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哲：如果非要説古典學是誰的一套
【古典學在西方算高大上的學問，如果非要類比，大概相當於我們的“經學”，聽着就很嚇人。雖然中國引進西方學科建制已近百年，但古典學在中國一直算是冷門，多數人都敬而遠之。過去這十多年來，古典學火起來了，不扯幾句希臘羅馬，你都不好意思寫文章。原因不用説，得虧了甘陽劉小楓二位大師的苦心經營，又是介紹施特勞斯學派，又是主持翻譯西學源流和經典與解釋等叢書，古典學在中國總算是有了點煙火氣。
但也有人表示不滿。而且，這種不滿還是來自古典學“內部”。圍繞着古典學在中國的研究爭議，有媒體一語驚天：《古典學不是劉小楓他們搞的那套》，這篇轉載自《文匯報》的文章，原本有個平凡的標題：《古典學在中國的是是非非》，圍繞着“它是誰”、“來自哪裏”、“將去向何方”，以古希臘經典哲學的口氣細數古典學在中國的漫漫傳承路，誰誰誰的列舉了一大堆，由於其中提到了劉小楓、甘陽主編的叢書“經典與解釋”，便被拿出來大做文章。
不過在《經略》作者黎維看來，這種“標題黨”行為“有點坑害原作者”，不過他也不得不承認，這個標題確實“成功地吸引了讀者眼球，許多學界中人都是因為這個聳人聽聞的標題才點進去看的。”我們在這裏把兩篇文章都列出來，黎維文章較短，先睹為快。至於古典學到底是誰的，相信讀者看過之後自會明斷。】
古典學不是甘劉搞的那一套？
《經略》/黎維
《文匯學人》的文章寫得很好，可惜一不小心大段引用了甘劉編的書。
最近《文匯學人》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古典學在中國的是是非非”，在其中對甘陽、劉小楓倡導的古典學研究進路提出批評。澎湃新聞在轉發的時候，將標題改成了“古典學不是劉小楓他們搞的那套”。這種做法很“標題黨”，但確實也成功地吸引了讀者眼球，許多學界中人都是因為這個聳人聽聞的標題才點進去看的。
不過，平心而論，這個標題改得不好，有點坑害原作者。為什麼改得不好呢？我們來看這篇文章中用來作為重要立論根據的一段引文：
“古典學術的本質——雖然古典學這一頭銜不再暗示那種崇高地位，但人們仍舊這樣稱呼它——可以根據古典學的主旨來定義：從本質上看，從存在的每一個方面看都是希臘-羅馬文明的研究。該文明是一個統一體，儘管我們並不能確切地描述這種文明的起始與終結；該學科的任務就是利用科學的方法來複活那已逝的世界——把詩人的歌詞、哲學家的思想、立法者的觀念、廟宇的神聖、信仰者和非信仰者的情感、市場與港口熱鬧生活、海洋與陸地的面貌，以及工作與休閒中的人們注入新的活力。……由於我們要努力探詢的生活是渾然一體的，所以我們的科學方法也是渾然一體的。把古典學劃分為語言學和文學、考古學、古代史、銘文學、錢幣學以及稍後出現的紙草學等等各自獨立的學科，這隻能證明是人類對自身能力侷限性的一種折中辦法，但無論如何要注意不要讓這種獨立的東西窒息了整體意識，即使專家也要注意這一點。”
這段話來自德國古典學集大成者維拉莫維茨的著作《古典學的歷史》中譯本。中譯本是誰編的呢？我們來考證一下，看看書的封面：
抱歉圖片可能有點模糊，不過呢，頂上“西學源流”這四個字，還是比較清楚的吧？
“西學源流”這套書是在三聯書店編的。它有兩個主編：甘陽、劉小楓。
《文匯學人》這位作者從甘陽、劉小楓所編文叢中的一本書裏引出一段話來，作為糾彈甘劉的立論基礎之一，真是高明得醉了。
建議以後做類似批判工作的作者寫這類文章之前，先要做一下自我審查，凡是甘劉編過的幾百種書，一本也不要引，也不要參考，我們再來看看，文章是否能寫得同樣出彩。
甘劉的古典學觀點，學界儘可以討論，但是這幾百種書擺在那裏，有多少是所謂“施派”黨派觀點，有多少是所謂古典學的基礎工作，日久學界自有公論。
最後要承認並致歉，本文也是“標題黨”，目的只是希望讀者好好看看書的封面。
古典學在中國的是是非非
《文匯報》/於穎
在中國，古典學撩起人們巨大而廣泛的興趣。但這畢竟是西方人自己的“國學”，西方學者的研究已經有了非常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傳統。就中國目前狀況來説，古典學仍處於草創、學習階段，不能急於以我為主，不應該讓西方古典學在當前發揮它本不該發揮的作用。
多少人讀過不好説，但知道或聽過《荷馬史詩》的可能比真正見過河馬的人還要多；就算沒去地中海國家遊玩過，跟着《蜜月殺機》也能叩開帕特農神廟的大門，在《角鬥士》裏身臨羅馬競技場傾聽那原始野蠻的廝殺吶喊；更不要説，在人生不期而遇的磕磕絆絆處，總能在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那兒翻出一兩句作為心靈撫慰……2000多年前的古希臘羅馬文明仍在以各種方式同我們的現實交織在一起，而一代又一代人不住回望並試圖和那個時代所有知識進行連線的努力，使得西方古典從來沒退出過人們的視野。
然而不得不説的是，古典學在西方的確沒落了，他們的學者一邊高喊着“誰殺死了荷馬”，一邊忙不迭地為古典學把脈，憂心忡忡起它的未來。而在中國，古典學更像是個初登場的“新秀”般，撩起的是巨大而廣泛的興趣，大家圍繞着“它是誰”、“來自哪裏”、“將去向何方”等展開了激烈的討論。
興建於公元前5世紀雅典衞城的帕特農神廟，是現存至今最重要的古典希臘時代建築物
“與死者的對話”
“古典學”這一概念在漢語裏很容易引起誤解，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專家裘錫圭先生就提出要重建中國古典學，當然，他是用“古典學”這個詞來統攝“藴含着中華文明源頭的先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裘錫圭《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國內常用權威辭書如《辭海》《中國大百科全書》等，都未收錄“古典學”這一條，對“古典”的解釋無外如下：一作名詞“典故”解；二作形容詞解，釋為“古代流傳下來的在一定時期認為正宗或典範的”。
英文“古典學”（classics或classical studies）源自拉丁文裏的“classicus”，取“高級、優越”之意。相傳古羅馬公民按照財產多少被分為五個等級，其中最高最富有的等級就被稱作“classicus”。公元2世紀，《阿提卡之夜》的作者、羅馬作家奧盧斯·格利烏斯(Aulus Gellius)第一次用“classicus”來形容“典範的、優秀的希臘作家”。文藝復興時期，該詞被用來稱呼所有古希臘羅馬作家。歐洲傳統上用具有更廣泛意義的“philology（語文學）”來表示“古典學”，18世紀以來則更多用德文“Altertumswissenschaft”一詞，指對古希臘羅馬文獻文物和歷史的研究，既包括文字也包括涉及文物的考古工作。
古典學研究的是古希臘羅馬與現代的時間差當中的事情
古典學的定義在西方古典學界確有過爭議，用語不一而足，在不同的語境下有不同的含義，如今甚至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世界古代史研究專家晏紹祥就表示，有時會包括埃及學、亞述學等方面的內容。但基本上，自18世紀末以來總的趨勢認為，古典學以研習古希臘文和拉丁文為基礎，對古希臘羅馬的方方面面進行研究。這些“方方面面”正如劍橋大學古典學教授瑪麗·比爾德（MaryBeard）在《古典學》一書中介紹的那樣：“所涉及的不止是古代希臘和羅馬的實際遺蹟，建築，雕塑，陶器，繪畫。它還涉及古代世界所寫的，如今作為我們文化的一部分仍在誦讀和辯論的詩歌，戲劇，哲學，科學和歷史。”
如果説，古典學研究的是發生在古希臘羅馬與現代的漫長時間差當中的事情，那它就不僅包括我們與古代世界的對話，也包括我們與那些在我們之前已經與古代世界進行過對話的前輩的對話。古典學可以説是一系列“與死者的對話”。最先發起這種對話的“前輩”可不是現代人或近代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黃洋曾在倫敦大學獲古典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領域為古希臘史，他介紹説，研究古典的源頭可追溯到希臘化時代亞歷山大里亞的學者們。公元前3世紀，托勒密一世在亞歷山大里亞設立繆斯殿堂（常常訛譯為“博物館”），旁邊又新建了一個圖書館，當時希臘最優秀的學者集中在這裏，對公元前5至前4世紀甚至更早的文獻進行版本的校勘、整理，留下了豐富成果。在上海師範大學教授、同樣是希臘史研究專家的陳恆看來，這其中最有説服力的就是《荷馬史詩》兩部各24卷的整理、編定，即由亞歷山大里亞學者完成，成為現今能看到的最古老的希臘文本。
晏紹祥也反覆強調，對古典的研究從古代已經開始，“所以德裔學者魯道夫·普法伊費爾（Rudolf Pfeifer）在其《古典學術史》第1卷就討論了希臘化到中世紀時代的學術；英國學者約翰·埃德温·桑茲（JohnEdwin Sandys）的《西方古典學史》第1卷，甚至從古典時代有關史詩和修辭的研究説起。”
希臘化時代開創了研究古希臘文獻的興趣和傳統，因此被視為古典學奠基的時期。“這種興趣一直沒有斷過，即使是在受基督教影響的中世紀。”黃洋認為這從兩個線索可以看出：一是拜占庭帝國和基督教修道院裏對古典文獻抄本的傳承，一是阿拉伯人對古希臘文獻的翻譯和評註。
19世紀末法國著名畫家威廉·阿道夫·布格羅的作品《荷馬與他的嚮導》，描繪的是失明的荷馬在山上被狗困擾，牧羊人前來保護他的情景
作為現代學科的古典學1777年誕生於德國
雖然對古典的研習古已有之，但近代意義上的古典學，是從文藝復興時期對古典世界的再發現和對古典著作的閲讀開始的。最初並不完善，主要是搜尋各類古典文獻尤其是拉丁文文獻，如意大利人文主義者彼得拉克遍尋古典文獻抄本，還模仿西塞羅書信集彙編了自己的書信（黃洋《西方古典學作為一門學科的意義》），試圖重新回到古典文化傳統中。同時為閲讀文獻，人們開始考慮古代文獻的修辭和風格，關注古代的銘文、古蹟、錢幣，並進行考古發掘。在晏紹祥看來，文藝復興時期的古典學相對原始，表現之一就是片面崇拜、迷信古代，“到18世紀，隨着理性主義的興起和資料批判的產生，古典學才逐漸走向成熟。”
學術史上的一個共識是，作為一門現代學科的古典學是在18世紀後期建立起來的，標誌性事件就是1777年，一名叫弗雷德里希·奧古斯特·沃爾夫（Friedrich August Wolf）的學生在哥廷根大學註冊入學時要求攻讀古典語文學（studiosus philologiae）。雖然校方以“尚無這一專業”為由鼓勵他註冊其他科系，但沃爾夫堅持己見，最終説服學校為其新設置了古典學，沃爾夫因此也被看作是現代古典學學科的創始人。沃爾夫是研究荷馬史詩的，1795年其著作《荷馬導論》發表，以現代方式重新提出了古典學第一重要的問題“荷馬問題”，被視為現代古典學開山之作。
美國瓦莎大學教授劉皓明長期研究歐洲文學和哲學，曾在耶魯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他認為，在學科和制度上建立起來的古典語文學是在17世紀以來西方思想史中興起的現代分析方法、理性主義和之後的歷史主義背景下產生的，是現代性的產物。黃洋也持同樣的觀點，指出這一時期德國對希臘的興趣，是人們探求“現代性”的一個路徑，“把希臘看做是‘現代性’可以從中發展出來的根源，譬如歌德、席勒等就把希臘當成自己一個家園式的存在。”這其中最有影響的關鍵人物就是古典藝術史學科創始人約翰·約阿辛·温克爾曼（JohanJoachin Winckelmann），他以那句著名的“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將希臘藝術置於無上的審美境界中。
初期的德國古典學中，對古典文獻進行校勘的語文學始終占主導地位。19世紀中期，格羅特12卷《希臘史》出來後，在歐洲大陸產生重要影響。本來只是作為鑑定文本背景輔助手段的歷史學，因格羅特、尼布爾、蒙森等人的努力，便在古典學當中獲得了一定地位，類似的還有後來受温克爾曼、謝里曼影響而發展起來的考古學。19世紀後期，在古典教育和大學教育的影響下，古典學也開始有了專業化的分工，包括語文學、歷史學、考古學與藝術史等幾大塊。
古典學從一家獨大變成了眾多學科中的“小兄弟”
從18世紀末到20世紀初，古典學一直是西方基礎教育和大學教育的基礎，古希臘語和拉丁語也是獲得高等教育的必要條件。“只是20世紀以後新興學科不斷湧現，古典學的地位才有所下降。”黃洋説。美國德堡大學古典學系教授劉津瑜認為，學科化和專業化是古典教育地盤縮小的表徵，是現代教育體系和理念打破古典教育過程中的產物：“古希臘語和拉丁語在西方教育，尤其是精英教育中的比重不斷下降，拉丁語也不再是知識界的通用語。”她還舉例説，馬相伯就曾勸過想學拉丁語的蔡元培，“拉丁語在西洋已成為骨董，大學而外，各學校都不大注重……”（馬相伯口述，王瑞霖等校注《一日一談》）20世紀初的歐洲年輕人甚至把學習拉丁語和古希臘語當成桎梏。
確實，隨着科學和教育的發展，古典學從原來的一家獨大，變成了眾多學科之一，如今還成了一個眾多學科的“小兄弟”。“古典學系主要設在西方的知名大學中，普通學校可能僅有幾人從事古代歷史、文學和哲學等的研究。”但晏紹祥堅信，“一旦需要，西方人仍不自主地去古典世界尋求靈感。有人意圖復興古代的直接民主，來醫治現代民主的某些弊病；有人尋求羅馬的先例，對美國總統權力的擴張提出警醒；還有人用羅馬共和國滅亡的先例，提醒美國作為一個世界帝國的危險。”這些或許都足以説明，作為西方文明最重要的來源之一，古典早已滲入西方人的血脈之中。
西方古典在中國
“文明新舊能相宜，心理東西本自同。”任何文明的發展都不是在封閉狀態下進行的。就古典文明何時傳入中國，晏紹祥以為單純從因素論，可能與佛教傳入中國同時，“佛教藝術吸收了不少古典藝術的因素，隨着佛像藝術的傳入，古典文明的因素也隨之進入了中國。”然而，從有跡可循的線索來看，陳恆認為可追溯到漢代，當時東西方這兩個龐大的帝國——漢帝國和羅馬帝國甚至有了直接接觸，“只是雙方交往時斷時續，中國人對西方的看法也不夠客觀，摻雜着許多傳説。”
耶穌會傳教士和中國士大夫合作翻譯古典文獻
明清時期，耶穌會傳教士大舉來華。學界認為他們除了宗教活動外，另又功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乃西學東漸的號角先鋒（李奭學《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其間，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現象就是，傳教士和中國士大夫們開始合作翻譯，使得更多中國民眾接觸到了古希臘羅馬知識。如，利瑪竇就應徐光啓之邀，一起翻譯了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除了數學知識，哲學方面的《名理探》、文學方面的《伊索寓言》等，都慢慢為國人熟知。”陳恆表示，雖然傳教士的目的不在於傳播古典知識，客觀上卻打開了古典文明進入中國的大門。
20世紀初，梁啓超辦《新民叢報》時寫了很多關於古希臘的文章，如《斯巴達小志》《雅典小史》《亞里士多德之政治學説》等，介紹希臘的歷史與思想。與先前從傳教士那裏被動接受不同，中國的知識分子這時似乎有了一種自覺，但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聶敏裏在《古典學的興起及現代意義》中提醒我們：清末明初恰恰是“中體西用”、“夷夏之防”這樣一些具有鮮明的中西文化之爭色彩的概念被創造出來的時期。所以黃洋以為，梁啓超著文寫希臘主要是為了開民智，“如《斯巴達小志》的核心內容就是講要學習斯巴達人的尚武精神來拯救國家。”魯迅的第一篇小説——1903年在東京以“自樹”之名發表的《斯巴達之魂》，也被其好友許壽裳稱為“借了異國士女的義勇來喚起中華垂死的國魂”（許壽裳《許壽裳談魯迅：詩人、鬥士、預言家》）。
利瑪竇、徐光啓合譯的《幾何原本》
周作人在《希臘之餘光》中提出翻譯計劃
不純粹將西方古典當作救亡圖存手段使用的或許是周作人和羅念生，儘管劉皓明覺得，這兩人學希臘文的初衷也有“要與被壓迫民族站在一起”的情感因素在裏面，但他們翻譯了大量希臘古典文獻，將其視為普遍知識進行推介，對古典文明的傳播無疑做出了重要貢獻。
1918年，周作人的《歐洲文學史》出版，因用一種客觀審視古典的眼光而具有開拓性意義，被看作“中國第一部古希臘羅馬文學史”。當然，周作人也有其現實關懷，比如他認為希臘人對美的崇尚可以革新中國人的心智；此外，他對希臘神話的熱衷也是眾所周知的。從1920年代開始，周作人幾乎收集了劍橋學者簡·哈里森（JaneHarrison）的所有作品，不僅翻譯其著作，還在《希臘神話一》《希臘神話二》等文章中介紹和評論哈里森。在《希臘之餘光》一文中，周作人由日譯《古代希臘文學史》的出版生髮感慨：“為得明瞭真相起見，對於普通稱為文明之源的古希臘非詳細考察不可，況且它的文學哲學自有其獨特的價值，據愚見説來其思想更有與中國很相接近的地方，總是值得螢雪十載去鑽研它的，我可以擔保。”
周作人當時還提出了一個計劃，希望通過自己這一代人或者後代更多人的努力，把希臘文的經典都翻譯過來。2012年，歷時15年的《周作人譯文全集》終於出版，共11卷，前4卷均為古希臘文譯作，包括《歐里庇得斯悲劇集》（與羅念生合譯）《希臘神話》《伊索寓言》全譯本等。陳恆坦言，再回頭看周作人這篇文章，“還是會很慚愧，那時的計劃到現在還是進展不大。”
羅念生幾十年致力於研究傳播古希臘文化
另一個重要人物就是羅念生。從1929年開始，羅念生相繼在俄亥俄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康乃爾大學，以及雅典美國古典學院攻讀英美和希臘文學；1930年代開始翻譯古希臘文學作品，延續了幾十年，譯作包括埃斯庫羅斯的悲劇7種、歐里庇得斯的悲劇5種、索福克勒斯的悲劇7種、阿里斯托芬的喜劇6種，以及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修辭學》等。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同水建馥合編的《古希臘語漢語詞典》收入詞條近五萬，惠及了中國幾代學人。因在研究和傳播古希臘文化上的突出貢獻，羅念生在1987年被希臘最高文化機關雅典科學院授予“最高文學藝術獎”。周作人和羅念生都是文學出身，所以中國在西方古典文學方面起步較早。此外，古典哲學、歷史方面也在緩慢發展：著名哲學家陳康1940年從柏林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後歸國，開始研究和教授希臘哲學，還有嚴羣和苗力田；西方古代歷史稍晚些，成系統地開始研究是在解放後、世界古代史被納入高校課程體系裏面。“50年代初，國內開始培養世界古代史的教學研究人才，當時的教育部撥款請來蘇聯的專家授課，在東北師範大學由林志純先生主持。林先生也可以算作是世界古代史學科的締造者之一。”黃洋介紹説。
羅念生（左）、周作人（右）對古典文明在中國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
教學訓練不斷，但古典學學科在中國還沒有建立起來
時至今日，古典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在中國依然沒有創建起來，用劉皓明的話説，“一種體系自備、研究目的明確、方法論比較確定的學科，到現在也還沒有見到”——希臘羅馬史屬於世界古代史，古典文學劃在外國文學裏，古典哲學則歸為外國或者西方哲學。其實，不僅是中國大陸，哪怕是英國人在香港建立的大學，西方學術的各個學科都有，也唯獨沒有古典學。當然，必須承認的是，很多常識性的東西我們的確還不瞭解，很多基礎性的準備還沒有做好。
但嘗試和努力並不需要等什麼都準備好了才可以開始。30多年來，國內學者頻頻揮臂，希望古典學科的建立引起更多重視。1984年，林志純先生聯合幾位學者提交的“關於加強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的意見和建議”獲教育部肯定，當時所謂的古典文明不僅限於希臘羅馬。教育部後來批准成立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從各高校選拔一些學生，聘請西方學者過來授課。黃洋作為“世界古典文明史試辦班”的一員，1985年進研究所學習，“培訓從語言開始，研究古希臘羅馬的就學希臘語、拉丁語，研究古埃及就學象形文字，研究古代西亞就學楔形文字”。這算是中國最早有機制、成體系的古典學訓練了。
2010年，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創辦古典學本科實驗班，在國內首度以古典學的跨學科模式培養本科生。2011年，北京大學成立西方古典學中心，把對希臘羅馬有興趣的各學科學者集合起來進行教研工作，同時建立起古典學的培養體系。“本科生在這裏學習兩年的古希臘語、一年的拉丁語，或者兩年的拉丁語、一年的古希臘語。”黃洋時任中心主任，介紹起教學計劃時直呼“不夠”：“其實，學生們至少得有三四年的語言訓練，這是最基本的。”
政策制度、人才積累、學生出路都是問題
儘管陸續有這樣那樣的機構在進行古典學教學訓練，但到現在為止都似乎沒有太多進步，一直在掙扎。黃洋、晏紹祥、陳恆的看法不約而同，他們認為古典學作為一個獨立科系在中國沒有建立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受限於現有政策制度。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若不認可、不建立一個學科的話，光靠學者個人自發力量往往是“有實無名”。人大文學院古典學實驗班學生畢業時授予的仍是文學學位證書；北大西方古典學中心的學生來自於各院系各專業，最終還是要回歸本專業獲得相應的學位，而非古典學專業學位。
其次是學術人才積累太少。近些年，不少學者從國外學成歸國，但真正精通語言、能夠系統訓練學生的師資依然不足，這光靠國內學者完全不行，一定要請外援不可。屈指一數，目前在中國從事古典學相關教學的外國學者，除了北京大學西方古典學中心教授穆啓樂（Fritz-Heiner Mutschler）、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雷立柏（LeopoldLeeb）、北京外國語大學拉丁語言文化中心教授麥克雷（MicheleFerrero）以外，似乎也沒幾個人了。
學生的出路也是一大問題。古典學在當今西方學術大家庭中已經算小眾學科了，很多學生是出於興趣愛好。一旦在中國投大批經費、花大把力氣培養出人才，出路不得不考慮。陳恆坦言，“這不是做一次買賣，要考慮學術和人才的傳承。”雖然黃洋承認，西方大學的教席有限，古典學專業學生想尋教職非常困難，“但有這麼好的人文學科背景，到社會上從事其他工作還是很吃香的，人家還是認的。”然而談到國內情況，他一時不知如何表達，“因為和國外還是不太一樣，社會對人文專業的認知度還有很大侷限，就好比現在大家都覺得學歷史出來找不到工作一樣。”
沒有語言培訓及語文學這個核心，任何研究都無法開展
不管有沒有底氣和信心、有多少，學者們似乎都沒有空談“抱負”，更多表現出的是冷靜和理智。
張巍獲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古典學博士學位後回國，一直在復旦大學歷史系從事古希臘思想文化的教學研究工作，他認為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改變把古典學問割裂開來研究的現狀：“古典學應該是打通文史哲藝術等的一個專業，雖然學科分化越來越細，但還是要在某個階段的教學中兼容幷蓄。”他覺得可以借鑑日本建設古典學的經驗：“日本最好的幾所大學裏設有西方古典學，放在以語言為基礎、兼及文學的模式裏。沒有語言的培訓及語文學這個核心，其他的任何研究都無法開展。這就好比研究中國古代，不懂文言文、不讀文言文文本的話，別的都免談。”劉皓明也提出先把古典語言文學系成立起來，再與西方古代史、藝術史、考古學等發生橫向聯繫。“鑑於古典語言與西方現代語言的關係，我還建議有志於學習古典學的學生精通一兩門現代西方語言。由於德國古典學的發達，尤其應有精通德文的學者。”劉津瑜更是直言不諱地表示，“不管怎樣建設，我堅持語言第一。”
王緯和林雲峯目前分別在普林斯頓大學和耶魯大學攻讀古典學博士學位，談到各自的“古典學”之路，無一不強調語言作為基本功的重要性。林雲峯説：“這邊學校的基礎課包括文學史泛讀和寫作，前者通過大量閲讀原文，讓學生對主要作者和作品有一定了解，同時鍛鍊古希臘文和拉丁文的閲讀能力；後者也是希望通過一定程度的古希臘文和拉丁文寫作，讓學生進一步鞏固語法。”劉津瑜從去年11月到今年1月，陸續同好幾位在國外學習古典學專業的中國留學生進行了筆談，不少學生感慨學語言的“艱苦歲月”也是為後來能紮實做學術打基礎的關鍵時期。
接觸一手資料比只看書要直觀得多
説到自己剛到哥倫比亞大學求學時的情景，接觸第一手資料帶來的衝擊依然令劉津瑜印象深刻：“第一學期選了《羅馬錢幣學》，在美國錢幣學學會上課，那裏藏品非常豐富，老師講到什麼金銀銅幣，就直接拿來給我們傳閲。後來還選了《紙草學》，學年作業就是解讀一篇未發表的紙草文書，是哥大自己的收藏品。文書很小，字不好認，更大的麻煩是右邊完全缺失了，解讀和補充這篇紙草得動用許多資料和技能。”據劉津瑜介紹，歐美古典學專業的學生在大學和研究生階段都會參加不少能接觸到一手資料的學術活動或項目，比如考古、博物館展覽等。“這個經歷相對只看書獲取知識要直觀得多，也是中國建設古典學專業時需要加強的方面。”
就“未來構想”，張巍半開玩笑地説：“目前舉全國之力大概能搞好半個古典學系：先建設能提供古典語文學訓練的單位，只要四五個人——兩個希臘學家、兩個羅馬學家、一個搞考古藝術。待羽翼豐滿後可以從半個向一個努力，這時可能需要10人以上。中間或許不是10年、20年，而是半個世紀。”陳恆和劉皓明都堅持，在目前的情況下，全國不需要遍地開花，寧可少而精，只在幾個主要大學建立古典學專業。
學術沒有國家隊
相較學科建制上的具體性操作，當前中國古典學研究的現狀似乎更令人擔憂，從學理上如何看待西方古典學、進而把古典學引向哪裏的爭議一直不斷。
就在上個月，“經典與解釋”15年出版紀念研討會在京召開。這套由劉小楓、甘陽主編的叢書自2000年策劃以來，已陸續出版圖書達350餘種，引起了不小反響。然而多年前，北京大學英語系副教授、從事西方古典文學等方面研究的高峯楓就著文批駁稱，叢書中譯介的眾多西方學界研究古典學的論著，存在着很深的門户之見，更像是施特勞斯派的“中國派對”，而跟着施特勞斯通向古典學是過“窄門”，於學無益。
施派解讀希臘經典的幾個根本原則站不住腳
聶敏裏也曾指出，這批經由列奧·施特勞斯（LeoStrauss）進入西方古典學研究的學者，“在很短的時間內進入到西方古典學的研究領域，主要是從政治思想角度對古希臘哲學做了施特勞斯式的特殊地解讀，但是，還沒有等這種解讀方式成熟起來，並且產生足夠豐碩的研究成果，他們已經迅疾地離開了西方古典學的研究領域，轉而開始目前看來尚未停止的對中國古典的研究。”他認為基於這樣的古典學研究“實質上是意識形態性質的”。
張巍認為，施特勞斯的讀經方式在那批學者自己看來，正好契合了中國“公羊學派”對古代經典“隱微式”、“微言大義”的解讀。“從西方的學術角度來説，這些人必須跟着施特勞斯確立幾點，其中一個關鍵就是，為什麼古希臘經典的作家要採取隱微的寫作方式。”張巍進一步解釋説，施特勞斯認為這些作家直言觀點將會受到迫害，並舉例説蘇格拉底被判處死刑就是一個例子，因為“他總是和青年學子躲在角落裏喋喋不休地討論哲學問題”。
“施特勞斯的這個解讀站不住腳。蘇格拉底是個例外，他並不必要被處以死刑，是自己判處自己死刑，從而實現他為哲學貢獻生命的個人人生理想。”張巍覺得身為猶太人的施特勞斯對迫害有點敏感：“事實上，古希臘作家都可以明白無誤表達觀點，不在這個城邦可以到另外一個城邦，沒有受什麼迫害也沒必要‘微言大義’。個別作家在寫作上的‘曲言’也是一種內在需要而非外在逼迫，如柏拉圖就認為哲學的最高表達方式不是直接論證而是間接指涉。”張巍還指出另外一個關鍵就是，這些學者跟着施特勞斯的解讀看到了與儒家的契合，尤其是內聖外王之道。“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了哲學王的概念，被後來很多西方人奉為政治哲學思想上的先驅，我認為是誤讀。而且用中國內聖外王、為王者師的傳統來附會地解讀哲學王也是對整部《理想國》的誤讀。柏拉圖確有幾次西西里之行，也試圖把政治理想付諸實踐，但都以失敗告終，他也知道自己不會成功。柏拉圖的具體政治實踐和哲學理想之間的關係，要做很深入的探討。”張巍承認施派在美國政壇很活躍，不少成了政府智囊團，“但施派解讀希臘經典的幾個根本原則在現代西方學界是站不住腳的，要是作為個人政治抱負無可厚非，但從學理上來説就是一廂情願。”張巍直言，用這種站不住腳的研究方式來建設中國古典學的話，或許只是服務於某些人的特殊目的而已。
拉斐爾名作《雅典學派》，創作於1509年左右。大廳正中間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來自古希臘羅馬及當時意大利的50多位哲學家、藝術家、科學家聚集在一起。畫家藉此表達了對古典文明及人類智慧的讚美
從“希臘人就是我們”到“他們和我們”的轉變
從經典與解釋的角度闡發，進而認為古典文本里有着永恆不變的意義，對現代人有價值……黃洋認為，這種解讀對引起人們興趣的確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但將經典文本放在當時的背景中去考察，恰恰是現代西方古典學比較重視的。”他進一步指出，西方人在過去200多年裏發生了觀念傾向上的變化：“以前認為自己和希臘羅馬一脈相承，‘希臘人就是我們’；現在則認為希臘羅馬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時空裏，思想觀念有着根本不同，經典文本也是特定時代、社會的產物，西方人和希臘羅馬人的關係是‘他們和我們’的關係。”在黃洋看來，西方學界現在更多地是以一種“旁觀者”的視角來看待古典，“除了理解共通的地方外，更多是尋找發現不同的東西。”陳恆也認為那種解釋路徑只是某些學者想要“經世致用”的一種“抱負”。
研究學術要求真、求是，而不是求熱鬧、求影響
在呼籲建設古典學的聲音中，施派學者打出的“中國特色”、“中西合璧”口號似乎更豪邁、響亮一點。“我的朋友王丁曾説過‘學術沒有國家隊’。對於那些不論研究何種學問，都條件反射一般地強調‘中國特色’的人來説，這句話值得想一想。”高峯楓強調，研究學術要求真、求是，而不是求熱鬧、求影響。“西方古典學相當於西方自己的‘國學’，西方學者的研究已經有了非常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傳統。我們必須借鑑西方學者在教學和研究方面長期積累的經驗，才能更快、更有效地掌握這個領域的基本技能，更迅速地與西方主流學術傳統接軌，這主要指技術層面，比如對原文的理解、對其他研究語言的掌握、對古典學術史的通盤瞭解等。”就中國目前的古典學研究現狀，高峯楓認為仍處於草創、學習階段，不能急於以我為主，不應該讓西方古典學在當前發揮它本不該發揮的作用。“我們的任務仍然是‘忠實地輸入西學’，這個工作看起來簡單、沒有創意，但做起來需要紮實的學術準備和慎思明辨的功夫。因為需要對西學有全盤的瞭解，才能從林林總總的學派中辨識出各派的真實價值，才能在引介的過程中不誇大、不走樣。”他還建議加強與歐美學者的交流和合作，“只有經過幾代人的積累和不懈努力，培養出越來越多語言基礎紮實、明瞭西方學術傳統的學者，才談得上真正消化、吸納西學。”
中國學者可以對古典文明研究做出一些貢獻
非要談所謂的“中國特色”，張巍的理解是，中國學者可以對西方古典文明研究做出一些貢獻、一些別人難以為之的獨特之處。“希臘羅馬文明和希伯來基督教文明，被視為西方文明的兩個源頭，西方人研究古典的重要參照就是基督教這一支。想要‘有一點中國特色’，我們的參照系就應該是中國古代傳統，包括儒家、道家、法家等；另一方面是接受史的研究。西方人把各個時期對古典傳承的研究即古典傳統，包含在古典學中，近些年不斷拓展，甚至涉及西方古典在非西方文明地區的傳播。對中國來説，從傳教士草創的翻譯工作直至當下的西方古典學‘熱’，無不屬於對西方古典接受史的研究範圍，是中國學者當仁不讓的重要領域。”芝加哥大學古典系教授ShadiBartsch説她之所以對西方古典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感興趣，就是“因為這是一面鏡子，在裏面可以看到（西方）自己”。劉津瑜也對“中西合璧”的提法表示疑慮，但不排斥把比較研究、接受史研究作為結合西方古典學和中國研究的途徑，“西方古典學古籍研究上的一些手法或許也能反過來影響和促進中國人自己的古籍研究與整理工作。”
晏紹祥和陳恆的態度都很明確：在中國發展古典學，“探家底”的工作要做好，先看看別人做了什麼，怎麼做的。劉皓明則表示出了一種擔憂，他認為如果要建立所謂“中西合璧”的古典學，西方古典學最後多半會蹈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覆轍，變成了不懂這個學科的方法與原則、甚至不懂外語不懂外國文學的人的空談沙龍。“今天要建立古典學專業，絕不應一開始就懷着以中化洋的情感，帶着‘東海西海、其理攸同’的陳腐偏見和無知。”他覺得中國傳統和特徵不應過分強求：“中國學者在某領域得到系統訓練後，如果專攻一兩個作家，全面掌握其現有文獻，並弄出中譯本和註釋，這過程本身就必然會有中國的視角，帶有中國特徵。”
由劉小楓、甘陽主編的《經典與解釋》系列自2000年已陸續出版圖書350餘種，吸引了不少人對古典學的興趣，但在學術界也引起不小的爭議
借鏡於燦爛文明
現代西方各學科中，古典學的確日趨式微，不再“高高在上”，可能是它“太不現代”了吧；而這，也正是其生命力的來源。雖然很多西方古典學者意識到，古典文明和現代西方文明“不一樣”，但沒有人會懷疑或猶豫，西方文化的根基和命脈在於古典文明。這一點在黃洋看來，是古典學的魅力之所在：“探求東西之別，不能只看西方面上和現實的東西，要從骨子裏摸清它的文化根源，做不到這個就不太可能真正地算是理解西方。”他還談到，從德國現代教育體系的奠基人洪堡開始，古典學就屬於西方人文教育的核心內容：“人文教育的作用看不見、摸不着，或許很難用什麼指標來衡量，但從糾正極端科學主義的取向，讓社會更有人文關懷這個角度來看，古典學意義重大。”
劉皓明指出近代中國思想上有一個認知迷誤後來被固化了，也是導致古典學在中國缺失和滯後的深層原因：“一方面出於無知蔑視西方的人文成就，另一方面則在情感認同上錯位，不去研究西方之所以在制度、科學和技術上面先進於我們的根本，而是要與所謂被壓迫民族站在一起。”張巍舉自然科學為例解釋説：“中國以往對於自然的研究，以有用為準則，就像研究植物必須要有藥用價值；西方人不講有用，其科學精神就是要窮究自然本身的真理。這種信念就是來自於希臘人。”他認為對處於全球格局、處於東西方文明交匯中的中國來説，古典學意義重大：“借鏡於西方當下以及當下所來自的那個傳統，是我們反思現代文明的一個方式，燦爛的西方古典文明就是非常有效的鏡子。”
西方古典學在中國，應該還有很長一段的非凡旅程吧。
德國古典學集大成者維拉莫維茨在其著作《古典學的歷史》中這樣説：
“古典學術的本質——雖然古典學這一頭銜不再暗示那種崇高地位，但人們仍舊這樣稱呼它——可以根據古典學的主旨來定義：從本質上看，從存在的每一個方面看都是希臘-羅馬文明的研究。該文明是一個統一體，儘管我們並不能確切地描述這種文明的起始與終結；該學科的任務就是利用科學的方法來複活那已逝的世界——把詩人的歌詞、哲學家的思想、立法者的觀念、廟宇的神聖、信仰者和非信仰者的情感、市場與港口熱鬧生活、海洋與陸地的面貌，以及工作與休閒中的人們注入新的活力。……由於我們要努力探詢的生活是渾然一體的，所以我們的科學方法也是渾然一體的。把古典學劃分為語言學和文學、考古學、古代史、銘文學、錢幣學以及稍後出現的紙草學等等各自獨立的學科，這隻能證明是人類對自身能力侷限性的一種折中辦法，但無論如何要注意不要讓這種獨立的東西窒息了整體意識，即使專家也要注意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