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夫根尼·莫洛佐夫：“數字社會主義”——硅谷推銷的美麗童話

儘管在外人眼裏，硅谷是一座無情的資本主義堡壘，但這並不妨礙科技公司的企業家們將自己打扮成團結、自主、協作等互聯網精神的忠實信徒。

這些風險人道主義者們（觀察者網注：作者使用與venture capitalist即風險投資者相對應的venture humanitarian一詞，箇中感情色彩，可以感受一下）堅信，相比老謀深算的政客和徒勞無功的非政府組織，自己才是接濟貧弱的真英雄，正因為自己的存在，遊離在社會邊緣的人羣才得以從險惡的市場中獲得切實的物質利益。硅谷內部有不少知識分子甚至開始歡呼“數字社會主義”時代的到來。借用互聯網思想家、環保主義者、《連線》雜誌創刊主編凱文·凱利2009年寫在封面要聞裏的一句話，“數字社會主義可以被看作（除自由市場個人主義和中央集權以外的）第三條道路，它使過去的爭辯變得毫無意義。”

變、變、變！從扎克伯格到奧巴馬，我們是否希望科技行業接管國家的部分功能？

雖然人們對“共享經濟”等流行術語中“共享”一詞的真正含義莫衷一是，但拋開咬文嚼字的爭論，我們可以從這套自吹自擂的話語裏辨析出一個有趣的論點。貪婪的華爾街之狼使收入差距越來越懸殊，高尚的硅谷人則真心想獻上一劑完美的解藥，幫助彌合消費不平等帶來的社會傷痕。

也就是説，雖然你和鄰居之間的收入差距可能越來越大，但你們都可以在Spotify上聽歌；都可以用Google搜索信息；都可以在YouTube上觀看有趣的視頻，而你們花在這些服務上的錢也越來越少，甚至為零。在不久的將來，這種免費邏輯可能適用於上網這件事本身：在Facebook的倡議下，發展中國家互聯網合作項目Internet.org宣告成立，旨在向用户提供名義上免費的基本網絡服務。

我們可以預見，到教育、醫療和其他線下服務都走上雲端的那一天，硅谷將在這些領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屆時，只要你將自己的日常生理數據分享到網上，還愁Google不能分析病兆，幫你防微杜漸？對看不起病的人來説，這種簡易體檢難道不是某種形式的基本保健服務嗎？而且，在不存在其他選擇的情況下，若Google前來拯救生命，又有誰會反對呢？

無數類似的承諾彙集起來，組成了硅谷人常常掛在嘴邊的“用户賦權”的童話。在福利國家走向失敗、無力向國民兑現承諾的背景之下，硅谷為我們提供了一張新的社會保障網：或許有一天，我們會拖欠抵押貸款，會被迫賣掉名下的汽車，但我們的生活中絕不會失去Spotify和Google。因缺少物質糧食而餓死的可能性雖仍舊存在，但我們再也不會因缺少互聯網內容帶來的精神糧食而餓死。

在硅谷的幫助下，我們甚至可以趁自己還擁有車子和房子時，將它們轉化成能賺錢的資產。JustPark是一款很火的應用程序，它在有閒置車位的房產主和絕望的司機之間牽線搭橋，幫助後者租用車位。多虧這樣的初創公司，收入不平等造成的貧富差距得到縮減——儘管程度微乎其微。你我這樣的普通人應該感到慶幸：我們不僅可以免費享受基本服務，甚至還能將原本閒置的資本充分貨幣化，賺一點外快。

硅谷自詡為一個偉大的均衡器，能讓貧富懸殊的世界變得更加平等。正因如此，社會上各種批評的聲音都無法穿透硅谷無形的保護罩。然而，風險人道主義的前提條件並沒有看上去那麼嚴謹和不可動搖。硅谷的保護罩上至少存在三大漏洞。

硅谷聚集着IBM、蘋果等眾多科技公司

**首先，雖然消費在名義上變得更加平等，但個人自主權並不一定獲得了相應的提升——事實情況可能恰好相反。**如果要充分利用硅谷提供的所有機會——包括Internet.org這樣看上去很美的項目——我們首先必須同意共享個人數據，才能換取免費服務。如果你認為這些數據不會影響未來的生活，那隻能説你過於天真了。要知道，對保險公司和銀行來説，這些數據都是無價之寶，是它們進行決策的依據。

當我們對自己所做的一切形成預期，認為所有行為都將影響其他事物，並開始據此進行自我調整時，最終的結果是社會將滿足現狀、不思進取。這也意味着，在大多數人免費獲得服務的同時，那些原本具備支付能力的人將享有更大的自主權。那些無需為獲取抵押貸款資格發愁的人，不用擔心使用Uber的司機將如何對他們進行排名，也不用擔心不去健身會給疾病保險造成影響。

**其次，硅谷所謂的用户賦權只是一個童話。**它掩蓋了一個事實，儘管互聯網信息名義上對每個人都是免費的，但對一名畢業即失業的學生和一家對沖基金公司來説，這些信息的意義有着天壤之別，後者具備先進的技術，能夠將數據轉化為投資策略。這個道理同樣適用於具備注意力導向功能的互聯網服務：對一個粉絲數量不過百的普通人和一位坐擁百萬粉絲的風險投資大V來説，Twitter的作用是不一樣的。

因此，即使在獲取通訊服務方面，人們都擁有了平等的機會，其他諸多類型的不平等也不會因此而削弱，遑論徹底被消除。如果説消費平等才是唯一重要的問題，我們究竟還有沒有必要去擔心其他形式的不平等？答案是肯定的。畢竟，硅谷幾乎沒有給住房不平等之類的問題拿出過任何解決方案，未來也很難指望硅谷迫使房地產行業洗牌。

換句話説，硅谷只有將免費供應的範圍擴大到住房和食品，才能使其他類型的不平等變得無足輕重：只有這樣，硅谷人才能振振有詞地説，不管你那位搞對沖基金的鄰居掙得錢比你多多少倍，都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你的全部基本需求已經得到了滿足。

**由此引出了第三個，也是最令人不安的問題：如果硅谷能像變戲法般地提供教育、醫療等基本服務，還要國家幹什麼？**更重要的是，既然科技公司能夠以前所未見的模式提供公共服務，我們為什麼還要納税，為那些看不見摸不着的公共服務買單？對於這個問題，國家和硅谷都沒有做好回答的準備。然而，人們的感覺是：現代國家不會介意讓科技公司發揮更大的作用，這樣，國家才能專心做它最喜歡做的事——打擊恐怖主義。

對於今天的兩難困境，人們還沒有充分的認識。或許終有一天，大家會意識到，今日真正擺在面前的，不是市場與國家之間的選擇，而是政治與非政治之間的選擇。在這場左右為難的抉擇中，一邊是完全喪失了制度和政治想象的技術系統，在這裏，黑客、企業家和風險投資者的不同排列組合，被默認為一切社會問題的答案；另一邊是充滿爭議的政治系統，在這裏，公民、企業、國家對各自的權利和對應的義務尚未有定論，難以達成明確的政治解決方案。不管你把硅谷開創的未來世界叫做什麼，“數字社會主義”顯然不是個恰當的名字。

（觀察者網楊晗軼譯自英國《衞報》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