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偉傑：8本書讀懂中國的邊疆與民族
【《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The Mongol Conquests in World History》、《Buddhism and Islam on the Silk Road：A volume in the Encounters with Asia series》、《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Shared Histories of Modernity：China, India and the Ottoman Empire》、《想象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這8本關於中國邊疆與民族的書籍由台灣學人蔡偉傑博士精選所得，蔡博士曾赴外蒙調研，不妨循着他的目光，來看看歷史上的中國邊疆。】
本文推薦的著作為近十年來出版的中、英文原創與翻譯作品。受本人學力與見識所囿以及篇幅所限，這些作品實無法涵蓋與主題相關的整體成果，只能視為我個人的私家推薦書單。尚祈方家不吝指教。
2007年《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一書中譯本的出版，算是近年來中文內陸歐亞學界的一件大事。作者W. W. Bartol’d（英譯Barthold，漢譯巴托爾德）是享譽國際的俄籍東方學家。本書俄文原版於1900年在聖彼得堡出版，1922年即出版英譯本。但直到一百餘年後，中文學界才盼到這本由中亞史耆宿張錫彤與張廣達父子合譯的中文版。雖然作者不懂漢文，而當時《元史》的譯文又尚未出版，因此在論及有關蒙古統治時期的突厥斯坦時，取材不免受到限制。但他廣泛使用了當時仍未有任何西方語言譯本的阿拉伯、波斯與突厥語材料，對七世紀末期至十三世紀中葉的內陸歐亞歷史與地理進行了詳盡的梳理。特別是對於中亞河中地區（英文Transoxiana或波斯文Mawarannahr）的基層社會、宗教僧侶、世俗貴族與軍事領袖之間的互動；突厥遊牧民的侵入如何改變了原有的河中社會政治生態，以及花剌子模國內的種種不穩定因素與蒙古在制度與組織上的優越性如何導致蒙古輕易征服中亞等分析，對後世的內陸歐亞史研究者來説，成為重要的靈感泉源。即便今日學界對於這段歷史的認識已經更加深廣，但是仍然無損於本書的經典地位。
[俄]巴托爾德《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張錫彤、張廣達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與前書相較，稍早於2006年出版的《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則是近年來中文內陸歐亞學界的另一件大事。作者Denis Sinor（塞諾，或依照匈牙利語發音譯為西諾）為匈牙利籍東方學家，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或譯為中央歐亞研究系）的創始人與榮退教授。本書由羅新教授領銜的北京大學歷史系民族史教研室成員負責中譯，共收錄了二十篇論文。例如《論中央歐亞》一文首次定義了目前學術界廣泛使用的“中央歐亞”（Central Eurasia）一詞；《內亞史上的馬與草場》一文指出馬與草場在內亞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因為這兩者都是重要的戰略資源。作者認為蒙古大軍在1242年撤離匈牙利，是由於當地缺乏草場以供應軍隊所需；《中古內亞的翻譯人》一文則是首次針對此主題的先行研究，討論了從古典希臘時期到蒙古帝國時期的通譯在內亞史上的重要地位；《中央歐亞遊牧帝國的歷史與歷史學》一文則討論了中央歐亞本土之文獻史料的稀缺，以及考古學資料難以轉變為歷史學命題對內亞史學界所造成的問題。其次探討了中央歐亞作為歷史整體的特性，包括了以草原遊牧為共同經濟結構，馬和草場在戰爭中的重要地位。最後反思了史學界過去認為中央歐亞遊牧民經常進行橫貫大陸之長距離遷移的錯誤印象；《懷念伯希和（1878-1945）》則是目前針對法國著名東方學家Paul Pelliot的學術與行誼上最具代表性的紀念文章之一，着重於伯希和在阿爾泰學上的貢獻與其晚年生涯。書末附有Sinor的學術論著與教學科研目錄。透過這本文集，能夠讓中文學界更系統地瞭解Sinor在內陸歐亞史上的成就與貢獻。
[美]丹尼斯·塞諾《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北京大學歷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譯，中華書局，2006年。
過去學界在談論中原王朝與北方遊牧民族之間的互動史時，主要是以Owen Lattimore（賴德懋，亦譯拉鐵摩爾）與Thomas Barfield（巴費爾德，或譯巴菲爾德）的歷史循環論為主。然而，這個理論在1990年代後開始受到如Nicola Di Cosmo（狄宇宙）等學者的挑戰。而2008年底出版的《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一書，則是中文學界對這個爭論的新回應。作者王明珂，現任台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本書延續了他早年出版的《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羣認同》的關懷，試圖以遊牧人類學為理論基礎，重新詮釋考古與歷史文獻中活躍於漢晉之際的內亞遊牧民，包括蒙古草原的匈奴、河湟高原河谷的西羌，遼西森林草原的鮮卑與烏桓，以及這些遊牧民與定居農業社會之間的互動。這三類遊牧人羣在與漢帝國互動的過程中，各自形成了三種華夏邊緣，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延續到明清時期。作者認為傳統學界中的草原與中原帝國曆史循環論都只是歷史表相（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的反映，而未能揭示其背後的歷史本相（historical reality）：即中原帝國與北方遊牧部族之間在爭奪與維護農牧資源的過程中，南方人羣逐漸產生華夏認同，以便維護其領域資源，這也造成更多北方混合經濟人羣被迫轉向遊牧。長城則可視為是此一資源與認同界線的具體表徵。作者也藉此一分析提出新的反思性研究取向，強調對情境、結構與個人的情感、意圖與抉擇的瞭解，以瞭解歷史本相。
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近年來，世界史與全球史大行其道，蒙古帝國史成為中討論的焦點之一。2011年出版的《世界史中的蒙古征服史》（The Mongol Conquests in World History）算是世界史風行以來，在這個課題上較讓人滿意的成果。作者Timothy M. May（梅提摩），現任北喬治亞大學歷史、哲學與人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由於作者專研蒙古軍事史，書中有關蒙古軍事史的部分相當紮實，同時對過去的一些歷史看法提出了質疑。例如火藥被認為在蒙古西征時廣為使用，但是作者認為在缺乏火藥相關的考古證據的情況下，吾人應當對此抱持懷疑態度。此外，本書也成功描繪了由成吉思汗推動的歐亞文化交流，以及1350年代蒙古各汗國陸續崩解後，如何產生了一個新的歐亞世界。通過他的努力，我們可以看到蒙古過去被視為毀滅文明世界的蠻族形象得到了修正。在蒙古征服歐亞以前，東亞儒家世界與中東伊斯蘭世界受限於各自認為自己才是文明中心的偏見，因而缺乏深厚的文化交流。然而在蒙古統治者的強制推動下，這兩大世界才被迫捐棄成見，互相學習。也正是在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的環境下，才孕育出了嶄新的歐亞文化。
Timothy May, The Mongol Conquests in World History, Reaktion Books, 2012.
佛教與伊斯蘭教是中國兩大外來宗教，改革開放以來兩者都重新得到發展的空間。但是，在當代中國仍缺乏對這兩大宗教之歷史互動的宏觀研究。2010年出版的《絲路上的佛教與伊斯蘭教》（Buddhism and Islam on the Silk Road）正可以彌補這方面的不足。作者Johan Elverskog（艾宏展），現為美國南方衞理公會大學宗教研究系教授兼系主任。他從那爛陀寺在13世紀初被穆斯林所毀談起，娓娓道出佛教與伊斯蘭教數百年來的種種糾葛。他並且着眼於西遼和蒙古帝國在佛教與伊斯蘭教接觸與交流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中關於紙張傳入伊朗的過程、佛教繪畫對於伊斯蘭教什葉派繪製穆罕默德傳道像的影響，以及清代穆斯林對清真（halal）食物的堅持如何成為佛教徒反對穆斯林的理由之一的分析，都相當引人入勝。
Johan Elverskog,Buddhism and Islam on the Silk Road：A volume in the Encounters with Asia seri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0.
自1990年代初發軔的美國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主張應將清朝放在近代歐亞帝國史的比較視野中來理解。作為一個比較鬆散的學派，新清史近年來在中國受到頗多關注。然而中國學界的焦點主要放在第一代的新清史學者如Pamela K. Crossley（柯嬌燕）與Mark C. Elliott（歐立德）等人身上，卻忽略了第二代學者的新發展。在這些新秀中，Matthew W. Mosca（馬世嘉）於2013年出版的新書《從邊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變》（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正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作者現任美國威廉與瑪麗學院歷史系助理教授。過去清朝被認為是閉關自守且拒絕現代化的天朝，對於英國的富強一無所知。然而本書通過整合廓爾喀（今尼泊爾）方面的情報及馬戛爾尼勳爵（Lord George Marcartney）在與英國本土的通訊中所表達的顧慮，説明至少在馬戛爾尼使團訪問北京前後，清朝已經認識到英國在印度與廣州的勢力，因此並非對外界一無所知。本書將新清史討論的時段擴展到1800年以後至鴉片戰爭前後的清史。同時通過分析多語種的檔案與資料，從清帝國的陸疆與海疆資訊蒐集與理解的角度來討論清朝對外國的認識及策略，在討論的視野、議題與時代上都有所突破，相當值得一讀。
Matthew W. Mosca,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前述將中國置於歐亞世界史中進行比較的取向，也有助於吾人理解歐亞各國的現代化過程。2009年出版的《共享的現代性歷史：中國、印度與鄂圖曼帝國》（Shared Histories of Modernity: China, India & the Ottoman Empire）就是這種取向的研究成果之一。本書由土耳其海峽大學經濟史與政治經濟學教授伊湖麗（Huri Islamoğlu）與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濮德培（Peter C. Perdue）主編，收錄了清朝、鄂圖曼、莫卧兒帝國與英屬印度史家的十篇論文。通過比較早期現代的歐亞諸帝國，挑戰了現代性與世界體系理論對於世界史的二分概念，即現代歐洲與前現代的非歐洲史在發展軌跡上的不可調和性及前者的優越性。例如國家的中央集權程度被認為是衡量現代化的重要標準，即一個國家越中央集權，現代化的程度就越高。但是本書挑戰了這樣的標準，並指出早期現代的大清帝國、鄂圖曼帝國與莫卧兒帝國三者在通過分權與協商在邊疆政策上取得的成功，恐怕就不是缺乏彈性的現代中央集權國家容易取得的。另外，本書也質疑了過去對清朝的專制印象，並指出清朝官員事實上通過授權許多非國家機構的方式以遂行有效統治。經過這樣的比較，也展現了大清帝國、莫卧兒帝國與鄂圖曼帝國在十八與十九世紀時事實上是各自走着不同的現代性道路，而非效仿歐洲模式。同時本書也否認這些國家在當時無力實行改革以回應內外挑戰而逐步走向衰微的説法。例如清朝在建構現代國家的過程中，就試圖透過穩定邊界、税收效益的極大化、與積極建軍的作法以應付對外戰爭與內亂。
Peter Perdue,Shared Histories of Modernity：China, India and the Ottoman Empire, Routledge India, 2009.
在面對前述種種不同的歷史視角與史觀的挑戰下，2014年出版的《想象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正反映了中國學人作出的某種回應。本書作者為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與歷史系特聘教授葛兆光。書中收錄了他過去就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所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也延續了其前一本書《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所提出之“從周邊看中國”的理論關懷。本書中提到了李朝使臣對清朝政治與社會的觀察有特殊的着眼點。例如滿人入關後，孔子像皆被髮左衽；清代漢人見朝鮮使臣仍遵大明服制，面有慚色等。他們也提了一些平常不會想到的問題，譬如為何滿人對漢人服制嚴厲管理，但卻不禁北京戲班穿戴宋明衣飾？作者最後分析了清朝、日本與朝鮮三國對於天主教的警惕與禁絕原因：清朝是出於對皇權或主權的維護，佛、道二教並沒有在這當中起作用；而在李朝朝鮮，除了國家權力與黨派的介入以外，程朱理學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是思想上的衝突；而在日本，除了政治因素外，佛教與神道教的作用較大，是宗教排斥。通過這個例子，作者提出東海就像法國年鑑學派史家Ferdinand Braudel（布羅代爾）所研究的地中海與享譽國際的中外交流史家張廣達所研究的西域一樣，三者都是重要的文化交流場域，並且認為將東海作為一個研究單位應當與前兩者具有同等重要的理論典範意義。而作者對這種燕行錄的研究正是一個起點。
葛兆光《想象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中華書局，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