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當我在法國看到辱華漫畫
2015年1月31日，法國華人媒體新歐洲、旅法華人戰報與中法科技商貿協會聯袂舉行“言論自由文化和文明價值的衝突”論壇。這是《查理週刊》遇襲和《寒流》刊登針對華人的漫畫事件之後，首度由華人舉行的相關研討活動。以下為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觀察者網專欄作者宋魯鄭在會上的發言（有刪改），並收錄了提問環節的幾個典型問題的問答，以饗讀者。
宋魯鄭老師在“言論自由文化和文明價值的衝突”論壇上發言
《查理週刊》的做法激化了仇恨
我是研究國際關係的，國際關係關注的核心以及衡量一切的標準是利益，而不是道德和價值觀。所以這一次《查理週刊》我也是從這個角度來解讀的。
我要問的是，這種新聞自由在法國和在世界上是緩和了還是激化了法國以及整個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矛盾？是減少還是增加了雙方的對立與仇恨？是增強還是進一步破壞了法國的族羣融合？是縮小還是擴大了極端伊斯蘭勢力的影響？是助長還是遏制了極右勢力？
答案顯然是負面的。《查理週刊》被襲擊半個月期間，法國發生襲擊穆斯林的事件高達123起，超過2014年全年的總和。《查理週刊》復刊後，更在全球引發伊斯蘭國家的抗議。所以站在法國和西方利益的立場，從實際效果的角度，《查理週刊》的做法不值得肯定。我個人推測，等社會平靜下來後，法國政府會想辦法限制這種自由的。這種做法不僅損害國家利益也損害中間左和右政黨的利益。根據最新的民調，2017年總統大選，無論左派和右派由誰來競選，都落後於極右的國民陣線領導人勒龐女士。
當然站在中國國家利益的立場，我們應該支持《查理週刊》的做法。西方和伊斯蘭社會的矛盾尖鋭化，自然給中國坐收漁利的機會。美國2009年開始針對中國實行亞太戰略轉移，結果屢屢被拖住。這包括烏克蘭危機、中東阿拉伯之春的亂局以及伊斯蘭國的崛起。
《查理週刊》被襲擊之後，法國《寒流》又出版了關於中國的漫畫。我看了一下，認為有兩點它是越過邊線了。一是封面上的“黃禍”兩字。“黃禍”是西方殖民時期對亞洲特別是中國的歧視與敵視，是完全不應該再使用的詞語。當時西方對非洲也使用了一個歧視性的詞：“negro”，這個詞現在西方已經不能再用了，成為了政治正確。但為什麼針對中國就仍然可以用？二是封底漫畫中國人峯擁而至搶奪法國人口中的麪包也越線了，因為它宣揚仇恨和恐怖。再一個，它敢把這些中國人換成黑人或者猶太人嗎？他們不敢。但為什麼就敢針對中國人？
至於怎麼解決，我不贊成打官司。當年温和派穆斯林也曾起訴《查理週刊》，但最終敗訴。我們打官司，也一樣贏不了。我建議民間要抗議，以給對方形成一種壓力，讓他們知道並不是包裝成新聞自由就可以任意羞辱中國人。另外政府也要通過外交手段施加影響。當然經濟手段也很好，巴黎最有名的、被視為多元文化代表的鳳凰書店不就是被中國買下了嗎？
總之，即使不涉及利益，單純就事論事，我個人仍然不贊同《查理週刊》的做法。很簡單，別説兩大有積怨的文明之間，就是我們普通人之間，能用《查理週刊》這種方式對話和交流嗎？
這是我解讀的第一個層次。
新聞自由的背後是文明衝突
第二，這次事件的核心真的是新聞自由嗎？這些人是為了反對新聞自由而行兇的嗎？《查理週刊》也僅僅是因為捍衞新聞自由而刊登諷刺漫畫嗎？我認為不是，而是反映了法蘭西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深層尖鋭的衝突。
早在1985年10月，《費加羅雜誌》發表了這樣一篇文章：《30年後我們還是法國人嗎？》並配以共和國女神瑪麗安娜頭戴伊斯蘭圍巾的拼貼照片。2011年1月5日，《世界報》發表的一項民意測驗表明，40%的法國人將伊斯蘭視為一種威脅。這還是中左和中右立場的報刊，極右的如瑪麗·勒龐2010年12月曾將穆斯林在街頭祈禱比稱為納粹佔領巴黎。
可以説正是這種對伊斯蘭文明的恐懼，才是這次事件的真正根源。所以《查理週刊》在2006年刊發關於穆罕默德的漫畫時，還發表了一個“大家一起來反對新極權主義”的聲明。其中有這樣一句話：“在戰勝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之後，世界要面對一個新的極權主義的全球威脅——伊斯蘭主義”。《查理週刊》是把伊斯蘭主義當作邪惡的極權主義來反對的理念下才發表的漫畫。
把伊斯蘭主義當作極權主義在法國不是孤案，2004年萊維在他的《危險的純潔》一書中説過這樣的話：“伊斯蘭主義只是一個機制的第三種形式，前兩種是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
所以我的結論是新聞自由背後的利益博弈才是關鍵，法國要捍衞自己文明的未來，伊斯蘭文明要重新立足乃至取代西方。
去年十一月份我去台灣觀摩選舉，台灣有學者很不解地問我，為什麼西方總是要刺激伊斯蘭社會？一會是電影，一會是漫畫。我這樣對他們解釋，伊斯蘭社會正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以高人口出生率為武器，以民主制度下一人一票為手段，逐步取代西方文明。所以某些西方精英，特別是控制媒體的精英，便不斷的以這種方式來刺激，試圖打破對方的温水戰略。至少從目前看，還是一定程度達到了這個目的。
西方新聞自由的雙重標準
第三個層次我談一下對新聞自由的理解。
首先，新聞自由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法國1789年大革命發表的《人權宣言》第十一條中規定：“自由傳達思想和意見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一；因此，每個公民都有言論、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規定的情況下，應對濫用此項自由負有責任”。但1793年，執政的雅各布賓派對反對派的報刊實施無情的鎮壓；拿破崙執政後，查封了全部反對派的報刊和獨立黨派的報刊。他設立了一個名為“新聞辦公室”的機構，專門處理報刊出版的日常管理事務。拿破崙有一句名言：“一張報紙可抵三千毛瑟槍。”其後，復辟的波旁王朝設立《欽定憲章》，表面上保護新聞自由，但不久又拋出《七月赦令》，宣佈全面停止新聞自由。
直到一百年後，法國新聞自由才確立：1881年7月29日頒佈《新聞自由法》。但是《新聞自由法》所規定的新聞自由長期以來僅僅侷限於印刷媒體，廣播電視仍長期由國家控制。這一狀況直到1980年代才得以改變——又是一個一百年。1981年社會黨上台後，通過法令允許建立私人廣播電台，放棄國家對廣播電視媒體的壟斷。至此，法國才達到今天這種程度的新聞自由，前後兩百多年。
我這裏只談法國，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也都一樣。就在今天，當日本人質被斬首，民眾上街抗議，同時要求安倍下台，但卻被媒體封殺。幾年前加拿大發生歷史規模上最大的學潮、美國發生佔領華爾街運動，一開始都被媒體封鎖。所以這也是理解今天中國新聞自由狀況的一個角度。中國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裏取得西方兩百年才逐步達到的新聞自由程度。當然有同學問，中國為什麼禁止一些海外網站以及臉書、推特等網站。這也不難理解，因為現在西方在意識形態上處於強勢，而且意識形態早已成為西方國家之間利益博弈的工具。在對手強我弱的情況下，封鎖是不得已的手段。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搞種族歧視，歐洲搞殖民主義，它們在意識形態上處於守勢，那個時候也是禁止自己競爭對手蘇聯的意識形態傳播，和今天的中國沒有什麼區別。當《新聞週刊》破產時，美國拒絕中國的高價收購，反而以一美元的價格出售給一個和媒體毫無相關的公司。就是因為強大如此的美國也深知媒體事關國家穩定，它也承受不了被他人掌控的後果。
另外我還舉一個例子，從中可見特定狀態下西方新聞自由如何原形畢露：捏造（連歪曲都算不上）事實，為本國利益服務。1989年後，《倫敦標準晚報》（Evening standard）曾在封面最顯要的位置、最大的版面、最醒目的標題發自駐北京記者john passmore的報道，説某某人已被處死，而且言之鑿鑿地説信息來自美國情報部門。後來美國拍一部相關的記錄片，找到這位記者查證。結果他一看就説這篇文章不是他寫的，他既不認識這個人，也對這件事毫不瞭解。他還聲稱他只有英國外交部的幫助，從沒有美國情報部門的信息。但他承認為了增加真實性，報社“絕對可以這樣做”：即用他的名字發表其他人的文章。他最後説道：“我記得杜撰過一些文章，但不是這一則”。
其次，新聞自由的度每個國家的規定都不同。比如美國和澳大利亞都禁止刊登《查理週刊》的漫畫。美國是不能諷刺宗教，澳大利亞則有反歧視法。再比如政治獻金在美國是言論自由的範疇，不能限制，但在法國則是立法設定限額。所以説新聞自由在每個國家都是不同的，沒有完全相同的標準。正常來講，任何一個國家的標準都不能強加於另一個國家。比如，法國就不能強迫澳大利亞和美國刊登這樣的漫畫。
其實類似於新聞自由上的差異，在文化上表現的更多。最近，英國外交次長訪問台灣時送給台北市長柯文哲一個議會懷錶，結果有記者問這在華人社會送表（鍾）有送終之意，他怎麼辦。結果柯文哲説要把這個表送人，或者當廢銅爛鐵賣掉。結果引發一場“外交”風波。英方也表示會吸取這個教訓。還有日本人喜歡把刀做為禮物送人，但在法國卻是禁忌。何以文化上的差異大家可以接受教訓，加以修正，但到了更為敏感的宗教問題上，西方卻一定一意孤行，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刺激、挑釁對方呢？
論壇現場
如何面對一個伊斯蘭化的西方
最後，大家還有幾個關心的問題，我也順帶談一下。
一是中國是否會出現法國今天自身文明受到威脅的情況？
我的結論是不會。主要有三個理由。第一，中國不對外來移民提供福利。如果你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能夠憑藉自己的努力和才智生存下來，能夠和如此吃苦耐勞的中國人競爭，中國歡迎你留下來。這是創造財富的羣體。但數目上可謂廖如星辰。第二，中國人口絕對數太大。任何文明和中國相比都不可能佔優。非洲一共不就才五億人口嗎？第三，中國政治制度和西方的一人一票不同，它們即使人再多，也沒有取代中華文明的途徑。
二是極右是否能夠上台，生活在法國的中國人怎麼辦？
極右上台取決於內外兩個因素。對內，法國經濟是否能夠好轉？現在看可能性不大。對外，其他國家極端勢力是否能夠選舉獲勝？極左已經在希臘取得權力，西班牙今年也要大選，極左派也是遙遙領先。幾年前還有匈牙利極右政黨已經執政，並直接把國名從匈牙利共和國改為匈牙利。還有對媒體、選舉以及憲法法院的限制。
再加上穆斯林力量的進一步崛起，我的估計，最晚至2022年，極右就很可能上台執政。我們不妨先看看兩年之後也就是2017年選舉的投票情況。
極右上台對生活在法國的華人不會有多大負面影響。世俗傳統的華人在法國比較容易融入，勤勞的天性在法國也是財富創造者。我們對法國不是威脅。此外，中國的強大。極右為了發展經濟，不得不依靠中國。它既不敢也沒有必要敵視華人。我這裏可以提一下細節。國民陣線幾年前經濟非常困難，不得不把總部賣掉還賬。誰是買主？是中國！中國的一所大學買了下來。後來汶川地震時，國民陣線還向中國提供力所能及的捐助，也是以此向中國表示感謝之意。
三是隨着中國的崛起，法國會不會對華人更加排斥和疑慮，甚至像對待穆斯林一樣？
這實際上是一個假問題，一個不存在的問題。因為二十年後當中國完全崛起時，西歐已經伊斯蘭化。對於華人來講，不存在西方的排斥和敵視，真正要面對的反而是一個伊斯蘭化的西方。至少到那一刻，我是會選擇回到中國——如果不是更早回去的話。
從長遠來看，中法應該加強合作，包括反恐議題，但法國可能還需要拿出更大的誠意來。1月底，法國總理來華訪問，明確提出“希望兩國加強反恐合作，共同遏制恐怖分子的流動”。我們也相信，雙方在這個問題上會達成更多一致。http://www.guancha.cn/europe/2015_01_31_308165.shtml
與這個問題相關的，也是在座嘉賓和聽眾的共同感受，一些人對法國的未來非常悲觀：法國完了，法國沒有希望了。原因不僅僅是文明的未來，還有法國的經濟困境。其實，從深層次講，都可以歸結為對這個制度的悲觀。無論是經濟問題還是文明之間的衝突問題，法國今天的制度都束手無策。直白地講，這個制度不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就是問題本身。借用自由派批評中國反腐的邏輯，一個一人一票主導的社會，你能讓大眾自己去改革自己，自己去修正自己，用自己的左手去割自己的右手嗎？如果看看法國的歷史，從1789年到現在，出現了五個共和，兩次復辟，兩次帝制，一次君主立憲，還有一次巴黎公社。每次都是到了危機無法持續的時候，通過戰爭、政變或者革命來改變。或許政治人物不進行真正但又痛苦的改革，還是希望歷史經驗再度發揮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