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記者土木看兩會：不是橡皮圖章

2015年兩會即將接近尾聲，我也已經離開中國回到英國。每年兩會都會邀請各國記者來採訪報道，無論是小組討論還是記者會、發佈會，都能看到國外記者的身影，中國的兩會也成了全球的盛會。而且每一年，都會有新的驚喜出現。

十多年前，我作為境外媒體的記者第一次採訪兩會，首次目睹了兩會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意義。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代表着民眾支持和政治和諧，隨着改革開放後中國與國際接軌，兩會對於國家合法性的意義越來越重要，同時也是每年一次外國媒體瞭解中國政治的重要窗口。

境外媒體越來越關注兩會

我第一次進入人民大會堂是80年代在北京上大學的時候。那時候我所在的學院派車將我和學院僅有的三名少數民族學生送到人民大會堂參加了一次民族團結表彰會議。我第一次看到了在畫報和電影中看到多次的人民大會堂內景，巨大的壁畫和大會堂獨具特色、燈光閃爍的巨大屋頂。也是在那次，我遠距離見到了當時的國家副主席烏蘭夫。

2004年，我作為記者去人民大會堂採訪，我第一次有機會樓上樓下各處走走，參觀了好幾個以省市或地區命名的廳，包括北京、新疆、西藏、遼寧等，裏面陳設的專門為人民大會堂定製的巨幅名家書畫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對於瞭解中國歷史和政治的人來説，人民大會堂除了宏大的建築風格外，還具有特別的歷史感，因為那裏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領導人出席活動和許多重大政治事件的發生地。

其後我又有機會3次去北京參加過兩會報道。親眼見過不少中國社會中的名人和傑出人物，並有幸向其中一些人提問，也有機會採訪相關學者和官員，探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時俱進的問題。

隨着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國際影響力不斷提高，境外人士對中國人大制度的理解也和對其他方面一樣，有不斷調整和重新認識的過程。十多年前，境外記者團採訪兩會的焦點，總體是從西方對中國人大“橡皮圖章”的程式理解出發，選定採訪和準備提問，對境外各自媒體的受眾做報道。

十多年前境外記者去北京報道兩會，基本套路是在“民怨沸騰”的大背景下，將其描述成每年上演一次的“政治秀”。當時像申紀蘭這樣最資深的農民代表成了外國記者追訪的對象，藉以強調人大代表同西方議員的差異，強化人大是“橡皮圖章”的信息。

當時也是中國大規模城市化建設的初期，城市改造擴建中的許多問題也成為境外媒體熱衷報道的題目。拆遷抗議和來京上訪是境外媒體編輯喜歡讓現場記者報道的。那時候許多不太瞭解中國、甚至不懂中文的外國記者剛到北京，就知道去北京上訪者居住的郊外村落找素材。

在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狀況做分析的時候，“看空”的評論家會成為西方記者的首選。另外一些民間的環保和權利NGO、盲人抗議律師陳光誠也會受到境外記者青睞。這樣的報道容易得到境外媒體總部編輯的肯定，比自己挖素材、找新角度報道更保險。

記得過去每年人大結束後總理答記者問，西方國家記者相互之間一般都私下事先溝通協調，大家雖然都爭相提問，但每個人得到提問機會後，一般都會按照事先商定的、他們認為有新聞價值的內容提問。西方常駐中國記者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往往優於他們在母國的條件，大量新聞製作可以由當地僱員代勞，記者的生活和社交主要集中於在華外籍人士社區，相對隔離的環境無助於他們突破成見，用新眼光了解中國。

近年來，隨着境外對中國報道的增加和深入，境外媒體的兩會報道也越來越多地突破過去的程式，開始更多聚焦中國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熱點問題，滿足各自國家受眾羣體更多瞭解中國的需求。

2011年我在人民大會堂報道時就聽一位美國記者私下説，他不同意西方對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橡皮圖章”的理解，因為據他了解，每年一次人大會議的背後，是全國人大不同委員會所做的大量實質性立法準備工作，人大會議期間的重要講話和文件為美國媒體瞭解和報道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運作提供了重要參考。

今年兩會，在習近平擔任最高領導人兩年後，也是中國反腐行動持續保持高壓的時候召開，因此媒體自然希望透過兩會得到更多的實質訊息。從會議期間的記者會播放內容看，政府重要官員在回答媒體提問方面似乎下了更多功夫作功課，而且沒有迴避尖鋭問題。

相比過去，近年兩會上各個行業不少具有專業背景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提出許多針對性強的提案和意見，並經境內媒體報道引起社會關注。例如今年貴州大學校長鄭強坦率地提到教育公平問題，他建議中央財政的教育投入不應忽視中西部不發達地區。鄭強言辭犀利，媒體照報不誤，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儘管如此，歷次兩會記者熱衷追逐明星名人依然如故。在每年一次中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會議中，明星名人成為媒體報道頭條的現象可能是中國特色。境外媒體，或多或少也受到境內媒體報道的影響。對於兩會乃至整個中國事務的報道，國內媒體的高質量文章和深度報道也會促進境外媒體真實展現中國，減少對中國的格式化報道和輿論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