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楓教授回應：模仿西方大學的古典學系？中國古典學決不能如此！

【觀察者按】今年恰逢“新文化運動百年”紀念，各種相關學術活動整裝待發。西學與中學、傳統與現代的辯證關係也越來越為思想界所關注。劉小楓教授和甘陽教授主編的“經典與解釋”叢書15年來已出版350種經典與解釋書籍。1月10日，“經典與解釋”叢書出版紀念研討會在人民大學舉行，引各方關注。

最近有文章以《古典學不是劉小楓他們搞的那套》名義出現在媒體上，引起了一些爭議。該文章開篇即稱“多少人讀過不好説，但知道或聽過《荷馬史詩》的可能比真正見過河馬的人還要多（觀察者注：原文如此）”，並用類似虛擬語態表示：“就國內目前狀況來説，西方古典學研究仍處於草創、學習階段，不能急於以我為主，不應該讓它在當前發揮它本不該發揮的作用。”觀察者網就此聯繫劉小楓教授。他的表態言簡意賅：“新文化運動百年紀念，這個熱鬧恰逢其時，本人五年前的一篇舊文可以作為回應。”

文章原題《為什麼應該建設中國的古典學》，全文可見劉小楓《重啓古典詩學》華夏出版社2010版。劉小楓教授授權觀察者網發表。

甘陽（左）與劉小楓

——“如此説來，我們應該學習西方、模仿西方大學中的古典學系來建立我們的古典學？決非如此！”

——“事實上，在西方的高等教育界，作為西方古典學術的古希臘－羅馬文教傳統大多龜縮在古典學系，不僅變成“故紙”研究，而且在經過現代學術的人類學和語言學“洗禮”後，按尼采的説法已經變得“忘祖忘宗”——“我們的古典教師是如此狂妄無知，他們認為自己已經完全瞭解古代，並把這種狂妄無知傳給自己的學生，同時還傳給他們一種輕蔑，讓他們覺得，這樣一種瞭解對人類的幸福毫無幫助，只對那些可憐的、痴呆的、不可救藥的老書蟲很有用”（《朝霞》，第195條）。”

為什麼應該建設中國的古典學

前不久，教育部搞了一次例行大學評估，各大學紛紛搶在評估前搞裝修——教育部的評估檢查的是教學“質量”、設施（所謂硬件），沒誰去檢查我們的檢查者的文教觀念。

有必要檢查我們當今的文教觀念嗎？當然有必要——就在“大學評估”展開的同時，已經有大學校長公開提出批評甚至表示抵制，體現出一個大學校長的真正品格。文教制度涉及到一個國家的政治品質的優劣，任何一個文明國家都必須保養每個時代都會有的少數優秀少年、青年，使得他們成為國家的棟樑——如今叫“承重牆”。文教觀念不對，承重牆建設就會出問題，甚至使得我們的國家不再有承重牆。

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國的變革成就舉世矚目——然而，閉門自省，我們自己心裏清楚，三十年改革取得的並非都是成就，也有敗績——文教改革就是其一。

文教改革三十年應該區分前十五年和後十五年，兩個十五年品質差異極大，所謂“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的差異：前十五年怪現象不多，後十五年不僅怪現象鋪天蓋地，而且敗象叢生——嚴格來講，文教改革三十年，主要是後十五年的變革，而且明顯越改越糟。有目共睹的是所謂教育產業化——我們的理由可能是：當時國家太窮，無力支撐大學的發展。可是，民國時期同樣很窮，但在這一我國現代文教制度的初建期，雖然全盤西化已經鋪開，大學的實用化和職業技術化程度卻遠不如現在……為什麼那個時候的本科生比得上如今的博士生？中國學問的自信心為什麼比如今的更為穩固？對比我們的“文教改革三十年”，退步還是進步？如果退步，問題出在哪裏？為什麼沒有留學的蒙文通、熊十力的學術生命力，比留洋博士馮友蘭更強？

尼采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近年來，我們不斷聽到設“國學”為一級學科的呼聲。有人説，這種呼籲與我國的“和平崛起”同步。其實，即便不考慮“和平崛起”的政治異象，開科設教從來就是文明國家文教制度的基要問題。我國的大學文科一級學科建制早已屢遭詬病，如今的確到了必須通盤重新考慮大學文科建制的時候。

“國學”這個名稱古已有之，但古今有別——現代意義上的“國學”提法出現於清末，興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與這一名稱差不多同時出現的還有“漢學”（同文館中設“漢學館”）、“中學”等，意在與“西學”對舉，保守我國文教制度不至因西學入華而支離破碎，應對我國政制面臨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凡此提法無不是迫於突然而至的中西之爭來考慮中國文教傳統的危機問題。我們都知道，所謂“國學”或“中學”指的是中國傳統學術的總和，但與此相對的“西學”概念，卻並非西方傳統學術的總和——我們所謂的“西學”實際指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形成的現代學術傳統，並不包括西方的古典學術。這裏就隱含着一個重大問題：西方學術就總體而言包含着古今分離或古今之爭。就國學指中國學術不絕若線的傳統而言，“國學”與“西學”對舉，恰恰表明我們欠缺對西方學術中所包含的古今分離或古今之爭這一重大問題的理解——“五四”新文化運動正是在這一意識背景下展開對傳統中國學術的討伐。

不妨舉兩個例子來説明。章太炎曾撰《國故論衡》和《國學略説》，國學被等同於“國故”，意味着整個中國傳統學術成了“國故”，與此相對應的“西學”僅僅是西方“現代”的學術，而現代同時意味着“進步”。在這一學術政治格局中，“國學”的正當性本身就需要不斷申辯。

另一個例子是：如所周知，我們的大學要麼是西方傳教士興辦的，要麼是國人學着西方人興辦的，大學的主體無不是理工農醫諸科乃至政法、經濟、社會學、政治學等實用學科。就此而言，中國的大學就是西方現代大學的移植，我國古代（晚清以前）從來沒有過什麼“大學”。我們的大學發展到今天，晚清洋務派的理念才最終實現——科學院士或工程院士成了大學校長的當然資格。那麼，中國學術傳統的傳承在哪裏？文明傳統以語文及其經典作品為基礎，我國的中學生一律要學語文（中文）課，但中學語文講授的我國古代經典作品仍然非常有限，現代語文佔據了相當份額。升大學後，學生分赴各理工農醫諸科乃至政法、經濟、社會學、政治學等實用學科，不再會有機會、也不再有義務習讀古代經典作品。

文教是大學中的核心要件，但在如今的大學中，文教所佔的份額實際相當小，就此而言，文教顯而易見已經不再是現代大學教育的基礎。文教以語文為基礎，語文不是當下正在説的“言語”，而是歷史上已經成文的經典。在我國的大學中，中國語言文學系（中文系）的規模遠不如西方語言文學系（英語系）——如果還加上俄、法、德、日、西、意語系，任何一個大學的外語學院的規模都遠遠超過中文學院。但這些西方國家的語文至多不過五、六百年上下的歷史，而且這些語文學系偏重的並非文學性語文，而是實用性語言，從而是實用性學科，不然就不會哪個國家強勢或有生意要做，就開設哪個語種。

現代大學的建設首先考慮的是實用、實利需要，顯而易見的結果是：我們的大學開科設教的視界最終受現代國族競爭眼前利益的牽制——鑑於晚清以來我國屢遭外國列強欺詐掠奪，辦大學必須從國家的經濟、軍事建設的實際需要出發，因此，開設種種實用技術學科無可非議。問題在於，傳統文教是否也要變成實用、實利學科，也要接受技術科學原則的指導——事實上，晚近二十年來，我們已經建立起完備的技術科學指導人文學科的原則和制度。

因此我們必須問：國學在哪裏？西方的古典學術在哪裏？

如今“國學”散見於文、史、哲三系，由於文史哲這種劃分本來就是現代西方學術的產物，“國學”散見於文、史、哲三系無異於被現代西方學術觀念切割得七零八落（中文系八個二級學科中僅“中國古代文學”和“文獻學”涉及古典文教，哲學系八個二級學科中僅“中國哲學”專門涉及中國古典文明）。加之，如今文、史、哲三系無不以現當代“西學”為體，中國文學、中國史學、中國哲學的研究和教學，無不以西方現代的各種時髦理論為導向和基礎——“國學”在歷史系所佔份額最大，但歷史學接受西方現代理論的洗禮恰恰最徹底（晚近十年幾乎全盤人類學化就是證明）。即便想要保有中國倫理傳統的當代儒學，也幾乎無不依傍西方的種種現代論説。出現這種尷尬局面的原因之一，乃是我們對西方的古典學非常陌生，沒有建立起古典的視野，從而不清楚西方現代科學的底線。

晚清以降，中國文教制度面臨的基本處境即是西學入華後道術分崩離析的局面，新中國如何與傳統中國保持血脈關係，一直是中國現代學人沒法避開的問題。洋務運動時期，衞道士們拒絕實用技術科學，其結果是國家被列強切割；如今，以實用技術科學統領文教，其結果是自我了斷自家文明傳統。由於我們高等教育的學科建制中迄今沒有專門研究（傳承）我國傳統文明的一級學科，晚清學人第一次真正面對西方文明時的關切和抱負，迄今沒有立足之地。如果不透過中西之爭看到古今之爭，進而把古今之爭視為現代文教制度問題的關鍵，“中學為體”最終只是一句空話，變成實際上的“西學為體，西學為用”。如果現代西學本身問題多多，我們與國際接軌必然是接種病菌，這恰是我們當今文教制度改革走向末路的根本原因。

現代社會的發展需要大量實用技術人才，高等教育的實用取向無可非議，但如果以教育品質的敗壞為代價，那麼，這一代價就高得無以復加了。一個國家的招牌大學也以培養各行各業的高級白領為最高榮譽，國家的品質如何便可想而知——遺憾的是，晚近十多年來，我們親眼目睹大學文科的實用取向有增無減。

為了葆有教育的教養品質，高等教育的實用取向必須得到平衡。倘若如此，似乎唯有采取兩種方式：要麼把實用技術學科從大學中切割出來，根據市場需要多辦職業技術學院，不按市場需要而是按計劃少辦精辦博雅性質的大學——要麼在大學中建立通識教育（素質教育）制度，讓所有專業的大學生都接受兩年素質教育。施行前一種方式的機會早已經一去不復返，施行後一種方式的機會則迫在眉睫。然而，葆養大學的教養品質必須依靠文科，否則通識教育（素質教育）制度難以推行（大量師資無源無本）。但如今的文科即便脱去實用取向，也依然是現代品質的，因為，如今大學文科的基礎並非古典文明，而是現代意識的漩渦。

倘若要平衡現代化大學不可避免的實用技術取向就必須憑靠設立通識教育（素質教育）制度，那麼，我們首先需要改革的是大學文科。既然現有文科各一級學科無不是現代取向的，則唯有在大學中為古典學術劃出獨立地盤。才可望達成古－今平衡。我們無需全盤否棄實用技術學科，而是以教養教育來與之達成平衡，以葆教育品質不致敗壞。同樣，我們無需全盤否棄文科的現代取向，而是以古典教育來與之達成平衡，以葆文科品質不致敗壞。十九世紀末期的尼采已經看到，如果要遏制現代大學教育品質的敗壞，必須好好經營古典學。古典學在現代文教制度中的重大意義就在於：它必須起“不合時宜的偉大作用”，所謂“不合時宜的作用”指以“抵制現時代”的方式“作用於現時代”，從而有益於未來的時代（參見尼采，《不合時宜的沉思》第二篇，前言）。

晚清以來，中國傳統文教面臨重新命名的問題，如今，中國傳統文教面臨再次重新命名的問題：我們應該建立中國的古典學，以取代“五四”以來流行的“國學”。“國學”這個名稱其實很難對外溝通：日本、韓國高校都有龐大、紮實的研究中國傳統學術的學人，日本稱“支那學”，韓國稱“中國學”，西方則稱“漢學”——如果以“古典學”來命名中國的傳統學術，不僅可避免名稱溝通的困難，更重要的是，由此我們得以從中西之爭回到古今之爭。在我國極少數高等院校建設一級學科的古典學，不説是當務之急，至少也是被耽誤了近百年的拖欠“工程”。“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我們所説的西方文明，實際指的是現代西方文化——近代西方民族國家興起後冒出來的若干強勢國家所代表的“技術文明”，但這些現代國家的經典作家無不受古希臘－羅馬文明經典的滋養。迄今為止，這些國家的招牌大學中的古典學系實際起着共同的文明紐帶作用。不僅如此，當今的強勢西方民族國家有意無意高標自己才是西方文明大傳統的擔綱者，國家在政治上的強勢與該國大學中古典學的強勢往往同步（請看美國的例子）。西方的古典學教育從人文中學開始——西方名牌高中以開設古典學課程為指標（必須有古希臘語和古典拉丁語課程），我國名牌高中以升學率或奧數而非以偏重中國古典學課程為指標，相比之下，談何文明抱負。

如此説來，我們應該學習西方、模仿西方大學中的古典學系來建立我們的古典學？決非如此！

尼采主張繃緊古今之間張力，通過展開古典教育使得現代文教制度中的現代因素得到平衡，因為，“與人類千百年來的生活方式相比，我們現代人生活在一個相當不道德的時代：習俗的勢力已驚人衰落，道德感又變得如此精細和高高在上，以至於它們可以説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隨風消逝。因此，我們這些後來者，要想獲得關於道德起源的真知灼見非常困難，而且即使得到，也張口結舌，説不出來：因為它們聽來粗鄙”（《朝霞》，第9條）。可是，西方學界百年來尖起耳朵聽的是尼采關於“超人”的説辭，而非關於古典教育的教誨。事實上，在西方的高等教育界，作為西方古典學術的古希臘－羅馬文教傳統大多龜縮在古典學系，不僅變成“故紙”研究，而且在經過現代學術的人類學和語言學“洗禮”後，按尼采的説法已經變得**“忘祖忘宗”——“我們的古典教師是如此狂妄無知**，他們認為自己已經完全瞭解古代，並把這種狂妄無知傳給自己的學生，同時還傳給他們一種輕蔑，讓他們覺得，這樣一種瞭解對人類的幸福毫無幫助，只對那些可憐的、痴呆的、不可救藥的老書蟲很有用”（《朝霞》，第195條）。的確，如今最有活力的西方古典學在美國。然而，美國的古典學活力恰恰不在古典學系，而在打破文史哲學科劃分、以傳授歷代經典為學業的本科建制的博雅學院（College of liberal Arts）和通識教育制度。這意味着，古典學必須走出現代學術為其劃定的狹窄地域，**成為現代大學文科的基礎性學科，**從而使得古典教育獲得現實活力——辦古典學本科，主要不是為古典學碩士、博士提供人才，而是為大學中的現代取向的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提供優秀人才。

因此，建立中國的“古典學”（Classical Studies），不可與西方主流大學的古典學專業接軌，而是要立足中國古典文明、消弭文史哲分割，自立以傳授中西方古典文明為學業的本科建制。就我們的教育體制而言，就是要建立作為一級學科的古典文明學系（簡稱“古典學系”），因為，如尼采所説，古典學的使命就是保養古典文明。在這一學科建制中，中國古典文明（所謂“國學”）與古希臘－羅馬文明、猶太－基督教文明和印度文明同為二級學科，儘管可以有所側重。

發展有中國自己特色的中西合璧的古典學，最終是要以此開科設教完成晚清以來中國學界想做而一直沒有做成的教育大業——營構堅實的高等教育的文明基礎，使得我國的擔綱性人才培養不致荒廢：立足本土培養“兼通中西之學，於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瞭然於胸中”（皮錫瑞語）的新時代棟樑之才。如今，中國的“崛起”使得我們面臨的僅僅是又一次機遇：外匯儲備增加不等於文明恢復元氣，過去三十年的成功不擔保未來三十年一定成功。每個時代都不會缺少才俊，但從來不會遍地是才俊。如何使得為數不多的“江山才俊”不致於都成了高級白領，而是成為“於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瞭然於胸中”的文明擔綱者，乃是建設中國的古典文明學系的根本意義所在。

【後注：本文為筆者在《開放時代》雜誌社與雲南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合辦的“古典西學在中國”學術研討會（2008年11月）上的發言，原刊《開放時代》2009年第一期。這裏的文本綜合了筆者在中國文化論壇基金會舉辦的“文教改革三十年”學術研討會（2008年7月）上的部分發言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