那麼您既是在害自己，也是在害您的單位。一份有尊嚴的薪水不是靠上班睡覺或者向朋友發牢騷就能得到的。它是靠鬥爭得到的。
3. 我的學術興趣是蘇聯經濟的職能和中國的經濟改革。我已經將數以百計相關題材的書籍數字化了。2014年前數字化的書籍您可以在https://yadi.sk/d/858t9RtldfSoE 找到。2014年以及之後數字化的書籍，您可以在我的博客中通過“книга”標籤來檢索。我知道大家來看我的博客，都是衝着我在情報所的經歷和有關火災的新聞，但我想我做的事情多少（雖然很少）能夠彌補一些火災為我們的社會和文化帶來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