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寧：除了叫板，企業和政府還應怎樣溝通

不到半個月內，國內兩家大塊頭企業阿里巴巴和富士康分別公開“叫板”政府監管。阿里“叫板”的是國家工商總局，富士康叫板的是全國總工會。

至昨晚，前者的“國內風波”因張茅與馬雲看似戲謔性實乃符合情理的“握手”而暫告段落。但“國外風波”何時平息及如何才能平息目前仍不明瞭。最新的資訊是，“國外風波”很可能才剛剛點燃，下一步朝哪個方向延燒，無論是阿里巴巴乃至背後的政府，目前皆無法進行有針對性的有效管控。

至於富士康“叫板”全國總工會，下一步如何發展乃至事態如何平息，由於信息太少，咱等局外人目前只能靜觀其變。富士康有權對全總的“點名批評”提出異議，但其“叫板”指斥全總書記處書記、全總法律工作部部長郭軍不走基層、不接地氣（郭書記可能的確沒有到過富士康），明顯“不夠專業”。

富士康“不走不接”説的意思也許是，你郭書記沒來過富士康，自然就看不到富士康在改善勞資關係、改進員工福利方面所作的努力。如果富士康真是這麼想而這麼説，邏輯上顯然難以説通。

眾所周知，全總的一項主要職能就是維護億萬中國勞工的合法權益。若説組織部是“黨員之家”，那麼全總就是億萬勞工的“職工之家”。維護勞工權益在全總內設部門中，法律工作部無疑是“維護勞工權益第一部”。由於改革開放後逐年形成的“資強勞弱”之極不正常的勞資關係迄今未能得到根本性扭轉，作為全總內部分管並親自兼任法律工作部部長的郭書記，一定是下基層實地調研勞工待遇最多的全總領導之一。所以，若因為其沒有去過某家企業，就斷言其沒有資格對某些企業對待勞工不夠厚道之事實提出點名批評，從法理到情理恐怕都難以成立。因此，對郭書記的這一指責，放到枱面上難以服人。具體到富士康，至少靶子選得不夠“準”。

政府和企業都要不斷適應監管新常態

筆者注意到，以上兩起“叫板事件”，都有一些國內外輿論當笑話看，幸災樂禍的聲音也有，希望事兒越鬧越大的也並非個別。筆者的基本看法是，兩起“叫板事件”出現在眼下這個時間檔口，既出乎意外亦實屬必然。而且，不管事兒最終如何收場，對當前的中國總體看是“利大於弊”。

摒棄極端的思維方式和情緒化的渲染心態，筆者更願將兩起“叫板事件”，看成當事企業與當事政府部門，對監管新常態的雙雙不適應。

説到新常態，人們往往專注於習大大在去年兩次提出的經濟新常態。可倘若人們都能把視野打開，一定不難發現和體悟出除了經濟領域之外，從政治、法治、社會、民生、文化、教育、軍事等社會的各個方面，經習大大為首的七常委精心謀劃、精準運作，都已不同程度呈現出並不斷加固着不同領域的新常態。既然各領域的新常態都已呈現出漸生漸長之態勢，社會各界不能再對這一客觀現狀視而不見、充而不聞、無動於衷、毫不在乎。由是，在未來若干年間，因一時難以適應新常態所造成的類的“衝突”肯定不會少。但從政府的角度——拿習大大治國理政的理路及堅定毅力作考量，構築“廣義新常態”之努力已決無可能因“衝突”的階段性此起彼伏，而再重新倒退至“舊常態”。

置於監管新常態之視角，兩起“叫板事件”對於監管一方和被監管一方，都有可商榷、改進乃至總結檢討不足之需要。

作為監管一方，國家工商總局不分業態新舊，不慮監管對象之背景，對售假等其它違法行為進行監管，對電商市場進行規範，乃法律授權、職責所繫、天經地義。

但這一回對阿里巴巴的依法監管，國家工商總局的確有點“毛糙”。在一系列的“毛糙”中，尤以抽樣環節最為“毛糙”。毫無疑問，阿里巴巴旗下的網購平台上，大量經營户售假是客觀事實，這一點連“心氣兒”很高、個性“特強”的馬雲也是承認的。但對於一個普遍存在的“電商問題”，要使抽樣監管數據監管者服氣，樣本的代表性是否足夠是絕對不可忽視的——尤其是在人人都是“自媒體”皆可自由表態的年代。

儘管阿里巴巴在第一時間明顯“反應過激”，部分網絡輿論令國家工商總局有點下不了台，部分媒體習慣性條件反射“選邊站”，但國家工商總局為擺脱“被動”把過往監管阿里巴巴的某些“內部材料”，不加選擇地抖出來是缺乏智慧的。由是，造成了阿里巴巴也包括國家工商總局在國內外尤其是國外輿論面前的更大被動，並由此連累到整個海外中概股包括中資企業的整體形象。

凡事講“內外有別”，本乃中國哲學智慧之一。國家工商總局之所以和阿里巴巴一樣“反應過急”，很大程度上是過高估計了網絡輿論的能量。其實，自打“薛蠻子”等“犯事”算起，網絡“正不壓邪”的態勢已有所改變。儘管網絡上明確支持政府監管市場秩序的聲音仍不大，但這並不代表真實的人心之背向，不代表依然選擇沉默的大多數民眾，心裏尚沒有樹起一杆辨別是非對錯的良心秤……

總體來看，我們仍然已可辨明兩條：第一，監管從“虛”到“實”，是構築監管新常態的必然步履。往後，監管越來越當真的態勢恐怕很難再遭翻盤；其二，擁有法定監管職能的各政府部門，不分層級高低，不分總局、分局抑或支局，既是構築監管新常態的主體方，同時也當成為監管新常態的“適應方”，在這個意義上，兩大“叫板事件”，對提升監管新常態下的監管能力，是兩份不可多得的教案。

作為被監管一方，同樣需要適應監管新常態。這種“適應”不僅僅指阿里巴巴和富士康，而是泛指在中國境內的所有企業和業態。在此，不妨再説幾句在華外資企業的“適應”能力。這幾年，從發改委、工商局到商務部，在反壟斷環節依法監管在華外資企業巨頭的案例（涉及電子、芯片、操作系統、汽車、生物醫藥等多個行業）已經不算少。但在壟斷事實和中國法律面前，最後涉案外企大多能承認錯誤接受行政處罰。倒是中資企業，尤其是中資大企業譬如行業內龍頭型企業，反倒對監管新常態很不適應。

中資企業適應監管新常態，首先要擺正與國家的關係，切不可誤以為本企業對國家税收貢獻大，對創造就業崗位功勞大，而居功自傲。更不能抱定“我是老大”被人摸了屁股就可一跳三丈高。具體到電商這類新業態，業內企業當清醒看到，你們貢獻大不假，但整個行業尚處於“野蠻生長”階段導致問題叢生亦是不爭事實。更應該有勇氣意識到，雖説“你們”的貢獻的確不小，但社會對“你們”的總體美譽度並不高。這是為什麼？就在於企業做大了，更需要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的自覺，否則企業再大，都難以得到社會公眾的信任。

中資企業還當清醒看到，中外企業面臨的傳統文化生態有很大不同，接受監管的方式也不同，故而評價體系和評價機制皆不同。如果一味眼睛向“西”看，用西方企業與政府關係的衡量標準，來機械定義自身與政府的關係，在習大大“一系列新常態”下肯定行不通、走不遠。

改革開放以降，國家的變化天翻地覆，這中間，中資企業包括民營企業，無疑勞苦功高。但在當代中國的國家制度下，“你們”功勞再大依然不可能擁有充當頭號功臣之資格。要知曉，歷史永遠是人民創造的，改革開放37年的歷史輝煌是黨的人民共同鑄就的。若真要給誰記頭功，那無疑是中國共產黨及其團結領導下的億萬中國人民。循此惟一正確之敍事理路，資本固然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但決不是決定性力量，主導企業發展的決定性力量，在中國一定只能歸屬政策的正確和億萬勞動者的辛勤。

由是，作為廣義的企業和廣義的企業家，除了擺正自己與國家的關係之外，還要擺正與政府、社會、員工的關係，切不可一遇到“不順心”就撒嬌、鬥氣、“任性”，更當切忌“挾就業令諸候”，“挾塊頭令諸候”，“挾貢獻令諸候”，“挾創新令諸候”。

不知大夥是否已經注意到，習大大正奮力營造的各行各業新常態，有一個目前尚若影若現的新看點——那就是，強調社會分工，各自幹好本份事，各自擔當起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若具體到企業，則不分體量大小，貢獻高低，在整個國家與社會的分工體系中，充其量只是中國經濟的“一個細胞”，萬不可過高估計自己。

説到企業如何善處“外部關係”，有三家企業三個企業家值得人們研究與仿效：它們是萬向集團及魯冠球、青春寶集團及馮根生、均瑤集團及王均金。憑筆者對上述三家企業三個企業家的多年接觸與瞭解，它（他）們的治企處世之道有機會可單獨寫篇文章作點介紹。在此筆者想説的是，它（他）們最核心的治企處世之道，就是始終抱有感恩情懷，深知自己既是經濟發展的推動者、參與者，更是改革開放政策的率先受益者。有了這樣的定位，它（他）們才能較好地擺正自己與國家、政府、社會的關係，並不斷較自覺地校正這四對關係。

最後希望兩起“叫板事件”都能爭取軟着陸。更希望更多企業把此作為校正“四對關係”的一個案例汲取經驗與教訓。尤其希望阿里巴巴和富士康，能為改善兩種不同業態背後的市場秩序做出更多努力。這樣的努力對於繼續做大做強裏巴巴和富士康不可或缺、無從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