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毅南：中國經濟真是“粗放式增長”嗎？（上）
【中國經濟粗放式增長已經成為主流話語，不過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唐毅南博士近日發佈文章，對這一觀點提出全面質疑。他認為，“粗放型增長”這一説法的主要依據是認為，中國經濟的特徵是“高投資，高能耗，低效率，低技術進步”的“兩高兩低”，和由此而來“高增長，低消費”，然而經濟學界並未確認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長就是“粗放型”增長。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投資效率、勞動生產率、TFP(技術進步)及消費增長率等幾個主要指標進行了比較研究，得出結論，中國經濟粗放式增長沒有依據。
文章在《學術月刊》發佈後引來很多學者的討論，有肯定也有質疑，比如北京大學霍德明及劉國恩等學者就認為，唐毅南用來衡量投資效率的指標——資本產出比（產出GDP除以投資），沒有對資本和投資做出區分；另外這一指標在上世紀50年代就有學者引用討論，唐文對經濟學家早年關於此項指標的討論缺少關注。
儘管如此，關於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討論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話題，關係到我們對當下中國經濟發展大勢的判斷和定性，以及對未來發展能不****能給出恰當的決策。經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特別編髮此文，供讀者思考討論，也歡迎對此話題有研究的讀者來稿交流。全文分為上下兩個部分，此文為上。】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長時期的高速經濟增長和人民生活改善。然而，金融危機以來，以美聯儲前任主席伯南克為代表的“再平衡”理論，把金融危機的部分原因，歸結為中國的高儲蓄、高投資、和低消費，要求中國經濟向西方式的消費經濟轉型（1）（註釋在文末，以下同）。
國內受西方經濟學影響的主流經濟學家也認為中國過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長是投資驅動的粗放型增長（2），在金融危機後已經難以為繼，需要立即轉型。大眾傳媒和決策機構似乎也接受中國“粗放增長”的理論， 政府官員多次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粗放型增長”這一説法的主要依據是認為中國經濟的特徵是“高投資，高能耗，低效率，低技術進步”的“兩高兩低”和由此而來“高增長，低消費”。然而經濟學界並未確認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長就是“粗放型”增長；尤其是近年來，學術研究普遍認為中國生產率增速是很高的。
在史正富新著《超常增長》（3）中，就資本效率、勞動生產率、技術進步及消費增長率等指標進行了詮釋，初步否定了“粗放增長論”的依據，本文將在此基礎上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效率和質量進行更具體深入的分析。
中國經濟增長中的投資效率
“粗放增長”論的第一論據就是中國高投資、低效率，投資效率遠低於西方發達國家。高投資當然是毋庸置疑的，但問題是我們並沒有看到有人就低效率給出可靠的事實和數據，有的只是口口相傳的説法。那麼中國經濟增長效率究竟低不低？我們通過事實和數據來回答這個問題。
衡量經濟增長效率，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1.生產中資本投入的效率，即投資效率，可以用資本產出比這一指標來度量。2.勞動投入的效率，可以用勞動生產率度量。3.勞動與資本結合方式的效率，這往往反映技術進步與管理水平等多種因素。學術上通常用全要素生產率（TFP）代表。我們下面就首先對這些指標進行考察。
下面，我們先考察投資效率。
中國的投資效率高於美日等發達國家
要評估投資效率，首先要解決用什麼指標來度量的問題。在本節中，我們先使用資本-產出比這一指標，而對於學術界常用的全要素生產率（TFP），以及媒體愛講的GDP能耗等指標，則放在後面討論。
首先考察資本-產出比是因為這是最直觀易懂的指標。簡單説，資本產出比就是投入資本量與其帶來的產出量之間的比值。即每單位產出所需要的投入的資本。例如，當存量資本產出比是3時，代表每3元存量資本能產出1元GDP；而當增量資本產出比是3時，表示增加1元GDP，要有3元投資。所以資本產出比越低，代表投資效率越高。
當然，資本產出比看似簡單，計算上卻不容易。首先，它有存量和增量的不同。存量資本產出比和增量資本產出比本質上面沒有區別，而計算方法卻有很大不同。
按資本存量計算資本產出比時，為了估計存量資本的價值，需要統計初始資本存量、投資品價格指數和折舊率等一系列參數，計算十分複雜。而按增量計算時，投資和經濟增長則都比較容易核實，計算簡便。
我們比較了兩種方法計算的資本產出比，也發現其反映的現象和趨勢是一致的，所以我們不再區分存量和增量的概念，用每單位GDP增長所需的投資額計算資本產出比。其次，從投資到形成產出會有一定時間的滯後，當年投資也許要明年及後續幾年才陸續形成產出。在本文中，我們把投資與產出的滯後放在一年，採用不變價計量投資與產出。
同時，也是更為重要的，我們對考察期劃分時段，計算一定時段中的資本產出比的平均值，即用這一時段中發生的投資總額除以該時段的GDP增長總額。這樣做的好處是，由於經濟不穩定和計算方法缺陷所引起的年度計量困難就不存在了，而我們得到的結果可以比較準確的反映一段時期中資本運用的總體效率。這也正是本節所要面對的問題。
投資效率的高低不是絕對的，而是要放在具體的時空中才有意義。工業社會與農業社會無法套用資本產出比進行比較效率高低；即使同一個國家內部，不同發展階段的資本產出比也必然不同。為此我們必須將資本產出比的記錄放在具有可比意義的歷史框架中進行觀察與分析。在這當中，英國作為工業革命的原發國，美國作為第一個從跟進國變為前沿國的國家，日本作為第一個成功趕超而成為發達經濟體的第一個東方國家，應該具有比較強的代表意義。但限於資料問題，我們較多的把中國與美國對比，兼顧英國與日本的情況。
對於中美兩國，因為工業化的起步與推進時期不同，即美國工業化的基本階段先於中國上百年，所以我們就必須注意兩國數據與歷史時段上的可比性。下表對原始數據大致發展階段做了彙總。（表1）
顯然，從各個階段比較，都是中國的投資效率顯著優於美國。中國改革開放前30年（實際是1952-1979年）的經濟發展是從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起步，實行了後發國家普遍的趕超型大推動戰略。
經過1949年後的3年恢復時期，從1953年“一五”計劃開始，中國一步進入以重工業為主的工業化階段。由於重工業投資規模巨大，理論上中國的資本產出比應該比較高，但是把這一時期（1952-1979）的中國與美國相比，不論是與美國同期還是歷史上的同一發展階段比，中國投資效率都優於美國。
其中，1950-1979年，中國資本產出比為4.93，比美國同期這個被稱為黃金增長時代的資本產出比（5.01）還低。也就是儘管當時的中國工業很落後，但同期增加1元GDP中國要比美國少投資近1毛錢。若與美國歷史上大規模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這一可比階段（1869-1908）進行比較，則中國的資本產出比（4.93）比美國可比階段的6.94低2.01，相當於低29%。
1869-1908年的美國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領導國，並藉此一舉趕超英國，我們至今能從文學作品中讀到當時美國的繁華和蒸蒸日上，可見對大規模工業化而言，6.94的資本產出比不算高，中國改革前三十年的4.93已經算是優秀。
改革開放後，中國資本效率又大幅提高。從1980年到2009年，中國資本產出比僅為3.91；而美國從1980年到2009年資本產出比為6.82，效率大為下降。此消彼長，最近三十年中國資本效率大大領先於美國。
總的看，中國自建國以後六十年（1950-2009）資本產出比為3.96，資本效率高於美國，同期美國資本產出比為6.19。（表2）
表2中，在頭兩個五年計劃期間(1952-1961)，中國的資本產出比為11.11，接近美國次貸危機前後（2000-2009年）的11.92。實際上，這期間中國正常的資本產出比差不多是1952-1959年的3.24，但“大躍進”極不務實的經濟政策造成了資本產出比的畸高。
同樣，文革的影響也使1970-1979年中國的資本產出比狂升至5.45，比美國同期的5.42還略高。但是，即使受文革的嚴重衝擊，這時中國投資效率仍然好於上面美國1869-1908年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的6.94。
事實上，上世紀以來美國除了受二戰刺激（1940-1949）外，資本產出比從來沒有低於4。中國則只有政治運動干擾經濟最劇烈的大躍進和文革時期資本產出比超過4。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十年平均的不變價資本產出比基本保持穩定，資本產出比從上世紀90年代的3.80温和上升到了本世紀頭十年的3.95。
綜合表1和表2，中國投資效率顯然是高於美國的。但是，與日本比怎麼樣？日本是成功趕超的典型國家，投資效率在其趕超階段公認是好的，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的“老師”之一，我們在本文一個更詳細的版本中也通過比較中日資本產出比，系統比較了中日投資效率的歷史狀況，結果發現，中國的改革以來的投資效率也好於日本在二戰後趕超階段的表現。（5）
資本產出比顯示：中國投資效率系統性的和歷史性的高於美國和日本。但既然資本產出比是投資效率的最直觀反映，那麼我們自然會問：上面我們看到中國資本產出比雖然在改革開放後下降了，但又從1990-1999年的3.80上升到了2000-2009年的3.95，這是不是意味着中國投資效率會逐漸下降？中國資本產出比上升的原因又在哪裏？
資本產出比的升高或降低是與經濟發展階段相聯繫的。隨着一國經濟從輕工業轉向重化工業以及相伴的大規模城市化，人均固定資本持續增加是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在主流經濟學理論中，這一過程被稱為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Labor Saving Technical Change)和相應的資本積累；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語言中，又被稱為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歷史趨勢（6），羅斯托的經濟增長階段論也包含類似想法（7）。
其共同的內涵是：在工業化由輕工業為主向重工業發展的歷史階段，國民產值中越來越大的部分將會變成物質資本的積累，使得整個社會中物質資本（C）存量不斷加速增加，人力資本（V）增長相對落後，C/V的比例的提高就表現為資本產出比上升。表1中可以看到，美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資本產出比都經歷了一個上升、平穩、下降、再上升的過程。
與美國相比，中國資本目前的產出比算是很低的（1982-2011為3.83），現在的上升趨勢從歷史上看也是比較慢的（2000-2009為3.95），目前仍然低於美國第二次工業革命5到8的水平。從表1知道，要實現現代化，資本產出比達到6以上屬市場經濟的正常水平。目前中國4左右的資本產出比可稱優異，而不是低效的“粗放增長”。
既然數據系統的顯示出中國投資效率顯著高於美國。但為什麼大多數人的日常印象都是美國企業效率更高呢？美國有眾多我們耳熟能詳的優秀企業，效率世界領先，為何整體投資效率比中國還低呢？
美國的資本毀滅拉低了總資本效率
美國的投資效率應該説在市場經濟國家中還是比較好的，但其實不高，這是市場經濟的特性決定的。美國知名企業的效率確實很高，創新能力和盈利能力都非常強，但這些個別企業的高效率是以整個社會的高投資浪費作為代價的。美國式比較徹底的市場經濟國家的投資受經濟週期的影響非常顯著，過度投資和資本毀滅交替出現。
馬克思、凱恩斯（8）等人在3-5年的週期上從不同角度分析了隨經濟繁榮和衰退交替的投資過度和消滅，造成美國投資效率整體比中國低的主要是這種週期下的資本毀滅。美國在更長的時期內，即在所謂的康德拉季耶夫週期，和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的時間尺度，則發生了產業整體衰退。
觀察美國自大蕭條以來的總投資率和淨投資率，我們發現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平均總投資率並無顯著下降，但平均淨投資率的則在穩步下降，這反映了美國產業衰退的大背景。
總投資率與淨投資率的差額，在會計上等於資本消耗率（Consumption of Fix Capital, CFC），也對應GDP和國民生產淨值（NDP）的差額；具體説，CFC等於企業正常運營的固定資產每年產生的折舊，加上由於企業破產等原因導致的固定資產譭棄，折價處理等造成的價值損失（9）。因此，從數量上看，由於在經濟衰退導致總投資率下降時，企業破產導致資本毀滅大幅增加，淨投資率就會加速下降；而總投資率回升時，淨投資率回升的幅度總不夠補償當初的下降。
大規模的資本毀滅既使倖存的企業效率極高，也同時拉低了美國整體投資效率。在這些3-5年的週期內，刨掉對資本正常折舊的重置投資後，成百上千億的資本被消滅了。在遇到極嚴重危機時，淨投資率更會直接變成負的。
例如在次貸危機後所發生的情況。自2008年後連續四年，美國淨投資率都小於0， 2009-2012年分別為-1.19%，-1.36%，-1.05%，和-0.42%。同期美國現價GDP則分別為144179億美元，149583億美元，155338億美元，和162446億美元。相當於經過新成立企業投資和已有企業追加投資的沖銷後，這期間美國仍有共6048億美元的資本毀滅沒有得到補償。更具體的美國資本毀滅情況我們將另文報告（10）。
當然，同是市場經濟，中國也有眾多在競爭中失敗的企業，也存在資本的損失，但是反映到宏觀層面，中國總體的資本效率仍然高過美國，這就説明我們整體資本毀滅率必然較低。中國為何能做到這一點？原因在於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保證了投資平均成功率較高，又避免了美國式經濟週期大幅震盪的影響，使得中國企業近三十年沒有遭遇過嚴重衰退時不得不大量破產的窘境。
史正富指出：中國經濟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直到2008年世界性經濟危機期間，總體上一直持續高位運行，這恰好對應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和完善，使中國的經濟增長得以避免常規市場經濟中必然存在的週期性經濟危機，在1994年後的二十年中持續高位運行，締造出超常規增長與超低經濟波動並存的奇蹟，比較有效地避免了國民經濟的巨幅波動，其背後的動力在於中國擁有以“三維市場經濟”為特徵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11）。
結果是，在高速平穩的增長中，中國企業雖然也按照市場競爭優勝劣汰，但總體上看並未發生大規模投資過度和產能過剩。產能在某一時段或某一行業會過剩，但幾十年來的經濟高速增長總會把過剩的產能及時消化，企業也就不會發生經濟衰退中的“猝死”而造成如正常市場經濟中那樣大規模的資本毀滅。
綜上所述，中國經濟中的投資效率在總體上高於美國，與美國單個企業效率高，這二者不但不矛盾，而且是相互補充的。上一節我們看到的美國1973年後投資效率的下降不是偶然的，觀察美國產業發展的歷史，近些年較新的投資中新興產業的比重很大。眾所周知，高新科技具有失敗率特別高的特點，成功的企業往往不足以彌補整個高科技行業大量的資本毀滅對資本效率的拉低。因此可以説是金融創新和科技創新這兩個創新推動了資本毀滅率的提高：1973年正是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美國逐漸轉向虛擬經濟和新興產業的開始。
未來中國當然也會大力發展失敗率高的高新科技，但是如果中國繼續發揮制度優勢，在有效避免美國式經濟週期的大幅波動的同時避免美國式的過度金融化，那麼中國的投資效率就可以再上一個台階。這樣，中國不但整體的投資效率仍然可以保持高於美國，同時也會不斷湧現效率特別高的企業，因為高效率企業的出現並不需要像美國一樣以整體投資效率大幅下降為代價。
中國經濟增長中的勞動生產率
中國投資效率令人滿意，那麼，從勞動投入的角度看中國增長的效率如何？
的確，中國巨大的人口規模保證了勞動力的有效供給，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巨大。但更為重要的是幾十年來勞動生產率的持續提高，如下圖所示。（圖1）
如圖1所示，1978 年至 2011 年我國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從 0.16 萬元躍升至 2.022 萬元（1990年不變價），增長了約12倍。可見，雖然這期間中國發展中城市化與農民進城務工的規模史無前例，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所彰顯的“效率紅利”才是真正精彩的。
中國勞動增長率的速度之快，大大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的歷史成績。按上圖計算，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年均增長率高達7.83%，自1994年以來更是高達9.26%。而美國自建國以來從未達到這種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
我們按照Gordon（12）的數據計算，發現自1960年代以後，美國勞動生產率平均增速從未超過2%。最高是1964年到1972年的1.94%，最低是1978年到1987年的1.37%。“新經濟”以來二十年平均增長率約1.7%左右，也並不是很高。再往前一個世紀，美國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高過英國，但美國自1835年到1909年平均實際GDP增長率約為4%，扣掉勞動力增長，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還是隻有2%左右。
尤其值得強調的是，中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只是源於工業化引起的農業佔比下降這一結構效益，而是以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為基礎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使得勞動力得以實現在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前提下從農業向工商業的大規模流動。通過農業勞動力向工商業的轉換，以及第二和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升，全面推高中國勞動生產率。
早先中國勞動力轉移並非因為存在工農勞動生產率差異，首先是因為農民失業，如陳廷煊（13）所指出的：1949—1957年中國只好在城市實行“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和對國民黨軍政人員實行“包下來”的擴大就業的政策，減輕失業。由於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根本不能在吃飽飯的前提下支撐農業人口向城市轉移。
到了1958-1963 年間“大躍進”和經濟調整時期，先是出現大躍進時運動式手段帶動的農業勞動力非正常地向城市“急劇轉移”，隨後又因出現經濟困難和糧食大減產，發生向農業迴流的“逆向轉移”。到1964-1978年間，由於上一時期的非正常的“逆向轉移”和經濟問題，勞動力轉移基本已經不可能了。結果分割城鄉關係的招工制度和户籍制度形成，嚴格限制農業剩餘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實際是防止農業失業人口變為城市失業人口。
如下表所示，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快速提高在改革開放後成為現實，從而在吃飽飯的基礎上實現了人口轉移。（表3）
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又進一步支撐工商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如下圖（圖2）。
從圖2中我們看到，1978年農業不變價勞動效率為0.066萬元/人，到1991年已經為0.129萬元/人，約翻了一番，年均增長率5.4%。但是城鎮化率僅從1978年的17.92%上升到1991年的26.37%。
中國真正的勞動力轉移，發生在1992年後。1992年起，隨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三次產業勞動生產率都加速增長，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開始渴求新的勞動力，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保證了農業人口減少的同時農業實現穩步增產，確立糧食安全自主的格局。這就在勞動力轉移的需求方和供給方之間架起來一座寬闊的橋樑。
到2011年，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已經達到0.561萬元/人，1992-2011年年均增長率為7.9%，比1978年增長4.5倍。與農業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相伴的，是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升。1978年，中國第二產業不變價勞動生產率為0.454萬元/人，第三產業為0.322萬元/人；到2011年上升為3.082萬元/人和2.372萬元/人，分別增長5.39倍和6.37倍。結果是，農業就業人數佔就業總人口比重從1978年的70.5%下降到2011年的34.8%，城市化率達到51.27%。
上面的數字説明，所謂靠廉價勞動力和“血汗工廠”實現中國高增長的説法很值得懷疑。且不説按陳廷煊報告的勞動力轉移歷史，廉價勞動力在效率不提高的狀況下使用強力也不能完成轉移，血汗工廠其實很難開起來，因為效率低下開什麼工廠都是要倒的；只説農民工現在已經不願意再回農村造成的農村空殼現象，説明農民工進城享受到的勞動效率提高的收益，要遠遠大於取消歷史上的“剪刀差”帶來的好處。
那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的動力是什麼？原因有三：首先是人均資本佔有的提高，也就是中國這麼多年高投資帶來了不斷的資本深化，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在農業生產中，機械化不斷普及、農田基礎設施不斷增加、農藥化肥投入和運輸也不再是問題。同時，工業的生產裝備也不斷增加和升級，尤其資本密集的重化工業和裝備製造業經歷了重大發展。
第二，技術進步也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大發展。工業經歷的技術革命後面我們將會詳述。這裏特別要指出農業生產技術提高對人口轉移的支撐作用。徐加和黃祖輝（14）很早就發現：中國保證了一定的農業資金投入，提高了農業物質技術裝備程度，促進了農業的廣義技術進步。這使得工業化進程中農業勞動力向工業轉移的同時，保證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迅速提高，保證了中國勞動力轉移基本上處於正常的、良性的狀態。使中國並沒有出現許多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中用犧牲農業，以農業勞動生產率停滯，甚至下降的代價來實現農業剩餘勞動力盡快轉移的非良性現象。
第三，中國經濟各部門中的管理和運營效率都大幅提升了。技術進步和資本增加當然客觀上要求管理和運營效率相應提高，但更為關鍵的原因是中國改革造成了制度的進步。改革首先使國企和民營企業一樣都直接面對市場，參與競爭；在中國加入WTO以後，中國企業更是參與到全球競爭中，市場競爭極大的提高了企業的戰略管理能力。同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下，國家成功的在戰略上指導了企業的經營發展和管理運營水平的提升。
由於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我們可以斷言，隨着城市化進行，農業人口勢必進一步下降，直到農業勞動生產率趕上工商業。中國未來以農村剩餘人口為基礎的人口紅利會消失。但這不等於與人力資本有關的人口紅利的消失，因為隨着人力資本的積累，中國勞動生產率還將進一步增長。
中國未來發展以產業升級為主題，因此迫切需要的勞動力已不再是直接從農民轉型過來的簡單勞動力，而是經過系統培訓的、高素質的、技能型、專業型勞動者隊伍。從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傳統產業改造，到高端消費產業與服務業的長期成長，對專業型、技能型勞動者的需求極其龐大。因此，舊的低水平的簡單人口紅利消失了，新的更高水平的技能人口紅利還有待開發，關鍵在於健全合理的職業培訓體系，落實資金投入。
註釋：
（1）: Bernanke, Ben S. “The Global Saving Glut and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Homer Jones Lectur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St. Louis, Mo., April 14, (2005).
（2） 吳敬璉，中國增長模式選擇，第4版，上海遠東出版社，上海（2007，2014）。
（3）：史正富，2013：《超常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4）：參見：Rhode, P., 2002, “Gallman’s Annual Output Seri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1834-1909”, NBER Working Paper, No. 8860. Gallman, R., 1985, “The U.S. Capital Stock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BER Working Paper, No. 1541. Gallman, R., 1960, “Commodity Output, 1839-1899”, in The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 Income and Wealth, Ed., “Trend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3-72. BEA, 2013, NIPA tables, http://www.bea.gov。中國國家統計局，2000-2012：《中國統計年鑑》，中國統計出版社。中國國家統計局，1999：《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彙編》，中國統計出版社。
（5）：唐毅南，2014；《中國經濟真是“粗放式增長嗎”？》，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工作論文系列《真實經濟研究》，No. 2014-01。
（6）Hicks，J., 1932, “The Theory of Wages”，London: Macmillan Press. 馬克思，1867：《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Rostow, W.,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Keynes, J.M.,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9）：參見：Fraumeni, B., 1997, “The Measurement of Depreciation in the U.S.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July, 7-23.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2003, “Fixed Assets and Consumer Durable Good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5–99”.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0）：對美國資本毀滅情況的具體分析參見：唐毅南，2014；《資本毀滅與優秀企業：為何中國投資效率好於美國？》，復旦大學工作論文。
（11）：史正富，2013：《超常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第一章，第18-22頁，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12）Gordon, R. J., 2010, “Revisiting U. S. Productivity Growth over the Past Century with a View of the Future”, NBER Working Paper, No. 15834.
（13）陳廷煊，1999：《城市化與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轉移》，《中國經濟史研究》第4期。
（14）徐加、黃祖輝，1992：《技術進步與農業勞動力轉移》，《農業經濟問題》第12期。
（15）史正富，2013：《超常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第四章，第100頁，上海，世紀出版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