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煒】新春隨感：用新思維來迎接中國秩序

2009年1月，中國海軍編隊赴亞丁灣、索馬里海域執行護航任務。這一事件並沒有引起太多注意，但屈指算來，卻是鄭和下“西洋”六百多年以來，中國軍隊第一次出現在西亞東非海域。又據媒體報道，2015 年中國和俄羅斯海軍將在地中海海域舉行聯合軍演。如果軍演能順利舉行，將是歷史上中國軍隊第一次出現在歐洲人家門口。

未來的人們將發現，這都是標誌性的文明史事件，而事件背後是三十年來中國國力的巨大提升。這就是為什麼國際媒體最近開始談所謂“中國秩序”，中國成為“頭號國家”，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甚至宣稱，2015年世界進入“中國世紀”。凡此種種並不令人意外。經濟力量固不能等同於軍事、政治和文化力量，但最終轉化成其他形式的力量，卻是確然無疑的。中國人當然不能被勝利衝昏了頭腦 -- 我國人均GDP與歐美日仍相距甚遠，國家、社會和環境治理仍有大量問題急需解決，國民的科學和人文素質仍亟待提高 -- 但中國已成為一個全球性大國，國際地位今非昔比，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在國際秩序中扮演弱者角色一百多年後，又要重新學習如何充當領導者。

全球權力關係既然已發生瞭如此巨大的變化，且不難想見越到後來便越明顯，一個大課題現已擺到中國人面前：擺脱一百多年來弱者、受害者的自我定位，逐漸學會並習慣於扮演一個全球性大國的角色。但是，要學會扮演全球大國角色，首先得弄清楚，中國究竟在何種意義上已經是大國，以及今後在若干年內，中國在哪些方面還應該有更大的作為。除了“五常”身份、超大人口規模和巨大經濟總量等顯而易見的事實外，還得看清中國在其他方面已經取得和將要取得的成就，以及正在發揮和將要發揮的作用。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按購買力平價計算，2014年中國GDP已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據《中國經濟週刊》，近年來我國對外投資一直高速度增長，至2012年底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存量達5319.4億美元，2014年對外直接投資或超過利用外資規模，至2020年更將達到1萬億美元。據《金融時報》預測，至2030年中國債券市場將由目前3萬多億美元的規模增長至32萬億美元，整個亞洲金融體系規模可能比美歐加起來還大；2040年以後，中國經濟規模可能兩倍於美國；至2050年，以中國為首的亞洲金融體系規模可能是西方國家的4倍還多，中國在全球GDP的佔比將達三分之一。

據《光明日報》，近年來我國科技體制改革有很大的推進，大型科技儀器設備將向社會開放，高精尖科技將成為全社會共享資源；加大了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使我國專利申請數已居世界首位；增大了科技研發投入，R&D經費投入超過1萬億元，位列世界前三，經費投入強度更突破2%，超過歐盟。不僅高鐵技術雄霸全球，探月工程、北斗工程、大飛機工程等也順利實施，更有天河二號計算機連續四年居世界超級計算機之首。相比之下，近年來美國科技創新萎靡不振，重要的科技公司不得不把主要研究機構設在中國，而實驗室科技人員又大多為中國人，這隻可能進一步加強中國的科技研發能力。

國力的增長不可能不帶來地緣政治格局和權力關係的變化，多年來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再也不可能穩如磐石。實際上早在1996年，便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宗旨是維護和加強地區安全與穩定，推動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打擊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這是近代以來第一個中國所主導的政治軍事性質的國際組織，雖並不具有聯盟性質，卻被稱為東方版“北約”。正如有論者所説，近年來上合組織已不僅僅是一箇中亞俱樂部，而正在獲得全球影響力。此外，2002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協議簽署；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建立。這是目前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擁有19億人口、GDP接近6萬億美元，不僅有直接經濟意義，對於中國與東南亞關係更有長遠政治意義。

如果説上合組織的重心在中亞，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重心在東南亞，那麼金磚國家組織、亞信會議（包括亞洲大陸所有國家，甚至土耳其和埃及）、中日韓三邊委員會等則表明，中國力量所及已遠不止周邊區域，而已擴展到全球。這些機制有一個共同點，即中國在其中發揮主導作用。此外，早在2006年中國便獲得了南亞區域合作聯盟觀察員身份，現正對南亞國家產生強大的經濟影響。與上述機制相應的，是中國金融力量的展現 -- 上合組織開發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以及一帶一路基金都説明了這一點。如所周知，建立亞投行是中國的倡議，目的是為亞洲巨大的基礎設施需求提供資金，現有24個成員國，除中國外還有東盟所有成員國、哈薩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卡塔爾等中亞、南亞、西亞國家和新西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APEC峯會，中國作為東道國把會議主題設置為“共建面向未來的亞太夥伴關係”，對美國主導把中國排除在外的“亞太自貿區”進行了有力反制，着着實實開始展現全球領導力。

所以毫不奇怪，有西方論者説中國不僅在“挑戰當前國際秩序，也在緩慢、散亂地構築一種新秩序”。但中國人是內斂、含蓄的，不會認可“挑戰”這個字眼，考慮到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從現有秩序中得益頗多，就更是如此了。可如果西方主導的現有秩序在諸多方面明顯不公平、不合理，為什麼不能有所改變？為什麼不能在現有秩序的大框架內，依據各國普遍接受的遊戲規則，漸進和平地對之進行一些重要的補充、修正和改造，以形成一種新的秩序，一種更公平、更合理、更仁慈、更少霸權氣的“中國秩序”？

怎麼強調也不過分的是，新秩序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一個與仍然強勢的西方長期博弈的過程。故而中國應盡一切可能維持一種長期和平競爭的格局，盡一切可能避免惡性競爭和衝突，要讓世界各國尤其是周邊國家從中國崛起中獲益而非受損。畢竟，至少幾十年內建立在強大經濟、科技、文化力量尤其是美歐日等軍事聯盟基礎上的西方秩序是不可能從根本上動搖的，更何況中國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就靠的是這種秩序。這意味着，不應直接挑戰現有秩序，只能循序漸進地甚至不知不覺地修正它，改造它。若能更深入地參與區域合作進程和其他國際合作機制，採用一種更低調、更仁慈的對外政策，與各國一道推進建設，互聯互通，共同繁榮，中國從中得到的好處將遠大於對峙、衝突或直接對抗。

怎麼強調也不過分的是，新秩序的形成固然是一種國際政治，但最大的國際政治發生在國內而非在國外。事實上，三十幾年來急劇發展所帶來的結構性腐敗、法治不彰、貧富懸殊、誠信缺失、環境污染、治理水平低下等問題正嚴重製約着中國的進一步崛起。很清楚，藴藏在民族中的巨大能量只有在所有這些問題大體得到解決後，才可能充分釋放出來。只有在此之後，只有在巨大的經濟、科技和文化潛能變為現實並轉化成國際政治力量後，兩百多年來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才可能發生根本改變，國際舞台上的中國才可能真正不再被動，民族復興的任務才可謂大體完成，所謂“中國秩序”才可能真正到來。

然而一個極其矛盾的現象是，一方面當今中國正迅速崛起成為一個全球強國，另一方面不少中國人繼續沉溺在一百多年前被動挨打的弱者心態，這種心態的又很大程度地表現為很多知識人仍一如既往地唯洋是崇，唯西方馬首是瞻，有意識無意識地貶低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文明和自己的傳統文化。事實上，不少高校領導和學界、文藝界和媒體界人士很大程度上就仍然抱有這樣的心態。他們眼光仍滯留在過去，通過種種錯誤甚至荒謬的政策、觀點、影視作品等潛移默化地影響着國人，使其認識水平不能與時俱進，甚至仍停留在二三十年以前。如此這般，如何談得上培養大國心態，學習扮演全球領導者的角色？這種矛盾現象的根本原因固然一定程度上可到幾十年急劇發展所帶來的腐敗猖獗、分配不公和環境惡化等嚴重問題中去找，但很清楚的是，中國知識分子並非沒有主觀方面的責任。

的確，中國受過欺負，曾貧窮落後過，甚至現在仍落後於西方。但與數千年卓越的表現相比，1840至1901年這六十來年的屈辱和低落畢竟是短暫的。更重要的是，中國有深厚的文明底藴和巨大的文明規模，更有着基於這種底藴和規模的和平主義民族性格。這一點，只要與西方擴張中的打家劫舍、攻城略地、燒殺搶掠的野蠻行徑作一個簡單比較，便一目瞭然了。而當今世界所最需要最寶貴的，正莫過於這種和平主義的文明品質。

的確，急劇發展帶來了各方面的嚴重問題，必須通過結構性的改革來加以解決，但中國知識人無論如何也應看清楚一個結構性的文明史事實：中國是一個天生的大國，對於人類文明的健康發展和繁榮昌盛，負有命定的責任，不僅兩千年來一直如此，而且現在如此，在可見的未來仍將如此。這是一種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一種給世界提供其所應該提供、與自己力量相匹配的公共產品的歷史責任。這一點，越往後就將越清楚。

因此，當今中國人應有一種新的思維，應在和平發展中，表現出與自己力量相匹配的責任心，尤其要意識到作為一個潛在的全球領導者—— 一個温良、謙和、仁慈的領導者，一個公平、公正、平等地對待所有民族的領導者，一個不要動輒就搞“非友即敵”、稱王稱霸的領導者——的使命。尤其不能繼續扮演那種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強加的角色：一個仍沉湎在往昔屈辱中不能自拔、不能更仁慈地對待弱小國家的受氣包，一個被小家子氣的民族主義心態所束縛，全然忘記了一個偉大文明所應有氣度的受氣包。

不言而喻，一個民族有何種自我形象，就會有何種心態和行為；一個民族有何種自我定位和自我期許，就會有這種定位和期許所決定的自我實現，其他民族也會根據這種自我形象、自我定位和自我期許來認識它並與它打交道。因為，自我形象很大程度就是自我本身。如果一個民族習慣於把自己想象成一個強者，它就將成為一個事實上的強者。如果它習慣於把自己想象成一個領導者，即便目前還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領導者，也會努力去做領導者，將來就極可能成為領導者，一個讓世界心悦誠服的真正的領導者。

反之，如果一個民族在其思維中老是把自己想象成一個弱者，它就很可能永遠是一個弱者。如果它總是把自己想象為一個受氣包，就會有意識無意識地去適應這樣的自我形象，就會有意識無意識地把這一自我形象套在自己身上。如此這般，哪裏還有做領導者的樣子？未來情勢果真要求它肩負起與力量相匹配的領導責任時，以這種心態能夠從容地進入角色？問題是，在未來世界民族之林，中國恰恰是領導者，一個最重要的全球領導者。

復興道路上的中國任重道遠，應當一如晚清以來那樣，繼續引進一切行之有效的理念和制度，並持之以衡地改革、創新、精進。唯其如此，中國文明的和平主義品性才可能真正彰顯出來。唯其如此，中華民族才可能真正讓全世界心悦誠服。當今中國既有一個新的角色要擔當，就得有一種與此角色相適應的新思維，就得有一個新的自我形象。這應是一個自信的形象，一個在心平氣靜、不卑不亢中擔負起與自己力量相配的責任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