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言如玉：鄧力羣評1990年前後的“毛澤東熱”

據新華社北京2月10日晚間報道，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思想理論宣傳戰線的傑出領導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羣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15年2月10日16時5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

1991年10月28日，鄧力羣就當時出現的“毛澤東熱”答《中流》雜誌記者問。他説，“毛澤東熱”的出現，從主導的方面看，是一種健康的、進步的、孕育着希望的現象，是一種凝聚的因素，向心的因素，團結的因素，穩定的因素。本文作者徐非光，原載於《中流》雜誌，這一採訪被寫入黨史簡介。

鄧力羣

就“毛澤東熱”對鄧力羣同志的採訪和對話

1991年的10月間，我受《中流》雜誌社的委託，就社會青年中當時出現的“毛澤東熱”這一社會現象，向鄧力羣同志提出了單獨做一次採訪的請求。他欣然接受了這一要求。對我作為《中流》記者的提問，做出了高屋建瓴的深刻馬克思主義回答。這篇採訪記，後在1991年12期的《中流》雜誌上全文發表。下面就是這次採訪、對話的記錄——徐非光

問：您在《新聞出版報》刊登的講話中，集中談到了“毛澤東熱”。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毛澤東熱”被國內外關注、思考、評估，已非一日。《中流》雜誌創刊以來，就不止一次發表了這個方面的文章。不久前發表的《發現毛澤東》，就是北大一位研究生對“毛澤東熱”的思考。最近，山西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中國的“毛澤東熱”》，廣泛探討了這個問題的各個方面。作者也是一些年輕人。您的談話，體現了老同志對年輕一代發展狀況、對社會主義未來命運的密切關注，理所當然引起青年們的重視和尊敬。很多讀者希望您能就這個問題稍為展開來談談。

**答：**我的那次講話，只是順便地談到了“毛澤東熱”，並未充分展開來談。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發現”，只不過是肯定了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這種“熱”不是什麼人憑空想像出來的，更不是人為製造和渲染出來的“海市蜃樓”，而是任何一個人都能感覺到的真實存在。這個事實的產生和發展，又確實是發人深思的，我當時用了“很有趣”來加以表達。前些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氾濫，否定、貶低、醜化、攻擊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進而攻擊、誹謗鄧小平同志和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可謂登峯造極，成為一種“時髦”。社會上出現了所謂的“三信危機”。可是，經歷了一九八九年北京的政治風波，特別是經歷了東歐逆轉、蘇聯解體，世界範圍內出現空前反共高潮，在有人宣佈“共產主義已經死亡”的情況下，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國的一部分敏感的知識青年中，卻出現了“毛澤東熱”。這種“熱”還有不斷“升温”之勢。這實在是社會主義中國、甚至是整個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大“奇觀”。這是非同尋常的，值得我們思考、研究，作出馬克思主義的解釋的。

問：記得一九九0年的一月間，北京的《大學生》雜誌召開的一次青年知識分子的座談會上，有些年輕人就注意了這個問題，並試圖作出解釋。當時北大研究生辛鳴（即後來《發現毛澤東》的作者），在回答“你怎樣看正在興起的‘毛澤東熱’”這個問題時，引用了毛澤東的詩句：“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在回答“你怎樣看東歐正在發生的逆轉”這個問題時，他又引用了毛澤東的另一詩句：“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這種發人深思的解釋，引起很多人的興趣，在以後的很多會議發言或文章中被引用、介紹。

**答：**這的確是一種很形象、貼切，也相當深刻的回答和解釋。這種回答出自一個青年，更是難能可貴的。這表明，對“毛澤東熱”的觀察和思考，已經不是停留在現象的本身，而是開始進入宏觀的歷史層次，上升到了較深層的理性思考。的確，“妖霧重來”，即國際範圍修正主義思潮的空前氾濫，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空前氾濫的事實，恰恰就是“毛澤東熱”產生和發展的深刻歷史背景和根據。

實際上，無論是“毛澤東熱”這個現象本身，還是對這種現象的認識和解釋，都有一個不斷發展、提高和深化的過程。

應當承認，這一代的年輕人，對毛澤東同志和他一生革命的業績，是缺乏親身的感受的。這不僅因為他們不像我們這些人，有着跟隨毛澤東同志進行革命鬥爭的親身經歷；不僅因為長期以來我們曾放鬆了對他們進行這方面的有效教育；更因為一些年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特別是否定、醜化、貶低毛澤東同志的思潮，向青年灌輸許多錯誤的、歪曲的事實和結論，對他們產生了十分有害的消極影響。他們的經歷和年齡，又決定了他們對這些錯誤的、歪曲的東西缺乏足夠的分辨和抵抗能力。因此，對他們來説，認識毛澤東同志的本來面目，認識他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認識他的理論、思想和實踐，把《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評價化作他們自覺的認識，就不能不有一個“尋找”和“發現”的過程。近幾年，有些年輕人的文章或著作，被標以《尋找毛澤東》、《發現毛澤東》的題目，就説明了這一點。

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風波，接踵而至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逆轉，共產主義運動受到巨大挫折陷入低潮的情況，使人們特別是青年一代，受到巨大沖擊和震動，使不少青年人陷入思想的混亂、迷惘和苦悶。有意思的是，正是這不尋常的經歷、嚴峻的歷史現實，觸發了他們思考、探索、解釋這些問題的強烈要求，這自然就成了他們自覺地“尋找”、“發現”毛澤東的歷史契機。

問：的確，許多青年是在面對複雜的、動盪的國內外形勢，帶着大量的“問號”，其中有的人經歷了歧路和挫折後，開始了“尋找”和“發現”的過程的。

**答：**我曾説過，大多數的青年的“尋找”和“發現”，並不是從某些現成判斷和結論入手。儘管早在一九八一年，我們黨就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毛澤東同志作出了正確評價。這種評價，在這些年的實際生活進程中，卻遭到了一些人的漠視以至否定。缺乏歷史知識的年輕人，也很難理解它。對毛澤東的“尋找”和“發現”，實際上是從一大批較早出現的老一代革命家的回憶錄、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他生活經歷的小冊子入手的。

像《毛澤東的衞士回憶毛澤東》、《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等一大批的小冊子和文章的發表，這些讀物成為廣大青少年熱心購買、爭相閲讀的暢銷書，就形成了“毛澤東熱”的最早的潮頭。一些根據毛澤東同志周圍工作人員口授整理而成的讀物，儘管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甚至引起了某些爭議，卻在“尋找”和“發現”毛澤東的過程中，產生了不可抹煞的作用。正是這些第一手的材料，向人們展示了一個與某些人別有用心地加以醜化、歪曲的毛澤東完全不同的形象。他不是神，但也絕不是一個冷酷無情的“惡魔”，而是一個有血有肉、富有人情味的、非常親切的普通人。與此同時，從這些讀物中也看到了具有高尚品格、情操和高度智慧、為人民革命事業無私貢獻自己的一生的偉大革命家的形象。例如，六十年代初，當天災和工作失誤導致人民羣眾餓肚子的時候，毛澤東同志和他的一家人同人民同甘苦，不吃肉，甚至因營養不足而鬧浮腫的事實，就感動了千千萬萬的讀者。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説，這確實是一大“發現”。這也使那些把毛澤東同志描繪成冷酷無情的“君主”、“帝王”的努力，不攻自破。

問：繼這些讀物之後，以這些讀物為藍本改編的電影、電視劇、話劇等，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轟動效應”，在年輕一代人中獲得空前成功。例如《巍巍崑崙》、《開國大典》、《毛澤東和他的兒子》、《毛澤東和他的鄉親》、《開天闢地》等（其中也包括了像《地球的紅飄帶》這樣的小説），就通過生動的形象，從不同側面真實、感人地展現了毛澤東同志的形象和麪貌。在觀看這些作品時所引起的“轟動”景象，也構成了“毛澤東熱”的突出組成部分之一。

答：“尋找”、“發現”毛澤東的過程，從這些作品和讀物入手，是符合人的認識規律的，更是符合對人特別是對青少年一代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的規律的。這就是一個從具體到抽象，從感性到理性，從事實到理論概括、判斷的上升過程。可惜的是，我們的思想政治工作、宣傳工作，對這個問題至今仍缺乏足夠的自覺。我們從“毛澤東熱”的發展過程中，應當得到啓發，以便更好地改進我們的工作。倒是某些動亂的“精英”，卻較早地看到了這一點。一九八八年他們利用電視形象炮製的政論片《河殤》，就比他們的一百篇理論説教產生了更大蠱惑作用。

問：的確是這樣。這些年來，我們的思想教育往往滿足於教科書式地向青少年灌輸一些現成結論，不善於用確鑿的事實、生動的形象和活潑的語言去進行教育。而我們的文藝界一些人中又出現了一種極力否定文藝的認識、教育作用的思潮。

**答：**這些讀物、作品起到了一定作用，可是，如果僅僅給他們這樣一些東西，那是很不夠的。事實上，隨着客觀形勢的發展，許多青少年已經不以看這樣的讀物為滿足了。他們從這裏入手，不能不上升到對歷史和現實的思考。這就是，從認識毛澤東同志這個人，到認識整個的“毛澤東時代”，認識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所展開的成功的人民大革命，並通過中國革命的道路，毛澤東同志的理論，來尋找共產主義面臨的現實問題的答案。這就使得“毛澤東熱”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許多年輕人熱切地去尋找、閲讀關於中國現代史、革命史的著作，其中包括美國人寫的《西行漫記》、《毛澤東的中國和後毛澤東的中國》，以及外國人評價毛澤東和中國革命的著作。有許多熱心的青年，利用假期，到韶山、井岡山、延安等地，追尋革命的足跡。北京的毛主席紀念堂，更成了全國千千萬萬人嚮往瞻仰的地方。最近，我們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許多青年爭相購買、閲讀，也表明“毛澤東熱”向縱深的發展。

正是通過對歷史的追尋，他們“發現”了毛澤東作為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民族英雄和革命家的偉大形象。“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這種崇高的民族品格，在毛澤東的一生中，得到最充分的體現，因而引起千千萬萬青年人由衷的敬佩。

一九九一年《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的大量出版，廣大青年爭相購買，進而通過直接地閲讀毛澤東同志的原著，來認識毛澤東同志和領略毛澤東同志的革命理論和思想，標誌着“毛澤東熱”進入了高一級的階段，對於他們來説，這種直接的閲讀，又確實得到了許多新的“發現”，當他們看到，毛澤東同志最早提出了“和平演變”警告，並提出了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任務，是唯一對東歐、蘇聯目前發生的情況作過預言的馬克思主義戰略家的時候，他們逐漸認識到，正是毛澤東同志奠定了防止“和平演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當他們看到五十年代，毛澤東同志頂住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逆流，對共產主義運動起了挽救作用的事實，也就更加理解到了進入八十年代鄧小平同志堅決頂住全盤否定毛澤東的偉大決斷的歷史意義。青年人自覺地學習、研究、掌握毛澤東思想，直接通過他的思想和理論，尋求共產主義運動中現實問題的答案，它的意義是不言自明的。

問：這些年來，我們國家曾出現過這樣或那樣的“熱”，像“弗洛伊德熱”、“薩特熱”、“現代派熱”，後來似乎都煙消雲散了。這個“毛澤東熱”會不會一陣風就過去呢？

**答：**我認為“毛澤東熱”與以往的什麼“弗洛伊德熱”、“薩特熱”、“現代派熱”是不能同日而語的。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出現上述這些“熱”，不能説沒有其特定的內在歷史原因。但是，弗洛伊德的學説、存在主義的學説、“現代派”的理論和實踐，畢竟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在特定歷史階段的特定產物，在我們中國是缺乏存在和發展的堅實基礎的。儘管有些人當做一種“時髦”極力加以販賣和鼓譟，因為它畢竟回答不了中國的現實問題，解決不了我們歷史前進中的歷史課題，它折騰一陣就風流雲散，是不可避免的。“毛澤東熱”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它是直接產生於中國歷史和現實的社會現象，是直接從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產生的。無論怎麼説，毛澤東同志的一生、毛澤東時代、毛澤東思想都引起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變革，不僅空前地改變了中國現代的歷史，而且肯定會極大地影響今後的歷史。認識、總結這段歷史，實際上成為我們前進的出發點之一。因此，作為一種“熱”，會產生這樣或那樣的表現形式，但這股“毛澤東熱”，是不會風流雲散，喪失其歷史影響和意義的，對毛澤東同志、毛澤東時代、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已經成為中國歷史的永恆主題。

問：你可不可以對這種“毛澤東熱”簡單地作一個基本的總體的估計。

**答：**從總體上看，我認為這個“毛澤東熱”，無論如何應該説是我們歷史發展中的令人鼓舞的積極現象。

我不認為這種“毛澤東熱”已經解決了青年中存在的所有問題，也不認為這當中不夾雜某些可能的消極因素。對“毛澤東熱”作出過高的估計，既忽視了我們思想戰線面臨的艱鉅任務，也降低了我們的責任。但是，整整這一代的青年，在這個特定的歷史關頭，喚起對毛澤東同志的感情，喚起對他的著作學習的熱情，應該説是一件大好事。歷史證明，僅僅憑課堂上的灌輸，單靠書本，是造就不了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像我們這一代人，是在日本侵略中國、中國處於國難當頭的條件下，尋找中國和個人的出路，在比較中接近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現在這一代的青年，註定要在共產主義發生重大挫折的歷史條件下，在世紀轉換的關頭，在人類歷史的大風大浪中，通過思考、比較，去接近和掌握馬克思主義。所謂“毛澤東熱”，難道不可以説是我們這一代青年認識中國歷史和現實，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契機嗎？在一定意義上，他們的思考、學習，對於革命接班人的培養，對於下世紀的中國，都將會產生持久、根本的影響。我們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相信共產主義的前途，也應該相信我們的多數青年能夠在事實面前，在風雲變幻的歷史震盪之中，經過獨立的思考和正反面的比較，牢牢掌握馬克思主義。這種在急劇變幻的社會條件下接受馬克思主義，比在平常條件下僅僅從書本上學習馬克思主義，要紮實得多。

當然，現在也有人認為，這股“毛澤東熱”中，包含着一些青年人的“懷舊”情緒。所謂“懷舊”，指的是有些青年人對當前存在的腐敗、以權謀私、賄賂成風等情況不滿意，又無力加以改變，因此就把感情寄託到過去，懷念五十年代，他們希望今天能像五十年代搞“三反”、“五反”那樣，堅決有力地清除種種腐敗現象。我認為，從根本上來説，這種情緒還是希望我們黨、我們的社會，保持廉潔、不搞腐敗，是建設性的，而不是破壞性的。有的人可能有些偏激情緒，某些別有用心的人也可能利用這種情緒，製造青年和黨的對立。對此我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並加以正確引導，更重要的則是應當認真地克服醜惡、腐敗現象。我們如果有力地克服了腐敗現象，在青年中樹立起大公無私、廉潔奉公形象，就能夠更好地團結億萬的青年人；如果任憑腐敗現象滋生，這實際上就是一種從內部腐爛的“和平演變”，我們就會脱離人民，尤其是脱離廣大青年。

總之，“毛澤東熱”，從主導的方面看，是一種健康的、進步的、孕育着希望的現象，它是一種凝聚的因素、向心的因素、團結的因素、穩定的因素。一九九一年，我們遇到自然界的空前災害，國際社會更是風雲變幻，但我們的社會仍然出現了團結、穩定的局面。出現這種情況，首先是因為我們黨堅持了正確的方針和路線。“毛澤東熱”也正是這種正確的方針和路線的產物。三十多年前，杜勒斯一廂情願地提出，把社會主義“和平演變”的希望寄託在第三代、第四代的青年人身上。後來他又預言，社會主義國家的青年終有一天會按照美國的方式思考問題。當前出現的“毛澤東熱”，不正是對這種預言作出的有力回答嗎？我們的責任，是對它進行正確的引導，使之向健康的方向發展，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深入人心的普及、提高的過程，為培養未來世紀的接班人創造更好的環境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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