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接受組織調查 盤點《南方週末》報道仇和10年全記錄
2015年3月15日，中紀委宣佈，雲南省委副書記仇和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自他從政以來，兩種極端評價集於此人一身：有人説仇和是酷吏，有人認他如青天，有人説仇和大搞政績工程，有人認為他顛覆了傳統經濟發展的思路；有人怒斥仇和“簡直是胡鬧”……不少媒體曾對“仇和現象”進行過討論。 從2004年起，《南方週末》就開始報道仇和，時間跨度長達10年。在此與您分享《南方週末》對這位富有爭議的改革官員所作的詳細記錄。
以下是微信公眾號“法租界”（微信號：nfzmfz）整理的《南方週末》報道仇和的10年記錄。
1、《最富有爭議的市委書記》，2004年2月5日
2、《記錄仇和“副省長”軌跡》，2008年1月10日
3、《仇和造城，“書記主導”城市發展模式集大成者》，2010年4月29日
1996-2005 宿遷改革
最富爭議的市委書記
中共宿遷市委書記仇和，8年來一直以激進的手段推進改革。他的施政歷程，交織着他的個性特點、現實的政治體制和中西方文化的影響。
原載2004年2月5日《南方週末》頭版 題《最富爭議的市委書記》
記者 / 張立
在宿遷，現在還存有一個“項王故居”。“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西楚霸王項羽，是現宿遷市宿城區人。項羽的紅顏知己虞姬，則正是現沭陽縣人。
在記者臨動身前，宿遷市委宣傳部一位副部長，受命前來報社瞭解採訪意圖，閒談起項羽，他的一句話卻又耐人尋味：“其實外界對宿遷改革，從來只見其勇，而未見其謀。”
宿遷地處蘇北中部，1996年之前，宿遷還只是隸屬淮安的一個縣，其後為加快這個貧困地區的發展，並四縣一區為宿遷市。
從徐州機場到宿遷市只有幾十公里。進入宿遷境內後，高速公路旁樹着一塊醒目的大牌子，寫着“允許和扶持宿遷市在不違背國家政策法規的前提下，採取更靈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發展的新路子”。下面的落款是“中共江蘇省委第十屆五次全會決議”。
同樣帶着“尚方寶劍”味道的牌子，記者後來在宿遷採訪時幾次遇見。
宿遷市四處可見綠樹，但看不到一塊草坪，宣傳部副部長周長勝告訴記者，“這是仇書記的思路，他認為草坪華而不實，綠樹可以遮陰。”
宿遷市委市政府地處城郊，門前是一個巨大的水泥廣場，但廣場上又擺了數十個大木箱，裏面栽着樹，據説這是當時仇和在歐洲考察時，看到了，“馬上就打電話回來要求辦”。
在出租車司機王加義眼裏，評價仇和的標準很簡單，“治安好了，經濟發展了，他是個好人，辦了不少實事。”
類似這樣的評價，讓記者頗為迷惑：一些幹部和被改革對象對仇和懷有怨氣；但在平民中，幾乎人人説他好。一任地方官的口碑，真要好到近乎眾口一辭，那為何外界又對他批評不斷？為什麼會有這麼強烈的反差？
在20多天的採訪中，記者對8年來沭陽和宿遷的改革，作了不同側面的調查，訪談了20多個官員，隨機走訪了數十位市民，抽樣調查了3個村的農民負擔情況，並與仇和進行了3次共長達十多個小時的深談。
有些事實好像弄清楚了，有些問題反而好像更糊塗，畢竟要以20天的時間，來了解一個地區、一個富有爭議的人，顯得太短。
雖然如此，但仇和執政8年來的風雨起伏，仍然足以讓人驚心動魄，他的所作所為，交織着他的個性特點、現實的政治體制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影響，記者無法嘗試去下一個定論，只能作一些如實的記錄。或許正如仇和自己所説：“中國的評判標準總是二元化，不是對，就是錯，不是好人，就是壞人，有沒有一個模糊點的？”
1、官場中的“惡人”
對於一直在農科院、科委工作的仇和來説，1996年12月8日，是他人生的一個重要日子：當天，仇和以宿遷市委常委、副市長之銜，兼任沭陽縣委書記。
仇和時年39歲，這是他第一次獲得獨當一面的機會。
“天下最真實的官有兩個，一個宰相，一個縣官。”此話後來被他常常引用，從中也可以看出，他對當初出任縣委書記一職的重視。
仇和上任後做的第一件事，就帶來了爭議。上任當晚，他夜巡城區，結果在路邊4次踩到大便。一位老幹部拉着仇和的手，指着院子旁堆積如山的垃圾甚至哭起來：“這還像人住的地方嗎？”
全縣5000多名機關幹部被仇和勒令充當“清潔工”，兩週之後，環境有了明顯改觀。但議論隨之而來，説他“不抓工，不抓商，只抓四面光”。
但是，仇和的強硬和“鐵腕”的一面慢慢表現出來。他將矛頭開始對準社會治安。
在連續幾次部署嚴打後，仇和卻發現上午開會，下午就有人通風報信，“治安的問題是警匪一家。”在全縣政法系統大會上，仇和這句話遭到公安局長姜正成的當場頂撞：“這是對我們公安局的侮辱，你要收回這句話，挽回影響。”
“當着千多人的面吵啊，”沭陽縣一位幹部後來告訴記者，“場面亂作一團，仇和臉色鐵青，説‘那讓事實來證明，我説的對不對’。”
1997年2月20日，姜正成被免去公安局長職務，調縣委政法委工作。新任局長王守明查出沭陽5年來非正常保外就醫、非法取保候審人員達1884人。其後，沭陽一夜之間調動41個派出所長異地輪崗，對嫌犯展開追捕。僅1997年一年，全縣就破獲各類刑事案件4656起。
這一場交鋒，以仇和的勝利作結。與此同時，沭陽人見識了更多的“仇和風格”：一位副縣長開會遲到，他抬腕看錶，“你遲到5分鐘，站着聽吧，站在門外聽。”
發展到後來，在沭陽和宿遷開大會，每個與會的幹部編號，設遲到席。每次會後，通報遲到缺席者，並勒令次日到紀委交檢討，罰款50—100元。
鄉鎮幹部曾極為頭痛仇和神出鬼沒的巡查，一位鎮長家在縣城，仇和打手機查崗：“你在哪裏？”鎮長説，“我在辦公室啊。”“那你馬上用辦公室電話打到我手機上。”這位鎮長一下呆了，仇和説，“我就在你辦公室。”
這種事情多了，幹部們後來養成一個習慣，即使在上廁所時也如實彙報：我在撒尿。
縣公安局一位股長的兒子，到一位外地投資者開的“健康游泳館”游泳，之後不給錢，還將老闆揍了一頓。仇和接到投訴信後，將股長撤職，在游泳館門前設了一個治安亭，“管不好兒子，你到那裏去站崗，只要再出事，都是你的責任。”這位股長半年後才官復原職。
事實上，仇和對官員隊伍的震懾，更大的舉動是掀起了一場反腐風暴。他面臨的對手是前任縣委書記黃登仁，此人主政沭陽5年，以賣官著稱，開發局只有6個編制，卻配了7名領導；糧食局正副局長多達16人，被諷喻為“書記處”、“幹部局”。
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俞敬忠曾在沭陽扶貧一年，憤然寫下《沭陽賣官鬻爵盛行》的調研報告。不過並未撼動黃登仁的地位，1996年宿遷建市，黃被調任副市長。
仇和從外縣調入了一名紀委書記，一位檢察長，以糧食局長葉志連案為突破口，在上任5個多月後，掌握了大量證據，隨後與原宿遷市委書記聯袂到省紀委彙報案情。省紀委負責人拍案而起：“馬上開會，立案調查。”
成為經典鏡頭的，是此後審查黃登仁，接連供出41人買官，説一個人，紀委馬上派人去“請”。當天仇和正率官員到各鄉鎮觀摩，縣紀委書記王益和攔下車隊，到中巴車上一一找人。
這一幕震懾了所有官員，以致多年以後，沭陽官員仍在追問王益和，“當時是不是你和仇書記安排好的，演戲給我們看？”
那一年，沭陽縣一共查處黨員幹部243人，其中副科級以上35人，副處級以上7人。（注：縣級副科一般為副局長，副處級則為縣領導。）
沭陽縣一位官員認為，這其中也隱含了官場的政治鬥爭，不過鐵腕反腐的仇和，無疑一舉贏得了沭陽民心。1997年底，沭陽的一家小裁縫店掛出了這樣一副對聯：“求天求地不如仇和，治髒治亂不如治安。”
仇和由此樹立了在沭陽以及後來在宿遷的絕對權威，這也使他後來強力推行一系列“膽子頗大”的改革有了現實基礎。
但對於官員，仇和無疑也有另一面：在反腐正烈時，不少機關幹部被查處，家屬們情緒低迷。仇和想出的一個辦法至今讓幹部們佩服：每個週六在機關開舞會，所有的縣委常委都領有“做思想工作”的任務。舞步笨拙的仇和，從頭跳到尾，每次邀請不同的人。他説“這種形式好，在辦公室談話氣氛太壓抑”。
仇和每年春節要給老幹部拜年，“沭陽一共有48個廳局級幹部，大部分是南下時留下的”，仇和每家得呆上10分鐘，一共得耗時2天。
在就任宿遷市長之後，他到所有省直機關走訪，拜見所有副廳級以上幹部，這一舉動讓一些平時門前冷落的單位感覺“很温暖”。
有一次下鄉暗訪後，仇和突然問起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你的家鄉是哪個村？”然後他臨時改道前往，也沒下車，就繞着屋子轉個圈，看了看説：“哦，你就在這長大的。”幾年前的一幕，卻讓這位工作人員至今記憶在心。
仇和一個人走在一羣官員前面，倔強而落寞 王軼庶 攝
2、****“政績工程”
在仇和執政過程中，對他攻擊最多的一個詞是“政績工程”。有意思的是，這些工程都是在一片反對聲中上馬，往往最終又被默默接受。
沭陽全縣在1996年前，只有黑色路面56公里，其中34公里破損，72％的行政村未通砂石路，人稱“汽車跳，沭陽到”。
1996年該縣財政收入1.2億元，其中3000萬元是虛假數字，財政歷年赤字加欠發工資9150萬元，而當年財政開支2.6億元，缺口巨大。
仇和發動的是一場“全民戰爭”，每個財政供養人員扣除工資總額10％，每個農民出8個義務工，組成修路隊，在高峯時，扣款達到20％，甚至離退休人員的工資，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設。
“當時全縣幹部隊伍簡直像炸了鍋，”沭陽一位官員回憶，“但大家敢怒不敢言，他是縣委書記，又是市委常委，地位特殊，告狀都沒用。”
在這種背景下，3年後的沭陽創造了一個奇蹟：黑色路424公里、水泥路156公里、砂石路1680公里，分別是1996年底的9倍、11倍和8.5倍，一躍成為蘇北交通最好的縣，以致江蘇省的一位省領導感慨：按常規方式，50年也辦不了。
至今日，公職人員工資仍然被逐月扣除。沭陽縣委組織部副部長徐勤生每月工資1600多元，2003年2月到8月，他能拿到手的分別是：1440元、1070元、1068元、1175元、1515元、1007元、460元，這也是一種被逼的犧牲。
一位基層官員就對此極為不滿：“憑什麼就要我們勒緊褲帶？”他給本報記者開列了一個清單，一年被扣的資金包括：下崗、退休人員救濟、招商引資、道路集資、宿遷修橋、路燈綠化、農民草改瓦等，共計9項。
“環境確實改善了，但我們的利益也受損了，這叫享受並痛苦着。”這位官員陪記者在街上閒逛時説，“我也知道全國不少地方扣工資，但哪個地方像我們這裏，扣得簡直像苛捐雜税？”
另外一項引發爭議的措施是，仇和要求1／3的機關幹部離崗招商，副處級幹部的任務是500萬元／年，完不成任務的幹部，所在部門一把手免職，這種方法同樣被人認為“顯得霸道”。
在所有的“政績工程”中，仇和從上任就開始推行的“小城鎮建設”，引起的爭議最大，受到的攻擊最多。這項工程要求各鄉鎮沿街的房屋改建為貼白磁磚的二層樓房，一樓作商用，二樓作住宅。
“3年內將城鎮化的水平提高到20％，用優惠政策吸引20萬先富農民進小城鎮。”仇和此議甫出，社會輿論譁然。一幅漫畫貼到縣政府門口，畫上的仇和，穿着短褲跨大步，結果褲襠裂開了。更極端的説法是，“仇和想搞政績工程，把老百姓的錢掏出來，往自己臉上貼金。”
縣領導班子有不少成員均強烈反對，一位官員後來回憶，“大家認為，小城鎮是自然形成的，用政府力量去強制推動，只能是拔苗助長。”
但仇和執意上馬，並給每個鄉鎮下達任務指標，限時完成，他在常委會上後來宣佈，“我也不強求你們統一思想，但我看準了的事，就要幹。”
事實上，當時反對小城鎮建設的，還包括宿遷市的幾位領導，甚至省有關領導都打來電話過問此事。
1997年8月發生的一起事故，讓壓力達到了高潮：陰平鎮供銷社在改造樓房時，牆體倒塌死傷民工5人。
事故很快演變成對“小城鎮建設”之爭，沭陽縣委向宿遷市遞交事故報告，當晚卻被該市一位領導打回來，“檢討不夠深刻，要從根子上找原因。要檢討小城鎮建設的思路問題。”
這份報告最後在出差的宿遷市委書記徐守盛干預下，才由宿遷市委轉送省委省政府。
“1997年到1998年，是我壓力最大的時候。”仇和坦承。
仇和當時決策進行大規模建設，更大的一個背景是基於經濟測算：1997年至1999年，全國物價低迷，沭陽城每平方米建築成本僅400多元，鄉鎮僅為250元。
正是這一點，後來為他贏得了民心：沭陽城的房產價格現在漲到了900元／平方米，鄉鎮則漲到了300多元。家住公園路17棟504室的趙剛，拆遷後獲利5萬多元。在記者走訪的十多户居民中，情況大體相似。
從後來的測算來看，4年時間，沭陽共啓動民間資金50多億元，用於修路、城區改造以及小城鎮建設。這些資金的啓動，大部分是政府力量強制性推動，而可以作為參照的是，宿遷全市一年儲蓄餘額也才100億元。
短時間的強投入，使沭陽城鄉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些是仇和的政績，而老百姓投入的資金，則可看作購買了長期利益的“股票”，這是一個雙贏的結局。
同樣費思量的，還有他逼農民栽楊樹，屋前屋後，溝邊渠邊全部種上，不少農民當時反對，甚至用開水去澆，現在楊樹卻成了他們最大的財產，宿遷現在辦起了2300多家木材廠，一個產業已經形成。
對於仇和，村民們的想法很單純，沭陽縣趕步村李亞東就曾這樣告訴記者，“黃登仁也‘收錢’，收了就沒有了，仇和也‘收錢’（指扣工資），但他用這些錢給我們辦了事。”
3、治民之術
“仇和從來不研究官員，他研究的是羣眾心理。”一位熟悉他的下屬如是評價。
清朝時袁枚曾任沭陽縣主簿，他評價沭陽人“性懶惰、嗜賭博、好爭鬥、喜訴訟”。仇和卻説，“民風不正，弊在官風。”他定出了一個“四風”的行動計劃：端正官風、引導民風、淨化鄉風、樹立縣風。
沭陽街頭有座三匹馬的塑像，被當地老百姓戲謔為：“三匹馬，沒方向，一匹北京去告狀，一匹南京去要賬（注：當地是貧困縣），一匹下鄉去掃蕩。”
在仇和接任前，沭陽縣是全國出名的上訪大縣，國家信訪局一位副局長是沭陽人，因感慨“家鄉的土特產，全是告狀信”，這位副局長十餘年沒有回過家鄉。
上任後第一次下鄉，仇和就吃了個“下馬威”，視察的車隊在趕步村被老百姓包圍，堵了幾個小時後，留下鎮黨委書記談判，仇和才得以脱身。
但這種民風並沒有阻擋仇和強力改革的步伐。沭陽縣城規劃在1996年之前極為混亂，仇和來了後進行了大範圍的拆遷，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違章建築。陳士明當時是分管城建的副縣長，“如果加上單位房的自拆自建，沭城重新規劃的城區大約2／3。”
“仇和望一望，拆到南關蕩，仇和手一揮，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別哭，沒拆你別笑，那是仇和沒看到。”
這是沭陽當時流傳的兩句順口溜。
拆遷最烈的時候，仇和決定到現場去和老百姓對話，此舉嚇壞了陳士明：“你不能去，老百姓會用錘子敲你的頭”，看仇和不理，又説，“有人準備了屎和尿，會潑到你身上來。”
仇和當天跑了所有的拆遷現場，沒有出現一起過激場面。
他後來這樣解釋自己的舉動，“城市要重新改造，是每一個老百姓都明白的道理，但涉及自己就很難接受。”
另一個自信是，他認為通過反腐治亂，已經取得老百姓的基本信任，“而敢於對一個縣委書記動手，需要很大的勇氣。”
當地的一位幹部私下坦言：“仇和做事喜歡走極端，不重過程，重結果，”他曾回憶當時拆遷的慘烈，“剷車、吊車開路，公檢法，加上沭城居委會的幹部，一共出動了300多人，居民限時必須搬完，書啊、被子用被單一裹，都被老百姓甩到門外，當時天下着雨，租板車的價格都漲到了40元一車。”
“有個婦女的櫃子太大了，搬不出來，剷車上去了，轟，房子推倒了，埋在裏面，這個婦女一下就昏了過去。”
“但不用強制力量行不行？”仇和後來這樣問記者，“中國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麼走？只能是壓縮餅乾式的發展。”
這種思路後來在“引導民風”中得以集中體現。沭陽街頭曾上演這樣一幕：一位中年婦女跨護欄過馬路，仇和剛好經過，掉過車頭就追，婦女嚇得撒腿就跑，結果一直追得這位婦女躲進了廁所。仇和掏手機叫來班子成員中的女同志尤其林，“叫她出來，我就是要讓她印象深刻，以後再不敢翻護欄。”
沭陽電視台1998年曾開辦了一個一分多鐘的小欄目《自我亮相》，屏幕上是一個小房間，掛着一塊藍布，上面寫着三行字——“沉重懺悔沭陽縣百名可教育對象自我亮相”。
本報1999年10月15日曾對此作過報道，記錄過這樣的畫面：一個男青年耷拉着腦袋念手中的紙條：“我是紮下鄉胡道口村的胡道江，22歲。今年夏天，我夥同他人調戲女青年，做了對不起全縣人民的事。我現在向全縣人民低頭認罪，保證改邪歸正，再也不給沭陽人民丟臉了。”
這個欄目在本報報道後，改版為《警事專遞》，幕布撤掉，播音員代念懺悔書。
2003年11月中旬，記者前往沭陽採訪時，《警事專遞》又取消了，改為《平安沭陽》，懺悔的內容不見了，不知是否出於巧合。
在這場“強勢發動、強行入軌”的“引導民風”過程中，仇和承認“確實傷害了一些人”，但他又説，“放在當時大亂需要大治的背景下，這樣確實有效，老百姓也擁護。”
但在外界的眼裏，這種措施無疑是對人權的粗暴侵犯，而這個點子，恰恰又出自從美國進修歸來的仇和，因此更顯怪異。
另外一件顯得怪異的措施，是宿遷警方在抓治安時，往往採取給派出所下指標的方式，“這不像當年抓右派嗎？”一位官員曾私下與記者開玩笑，“治安當然是好了，但肯定也錯抓了不少人。”
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曾對仇和的治民之術作過分析，“有幾件是他必抓之事，一是抓環境整治，二是抓治安，三是抓來信來訪。這幾件事羣眾都心裏高興。”
從沭陽縣的統計來看，仇和在4年間，一共親自處理羣眾來信1.2萬件，交辦9300件，這是一個驚人的工作量，基本上承擔起了信訪辦的功能。在升任宿遷市委書記後，這一習慣同樣保持，8年間，經他批示解決的問題不計其數，收到錦旗塞滿了一個大立櫃，以至於後來有老百姓創作了頌揚他的淮南大鼓詞。
4、“一賣到底”
在仇和幾年的執政過程中，若論涉及利益羣體最廣的，當屬經濟改革。仇和的改革方向，從一開始的出售國有單位的門面房，到所有國企改制“能賣不股、能股不租，以賣為主”，再到拍賣鄉鎮衞生院、醫院，再到出售學校，可謂“一賣到底”。
他甚至因此而説過一句極端的話：“宿遷515萬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變現的資源或資產，都可以進入市場交易。”此話被媒體頻頻引用，至今褒貶不一。
這場改革發端於仇和寫作的1997年《元旦獻辭》，文中提到：“要把個體、私營、民營企業壯大為市場主體；把國有、集體企業改造為市場主體。”第二天，報紙被貼到縣政府大門口，鮮紅的墨水圈出幾段，旁邊寫着：“仇和想走資本主義道路”。
這張報紙仇和至今保存。幾個月後，沭陽全縣工業企業除化肥廠外，331家企業全部被勒令改制，仇和在會議上宣佈：從今之後，不準縣鄉政府再新辦純國有企業，現有企業的改制原則是能賣不股、能股不租，以賣為主。
縣棉紡廠數百職工因此包圍縣政府，仇和置之不理，甚至全縣所有機關單位的門面房，也全被仇和勒令拍賣，“一個不準留，拿在手裏出租，就有腐敗的可能。”
江蘇的一位學者就曾這樣評價，“各地搞改革，也在出售國企，但像仇和這樣，敢把醫院和學校都賣掉的書記，只怕不多見。”
正是這一點，後來引發了廣泛的爭議，按照仇和的思路，從2001年始，宿遷全市337家幼兒園、122家鄉鎮衞生院，相繼變為民營，11家縣以上醫院已有9家完成改制。這一做法在當地掀起軒然大波。
宿遷市泗洪縣幼兒園的老師們，在市委門前靜坐示威：“不按中央文件將出售的幼兒園收回公辦，就罷課。”
這些老師們為不連累吃財政飯的丈夫們，已經寫好了離婚起訴書，準備“集體離婚”。
類似的場景還發生在醫院，沭陽縣中醫院在改制時，數百位職工用大鐵鎖，將門診部大樓鎖了3天，“不答應改回公辦，就到北京去上訪。”
這是一場註定充滿爭議的改革：2003年7月12日，央視《焦點訪談》以“改制還是甩賣”為題，對泗洪縣幼兒園改制中出現的問題提出質疑；9月12日，還是《焦點訪談》，質問“學校改制苦了誰”，對宿遷改革再次報道。
“我感到了巨大的壓力。”仇和告訴前來調查的本報記者。接踵而來的還有衞生部調查組。今年8月，在經過為期3天的調研後，結果衞生局局長葛志健遭到批評：“你還是不是一個衞生局長？”
然而在衞生部內部，堅決支持宿遷改革者同樣不乏其人。乃至衞生部領導批示：“宿遷衞生改革有兩種意見，繼續調查。”
“對新聞媒體指出的問題，要堅決糾正，”在去年9月4日召開的宿遷市社會事業改革與發展工作會議上，仇和首次回應，“但改革的方向沒錯，繼續堅持。”仇和説這話時，底下的一位官員告訴本報記者，“連我手心都捏着一把汗。”
不過説歸説，宿遷的步伐明顯還是放慢了，原本準備去年9月開始的高中民營化，後來沒有提及，思路也作出了調整：5所縣區直屬幼兒園，改為公有控股的股份制形式，而高中將以“靠大靠強”的掛靠形式改革。
至於醫改，宿遷市沒有回頭，根據調查顯示，改制後，全市醫院門診費用由原來的人均52.84元降至現在的26.54元，住院費用由原來的人均581.78元降至477.68元。長期以來無法根治的醫療高價“頑疾”，在市場競爭的面前冰消瓦解。
“我不辦窮人醫院、窮人學校，”仇和説，“政府包辦的後果，事實上窮人受損、富人得益、官僚得利，這種情況，其實只有讓市場來發揮功能，政府的作用應該是直接給窮人發補貼。”
“公權支配最小化，市場支配最大化”，在仇和的想法中，“資本只有人格化，才有動力”，他曾經將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從8版熟讀至14版，卻偏愛馬克思《資本論》中的這句名言。
仇和解釋他的動機，“私營經濟只是個人經濟權利的實現，”他甚至否認“對個私經濟的偏愛”，在他的眼裏，經濟改革就是一個經濟民主的實現過程，而個私經濟只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最基本形式，投入個體化、風險個體化、動力個體化，“全球經濟因此停滯了30多年，直到發明股份制。”
“股份制是一場革命，是經濟制度民主化的表現”，仇和因此認為黨的十六大最大的突破，是肯定“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至於股份制的內容到底以誰為主，將是留待以後討論的話題。
在這場調整所有制結構、培育新的市場主體的改革中，記者發現，當地還曾經實施過對國企的“催死法”。一位幹部透露，為了儘早淘汰一些要死不活的國有企業，並刺激國企職工自謀出路，政府要求不少企業制定了嚴格的考勤制度、低水平的薪酬標準，以便使企業內的小環境迅速惡化，“催其速死”。
而在另一方面，宿遷市很早就實行了政府審批制度改革，設立了行政審批中心和“經濟110”，在全國較早就開始了工商個體户的定税制，給私營經濟發展“鬆綁”。
“仇和説我們是財政人員供養者、社會財富創造者，是民族英雄，”沭陽縣一位私營企業老闆至今對此印象深刻，“這話評價好高啊。”
而在去年初的“軟環境整治會”上，仇和要求：凡是政策沒禁止的，先上車，後補票，這話受到投資者的熱烈追捧，但也引起了一場混亂，宿豫縣的一位政府部門負責人就向記者抱怨：“那還要我們政府部門幹什麼？”
**5、**為誰而改
“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發展才是硬道理。”在改革爭論最烈時，仇和把鄧小平這句話，做成一個大牌子，豎在城東進城大道旁。
他説，改革也許會有失誤，把握得好不會犯錯誤，更不會犯罪。
在討論“宿遷精神”時，仇和曾提出把“敢闖敢試”列進去，沒有通過。後來他又一個個做工作，重新開會，硬是把這一條列進去了。
在2000年他升任宿遷市長之後，省領導曾問他，“宿遷是江蘇最窮的市，你想要什麼幫助？”
仇和想了半天，回答：“我不要錢、不要物，我就要個政策。”2001年，江蘇省委省政府聯合發出第12號文件，文件中説，“允許和扶持宿遷市在不違背國家政策法規的前提下，採取更靈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發展的新路子。”
這是一塊擋箭牌，這也是一塊護身符。“改革要冒風險，穩定要付成本，發展要付代價。”這是仇和常説的一句話。
宿遷的城鄉因此讓人心情複雜：沭河邊的依依垂柳，街道旁每一盞點亮的路燈，都要扣公務員的工資，每一米路、每一座橋、每一棵樹都有農民的義務工，而無處不在的楊樹，是仇和的意志。
賢官鎮駐丘村的張金花，仍在為她被村幹部無辜推倒的房子奔走；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周長勝在打點行裝，告別妻兒赴浙江平湖招商；浙江老闆沈素才，忙着在沭陽城開發房地產，他因為交警每看到外地牌照的車就敬禮而感動；在沭陽街頭，“工業園長期招收技工”的橫幅在風中飄揚。
這是宿遷。
仇和仍舊每天早上5點半起牀，還是喜歡吃韭菜粉絲、蒸小紅薯。
他在宿遷推廣普通話，自己念“機制”時卻仍然“咬牙切齒”，這一幕總是讓台下的官員們忍不住低笑。
他曾經和兒子談早戀的問題，沒想到被一句“都是21世紀了”頂得直哼哼，這是兒子少見的幾次對抗，也是他做思想工作最失敗的一次。
在宿遷改革又成為外界的焦點時，去年11月26日，他陪省裏來的領導視察，一個人走在一羣人前面，顯得倔強而落寞。
他説，“為公才改革，為私誰改革？”
2006-2007 江蘇治污
仇副省長的軌跡
自從擔任江蘇省副省長後，仇和幾乎消失在公共輿論中，而事實上，其“副省長”生涯並非一帆風順，從宿遷市委書記仇和，到“副省長”仇和的角色轉換亦有諸多鮮為人知之處。
原載2008年1月10日《南方週末》 題《記錄仇和“副省長”軌跡》
記者 / 鞠靖
歷史往往如此弔詭。
2007年6月太湖藍藻爆發期間的一次內部會議上，時任江蘇省副省長的仇和，在談到對付藍藻時半開玩笑地説，昆明曾從無錫引進太湖銀魚去滇池放養，結果這些魚把滇池裏能吃藍藻的一種微生物吃掉了，所以滇池的藍藻問題也很嚴重。
半年之後，一紙調令，強勢官員仇和飛赴西南，從江蘇調往雲南，出任中共雲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
原昆明市委書記楊崇勇給仇和的定義是——全國有名的改革家。
1、****“其前景已不言而喻”
儘管2006年1月，仇和即擔任江蘇省副省長，但直到當年4月，才卸任宿遷市委書記。
在這三個月中，媒體對仇和的報道驟減，仇和似乎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外界賴以判斷其政治角色的省長分工亦遲遲未公佈。
2006年4月19日，江蘇省長副省長分工被明確，仇和負責城鄉建設、交通、環保、安全生產、人防地震、民族宗教和蘇北發展協調工作。
這一分工迅速被各方解讀。
有人認為，環保、安全生產固然重要，但經常會為經濟發展讓步，而一旦出事，分管領導又往往成問責對象；人防地震、民族宗教工作亦是穩態工作；而城鄉建設和交通雖重要，但“副省長”能發揮的作用往往有限。
但在江蘇官場，更多人卻意識到仇和正處在一段新路程的起點。一位在省人大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官員分析，這一分工其實異乎尋常。
來自內部的資料説，就在仇和當選副省長的省人大會議上，省人大從代表提出的六百多件議案和建議中挑選了8件，由省人大常委會領導分別重點督辦，而其中竟有3件和仇和分工範圍有關：“關注民生，加強水源保護立法和執法力度，確保生活飲用水源的安全”、“關於加大財政投入加快環境治理基礎設施建設的議案”、“關於促進污水場污泥資源化利用的建議”。
在此之前，交通、安全生產主要由副省長李全林分管，建設、環保則由副省長何權分管，現在這些工作被重新組合到了仇和手中。
當時，江蘇省委黨校一位教授認為，北京高層對科學發展觀以及可持續發展已明確強化，環保部門首當其衝；新農村建設剛剛起步，由建設廳分管；而安全生產事故頻發正引起各界廣泛關注；至於蘇北發展，最近幾屆江蘇省委都極為重視。“仇和接手的顯然是‘燙手山芋’。還有不到2年就要召開十七大，黨委、政府都將面臨換屆，仇和此時此刻被推上如此重要的崗位，其前景已不言而喻。”
2、人大代表的印象
在就任副省長之後，仇和首先面臨的是環境問題。
在仇和當選副省長的省人大會議上，常州代表團的戎林海等10位代表聯名提交了上述提及的“關注民生，加強水源保護立法和執法力度，確保生活飲用水源的安全”的議案。
南京代表團的闞延靜等10位代表同時提出“關於加強我省沿江城市水源水的管理的建議”的議案。
這兩個議案提出的背景正是2005年11月、12月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和廣東北江污染事件。
會議結束之後，當時負責省人大常務工作的副主任王武龍，將戎林海等人的議案列為親自督辦，該議案也成為當年的第0001號議案。
這兩件議案被移交給省政府辦理，並限定在6個月內將辦理情況向省人大常委會作出報告。其後不到3個月，戎林海等人被請到南京，參加由省人大召集的議案督辦會。
戎林海記得，那次仇和親自到會，向代表們介紹全省水資源保護的情況，與代表們一道研究目前飲用水源保護的對策及方法。
儘管仇和是按照講稿發言，但戎林海發現，他還是經過了認真的調研和準備，説話十分實在，態度十分誠懇。此後，江蘇環保領域不斷出現新動向。
2006年10月，江蘇省政府對外公佈了《全省化工生產企業專項整治方案》。方案稱，該省將從2006年10月起用三年時間，在全省開展以治理環境污染和落實安全生產措施為主要內容的化工生產企業專項整治工作，以切實解決一些化工企業存在的安全和環保問題。
同時公佈的全省化工行業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名單中，仇和擔綱組長。在此前的一次全省電視電話會議上，仇和在講話時要求用“最堅決、最嚴格、最徹底”的措施，徹底整治“小化工”環境污染和安全問題。
時任江蘇省委書記的李源潮曾提出，到2008年底前，江蘇將關閉淘汰2150家小化工企業，而截至2007年10月31日，仇和調任昆明前不到兩個月，全省已關閉化工生產企業1934家。
在江蘇，化工是重要產業之一，關閉化工廠一直遭到各方抵制。戎林海説，他的一個學生家長在常州做化工原料生意，最近常抱怨無生意可做，“因為化工廠都關掉了”。“只有真正有狠勁、有魄力的人才能做到這一點”。
2006年12月，在省委書記李源潮的支持下，江蘇舉辦了第一期市縣領導幹部環境保護專題研討班，在開班儀式上，仇和説，“環保，現在再也不是光喊領導幹部‘高度重視’的層面了，而是要切切實實地定量學習，一招不讓地嚴格執行！”
而2007年5、6月間發生的太湖藍藻危機，則給仇和提供了一次施展拳腳的機遇。
在一次內部會議上，仇和提到，太湖藍藻危機實際上為環保部門大力推進水污染防治工作創造了極好的契機，水污染問題雖然是個老大難問題，但是，“老大難，老大難，老大重視就不難，這次老大終於重視了”。
他的言下之意是提醒在場官員，有了高層的重視，再難的問題都可以解決。常州市一位在場官員事後回憶，當時他周圍的好幾個人都相視一笑。
其後，仇和在治理太湖污染方面的舉措不斷推出。他提出，在環保上，要從重微觀達標轉到重總量控制；在市政建設上，工作重點要從保障用水供給轉向保障供水安全；在產業發展上，要由重貨幣化成本轉向更重環境和資源代價。
7月7日下午，在三百多位省、市、縣、鄉四級主要負責同志的見證下，蘇、錫、常、鎮、寧五市的市長與仇和分別簽訂了《“十一五”太湖水污染治理目標責任書》。
時任省委書記李源潮提出，要鐵腕治理太湖污染，污染源的工廠必須關閉，高污染的產業必須淘汰，要實行最嚴格的環保標準，最嚴厲的整治手段，最嚴密的監控體系。
**3、**仇和的“強”
在擔任宿遷市委書記期間，人們看到更多的是仇和展示出的執行力，在擔任副省長期間，更多的人看到了決策過程中的仇和。
仇和依然對數字如數家珍，有人清楚記得，在談及全省花兩到三年時間關閉小化工廠時，仇和放下講稿，要求蘇州、無錫、常州、鎮江四市提前完成關閉任務，他當場將各市化工企業的總數、計劃關閉的企業數量及其佔總數的比重等數據一一背出，並且其間毫無停頓，令聽者面面相覷。
在掌握數據的基礎上，仇和給官員們算過一筆賬。
“江蘇的土地面積佔全國1.6%，耕地面積佔全國的3.8%，2005年的糧食產量佔全國5.86%，棉花產量佔全國5.66%，油料產量佔全國的7.02%，為什麼我們的總產能夠高於我們耕地面積的一倍？是江蘇這個地特別肥嗎？肯定是肥的，但更多地是靠化肥，靠複合肥，靠激素，靠農藥，靠除草劑。否則怎麼可能呢？這就表示我們的農業面源污染控制乏力。”
在談及為何環保指標達標水質卻在變壞時，仇和説，現在的環保主要指標是COD排放，其分母是GDP，GDP永遠在增長，COD當然在下降。
“老百姓可不管什麼COD，他們只知道污染物總量在增加、水質在變壞，水不安全了，他們當然要罵娘。”仇和説，治理污染一定要從重視COD轉變為COD和排污總量並重。
在擔任副省長之後，仇和的各種思考所得必須通過向上提建議的方式，才能轉變為實實在在的決策。在這2年間，仇和似乎不僅提出了很多建議，而且屢被採納，當地政情人士認為，仇和的“説服能力”亦不輸別人。
在節能減排方面，2007年11月，仇和擔任副組長的江蘇省節能減排工作領導小組制訂了《江蘇省節能目標責任評價考核暫行辦法》，明確規定“……對節能目標評價考核結果為未完成等級的市政府，予以通報批評，領導幹部不得參加年度評獎等……對未完成等級的企業，對企業負責人績效考核實行‘一票否決’。”
這些舉措儘管是以省委、省政府的名義出台，但都無一例外帶有“宿遷市委書記仇和”的影子。
仍然是太湖，在意識到養殖污染之後，仇和竭力主張“十一五”期間，對太湖圍網養魚面積應當“控制規模、逐步削減”，他提出“對國家批准的1萬畝打感嘆號，省裏計劃的1萬5千畝打問號，多出來的其他面積打句號”。
意即對國家已批准的面積予以保障，對省裏計劃的面積“存疑”，而對其他面積則堅決削減。曾有人為此向他進言，稱太湖養的魚可以吃藍藻，希望多一些養魚面積，但是仇和説，“魚吃了藍藻之後不還是排泄在湖裏嗎？它不可能排到長江裏去啊！”
4、仇和的“和”
早在仇和當選副省長之初，就有人提出，宿遷市委書記和副省長角色不同，後者更看重處理各方關係的能力。在太湖藍藻危機爆發期間，仇和展示了他“求和”的一面。
在6月初的太湖治污現場會上，仇和本來是最高級官員，但出席會議的省水利廳一位官員卻發表不同意見：
2007年的太湖水位根本不是50年最低水位，最近5年的太湖水位全部低於2007年，因此不能將水位低作為藍藻爆發的原因，因而也不能指望引江濟太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這和高層的觀點不和。當時，太湖出現歷史較低水位、氣温偏高被認為是導致藍藻爆發的重要原因，因而從長江引水入太，提高湖水流動性被寄予很大期望。
這位副廳長擺出的諸多困難並非無中生有。從長江向太湖引水的常州樞紐設計時以向長江排太湖水為主，而現在整個樞紐完全是反方向運行，有很大風險。
此外，按國家防總調度原則，從4月1日到6月15日，太湖水位應控制在3米以下，但由於藍藻爆發之後的調水，從4月1日開始，太湖水位一直超過3米，已突破防總太湖防汛標準。
為保太湖調水，蘇州、常州兩地的長江引水管道都被關閉，太湖向上海供水的閘門也被關到最小，如持續太久，蘇州、常州和上海的用水將受很大影響。
水利並不在仇和分管範圍之內，當時一些與會人員開始竊竊私語，但仇和似乎很能接受水利廳的觀點，在總結髮言時，仇和改變了之前的口徑，他説，藍藻爆發的直接原因，“主要是水不流通，不是水位低了”。
仇和的改變還體現在他對下屬的態度上，無論是對省環保廳、建設廳的主官，還是對不在自己分管領域的部門官員，仇和總不忘先強調，“你們才是這方面的專家”，言必稱“請教”。
看到這一點，更多的人相信這樣的説法：“仇和在改革上看似特立獨行，但始終很好地遵守着體制內的遊戲規則，‘比如，他對事很嚴肅，對人則極具親和力，跟省裏職能部門都保持着充分的溝通。’”
仇和也會展示其幽默詼諧。即使在太湖危機那樣的緊張氛圍中，仇和亦不忘在講話間歇講一兩個笑話調節氣氛。
一位與會官員回憶説，在談到太湖圍網養魚問題時，仇和突然將話鋒轉到了螃蟹的膽固醇問題上。
他説，他曾向漁業部門專家請教，得知蘇、錫、常的螃蟹吃的是螺螄、河蚌、小鱔魚，全是葷的，而宿遷洪澤湖螃蟹的食物中卻有30%是蘿蔔、山芋等素食，因為宿遷生活水平低，所以宿遷螃蟹反而膽固醇低。嚴肅的會場上第一次響起了笑聲。
而有時候，仇和也會用生動的語言來引出十分嚴肅的話題。
2007年6月5日，第36個世界環境日上，仇和曾即席發言説，“地球是一個村莊，你我都是老鄉；國家是一個家園，你我都是成員。”
5、另一面的仇和
在儘量追求輕鬆的努力之中，仇和希望改變現狀的急切卻無法掩飾。
同樣是上述會議中，仇和希望有關方面把握好輿論導向，防止不良炒作，特別要請省政府新聞辦把好關。
説到這裏，仇和突然放下講稿，“今天新聞辦的人沒來，因為趕不上車就不來了，這是不對的”。
而在談及太湖污染之餘，仇和也常常“跑題”，將人們的注意力引到農業面源污染治理和危化品生產污染上，似乎迫不及待就要佈置另外一項工作。
與環保和蘇北發展相比，鮮有人能説出仇和在城市建設領域的新舉措。
省建設廳一位工作人員透露，建設廳的會議，仇和有空即來，但並沒有提出很特別的要求，有官員認為，這顯示出，在仇和的議程中，事情還是有輕重緩急之分。
2007年，國家安監總局局長李毅中曾到江蘇檢查安全生產工作，仇和全程陪同，本報記者曾跟隨採訪，卻發現此時的仇和十分沉默。
安全生產領域或許是仇和留下遺憾的工作之一。
2007年4月15日的“如東海難”，仇和指揮搜救，但亦有19人死亡；2007年11月14日，無錫市區某工地發生建築安全事故，6人死亡；2007年11月27日，鹽城響水一化工廠發生爆炸事故，由於搶險措施不當，造成8名搶險人員死亡。
仇和為江蘇做下的最後一項具體工作也許是“宿淮鐵路”獲國家發改委批准立項。該鐵路西起京滬鐵路的符離集站，經安徽靈璧、泗縣和江蘇泗洪、宿遷，接入淮安境內的新長鐵路袁北車站，總投資約47億元，全長203公里，其中江蘇境內長92公里。2008年初開工建設，2010年底建成並投入運營，將成為連接皖北和蘇北的“鋼鐵大動脈”。
2008- 雲南拆城
“仇校長”造城
記錄昆明發生的一切，不在於個性官員仇和，也不在於具體的蜚短流長，而在於這裏演繹着中國城市化疾進道路上的軌跡和困惑的加強版，誰的城市？什麼才是理想的城市？
原載2010年4月29日《南方週末》 題《仇和造城 “書記主導”城市發展模式集大成者》
記者 / 呂宗恕
連昆明天上都沒飛過”的仇和，把“仇旋風”從平原宿遷刮到了高原昆明——治滇、種樹、造城，“春城”再不平靜。
兩年半前，就職發言中他説，“我願做一名合格的縴夫，與昆明各族人民一道，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拉動昆明這艘‘巨輪’快速平穩前行。”
看起來，修補巨輪的任務比掌握航向來得更為迫切。昆明的城市面貌被耽擱太久了。
2010年4月16日，昆明市委辦公大樓二十三級台階前，仇和弓着腰，三步並兩步，兩步並一步急衝上去，正如他治下的昆明要“跨越式發展”一樣，不能等，不回頭。
1、昆明，在哪？
仇和來之前，春城相當於“村城”。
上一次昆明城市名動天下，是因為舉辦1999年世界園藝博覽會。那會兒，上海的世博夢想還在襁褓，仇和正在江蘇沭陽做縣官，忙着電視曝光庸官。
由於早期城市規劃闕如，園博會過後的昆明，市區老舊房子密集、城中村數量繁多，城市綠化水平不高，創建國家園林城市，歷經十三年，三屆政府的努力，也終未成功。
創衞也是如此，2000年創衞專家組到昆明一圈暗訪後只拋下一句話：“現在這個樣，創衞不可能”。
最堪代表的是，沒有配套好學校、醫院、超市等公共設施的北市區小區一度被昆明人稱為“睡城”——白天來主城區上班，晚上回北市睡覺。
昆明規劃之恥，人人皆知。李德昭、胡星、曾華等連續三任規劃局長落馬，震驚全國。一地產商直言，仇和來之前的十年，春城相當於“村城”。
追根溯源，昆明定位總在旅遊與工業中搖擺。時任省委書記的令狐安曾矢志“綠色生態城市”，後來，昆明突然轉打工業牌，要命的是，除了煙草、磷化工，似乎找不到更多工業支柱。
昆明，在哪？沒有人能給出答案。下滑的數字卻令人揪心，在全國綜合實力百強城市中，昆明兩年排名下滑28位；2007年，昆明市的GDP竟比同處西部的成都落後了將近2000億元，當地幹部的心理底線一退再退，不如成都，不如南寧，甚至與貴陽也有距離了。
陌生的仇和突然就來了，昆明人很快從電視上發現，這位新任市委書記説話“嘣嘣嘣”、走路“咚咚咚”，很有些不一樣。
2、仇老師、仇校長
“如果有80%覺得可以幹，我覺得勢頭已過，沒有乾的必要了。”
仇和讀了很多書，他從市社科院找來《昆明通志》，還有厚厚的市情藍皮書，仇和還走了很多路，去滇池，進城中村，幾乎滿城跑，女宣傳部長後來連高跟鞋都不敢穿，生怕跟不上。
一位幹部回憶，每到一處，仇和總跟老師教學生一樣，對着山山水水總能道出一串串數據來。在調研的車上，他也總是像老師一樣，要求各位“別拉窗簾，要看看外面城鄉建設”。
沒有在昆明天上飛過的仇和，幾乎不需要過渡的時間，就對於腳下的這座城市，顯示出老師般成竹在胸的指導慾望。
城區二環高架建設是三年任務一年完成，不少人擔心工程質量，仇和對當時分管城建的副市長梁曉谷説，“曉谷啊，我告訴你一個簡單的辦法，晚上你拿一個手電筒去橋下照照，水泥顏色是不是一樣，橋樑平不平，一照就知道了。”
很多城市的行道樹周邊都用水泥磚或大理石條砌成護台，美觀而整潔，可仇和要求昆明不要學，沒有護台的話，雨水能流進樹坑，滲透下去，既能收集雨水，也澆灌苗木。
受訪的多名官員均稱仇和對於城市改造的熟悉簡直像本百科書。私下裏，他被戲稱為昆明這所學校的“仇校長”。
這顯然是一位急切的校長，“只要50%同意，我就幹了；如果有80%覺得可以幹，我覺得勢頭已過，沒有乾的必要了。”這幾乎就是仇和造城的最淺顯的註解。
昆明顯然不同於他舊日執政的宿遷，容不得推倒重來。在緊密調研昆明十大公園後，仇和開出了一劑貌似温和的藥方，“昆明要建森林式、環保型、園林化、可持續發展的高原湖濱特色生態城市。”
他還説過一句充滿詩意的話，“城市是一尊雕塑，是凝固的美，一旦形成不可改變。”問題是，這雕琢的斧鑿首先該向哪裏？
3、治滇，先治官
“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
現實幫他做出了選擇。
滇池污染恐怕是昆明城市建設史上最尷尬的一筆，至少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滇池已成一湖污水，藍藻經年爆發，污染最嚴重時，湖水似油漆，扔進池中的瓶子都沉不下去。
每年，全國兩會上總有云南代表反覆埋怨，國家治理滇池的投入甚至不如東部城市的一個零頭。後來乾脆連污染的真正原因都成了一筆説不清的糊塗賬。
2008年元旦，在昆明市環保局調研時，仇和拋出“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之言，語驚四座。
宿遷之後，仇和曾任江蘇省分管環境的副省長，經歷過太湖藍藻爆發，後來親任太湖湖長。沿用這一經驗，昆明35條滇池進出河流都有了河長，書記仇和當河長的標示牌就豎立在盤龍江邊，以告世人。
河長也好，湖長也罷，最根本的就是責任倒逼，任何人都難置身事外，市政協副主席汪葉菊記得，仇和第一次到市文聯調研，卻指着不遠處的滇池説，治理滇池不能慢吞吞的，話音甫落，文聯也有了治滇任務。
仇和很急，“在2009年底前，入滇的35條河道河水變清。一年內讓盤龍江水變清。”他規定，所有河長每半月要巡河一次，現場解決河道整治中的問題。有次巡河，當地基層官員又習慣性地以資金不足來推脱，仇和扔下一句：“有錢，傻子也會治。”
直到現在，身兼東大河河長的汪葉菊從未感覺輕鬆，因為仇和已把生態環境指標作為考核幹部政績的硬指標，堅決實行一票制。受此刺激，各河長紛紛想着法子，組織隊伍拆除河兩岸的違建，搬走水域附近畜牧養殖，設法把污水引入市政污水管線。
兩年後的今天，《昆明日報》記者部副主任龔慶萍發現盤龍江水真的變清了。而所謂的投入資金，依舊難敷缺口，很多官員不得不佩服，“仇和書記真不一樣！”
然而，還是有人不認同，滇池衞士、2009年央視感動中國人物張正祥就質疑，“35條河流進滇池的清水，就如礦泉水倒進了大染缸，還是一片黑。”他指責，仇和採取的環湖截污其實是把污水全部轉移到金沙江，流入長江了。
截止到2009年，投入滇池治理的經費已達66.5億元，但水質全年仍是劣五類。
4、種樹是“第一形象”
“樹要多，多到城這頭到城那頭，猴子掉不下來。”
滇池要治，樹也要種。南京農學院植物保護專業畢業的仇和，在昆明同樣推行宿遷“暴風驟雨般的種樹運動”。
在宿遷，他逼農民種楊樹，房前屋後，溝邊渠邊全部種上。到了昆明，這個標準變更為，“樹要多，多到城這頭到城那頭，猴子掉不下來”。
原打算撤併的園林局，到了他手上不僅未撤，反而職能有所增強，即園林綠化局。
仇和不能容忍“種樹不澆水”，2008年6月，他要求市園林綠化局購置灑水車、建立園林綠化旱季澆灌長效機制。半年後，該工作一直沒有進展，他憤而責成紀委對市園林綠化局局長問責。局長被停職後，24輛灑水車終於到位。
“綠化是第一環境、第一形象……”仇和總是説，……搞綠化永遠不會過頭，抓綠化怎麼強調、怎麼重視都不會過分。
“見路栽樹、見土植綠，拆房建綠、退廠增綠……”這都是仇和治下城市綠化的操作標準。
很快，行道樹從一排種成兩排，甚至三排，當地人戲稱“雙排扣”“三排扣”。據稱，有家銀行門口兩座石獅之間被幹部要求種下一棵樹；有幹部要把樹栽在變壓器下；有工人在盲道上也挖了樹坑，造成一老人不慎落入。
滇池路是昆明的一條景觀路。2008年，為了迎接北京奧運火炬，已長成型的中間綠化帶被插栽了不少喬木和彩葉樹。因昆明地處温帶，植物生長異常茂盛，如今，喬木成林。一位業內人士忍不住擔憂，不用三五年，中間綠化帶會和行道樹一樣遭遇密度過大問題，到時不得不間伐或移栽。
昆明市政府新聞辦副主任陳波總結仇和的執政思想是“制度創新+社會動員”，種樹亦是如此。早在兩年前，昆明市委市政府以紅頭文件來推動城市綠化，並規定如果不能參加義務植樹者，每人次必須補繳十二塊五。哪知，此舉遭到《人民日報》點名批評——義務植樹豈能強制收費。
“2008年一年昆明搞綠化植樹量是過去十年的總和。”現在，有官員笑稱，樹多得基本達到書記要求的“白天看不見太陽，晚上看不見燈光”的標準了。
5、拆字當頭的爭議
“一次地震，這裏就是墳場；一次大火，這裏就是火化場。”
仇和上任後，沒有按前任計劃把行政中心立即搬到呈貢新城，而是扭過頭向336個城中村動起了刀子。
用他的話説，城中村是頑疾，只要“一次大火，這裏就是火化場；一次地震，這裏就是墳場”，足見其鐵腕決心。
儘管有人質疑城中村改造背後若隱若現土地財政的影子，但拆字還是轉瞬貼滿昆明的大街小巷。
仇和還要求城市開發一定要連片、成面地開發，以免新項目只是城中村的“遮羞布”。這多少成了改造擴大化的催化劑。
人民西路94號大院龍斯猷老人氣憤地指責，雲南省廣電局生活小區使用不到三十年，就被當做城中村項目要求限期拆遷。2008年8月7日，五華區借棕樹營村改造，竟將昆明貴金屬研究所、昆明醫學院附一院、大觀幼兒園、春城小學等數十個公共單位劃入拆遷改造範圍，被指為拆遷搭車。
一時非議如潮，據瞭解，今年雲南省兩會期間就曾有省政協委員聯名提案，稱昆明市城中村改造存在擴大化問題，應儘快糾正。
一位當地官員還記得，2009年9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來昆明調研兩個月，也發現城中村改造有擴大化苗頭，甚至將打工學校一併改掉，而不管打工子弟。
被勒令拆除的還有居民公寓樓陽台周圍的防盜籠，不少人認為這是公權力侵犯了私人權益。
為了市容，仇和顧不了那麼多。但一紙行政指令仍難抵民眾積年的生活習慣，不得不節節敗退。從要求全區全拆，到臨街必拆，再到公務員、教師、律師等強拆，直到現在主幹道兩側40米建築的防盜籠仍屬於必拆範圍。
仇和難得遭遇事實上的挫折，一次會議上，他也難掩無奈，“為什麼防盜籠難以改過來，因為沒人代表公共利益説話。”
他自認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比如，他相信，城中村的農民是願意接受改造的，因為補償標準高，拆一次，富一截。
昆明市政府有關人士也坦言，書記的想法是好的，也是大家贊成的，不過有些在具體操辦中被改走了樣，所以他對此也深惡痛絕，多次要求改進。
6、靈魂，丟了？
“昆明也要建成又一個北京、上海、深圳，甚至香港嗎？”
2010年，仇和説，昆明要工業強市，實現三年倍增六年跨越，有人這才自覺恍然大悟，前面兩年天翻地覆的真實邏輯，“城市面貌變了，環境好了，招商引資才更有可能。”
拖延了兩年的新城搬遷計劃也終於啓動，預計到今年底，昆明市相關職能部門將遷往滇池東南岸的呈貢縣。
佔地超過30平方公里的呈貢新區全部建成時將聚集十所大學和一批高科技產業園區。按照昆明理工大學環境科學系教授侯明明的説法，這其實是錯誤之舉，新區與主城區遲早會連接成片，而滇池已不堪重負，無法承載更大的環境容量，昆明應量水發展。
在社科院院長龍東林眼裏，這樣的聲音並不瞭解仇和，“行政中心漂移”是帶動城市新發展的有效策略，深圳就是數次行政中心漂移而均衡發展的典範。
奔着發展的目標，昆明想摘奪的稱號還真不少：區域國際化城市、國內最佳投資城市，全國最安全省會城市……用當地人的話説，只要有的稱號，昆明沒有不想爭的。
不少人開始擔心這些名目支撐起來的新昆明丟了個性，丟了靈魂。昆明市發改委主任胡煒彤則解釋説，千城一律，這是全國現象。
侯明明一直懷念昆明曾經濕地與城市交融而形成的碧水藍天、性情慵懶的年代，如今，這一切早已逝去，“昆明除了四季如春的自然條件，建築與內地沒有任何區別了。”
被稱為城市多元文化象徵的報攤，在昆明也日益少見了。人民西路一家報攤老闆抱怨説，城管部門開始嚴控街頭報攤，一度要求報攤進公廁，被市民拒絕後才有所改善。
曾在雲南省委政研室擔任過副主任的孫官生也不舒心，“我省的一些城市突然患上了‘城市潔癖’的怪病，以‘旅遊城市’、‘與國際接軌’為由，把小攤販攆得雞飛狗跳，難道一個旅遊城市一定是一個沒有小商小販的城市嗎？”
“難道昆明也要建成又一個北京、上海、深圳，甚至香港嗎？”
這些當然可以見仁見智，但有一點卻或許是新昆明難以釋懷的。
就在記者採訪期間，4月12日，有百餘年曆史的聶耳故居在五華區以“落架大修”為由，被夷為平地。
而去年為迎接蔣介石而建的紫園，還有石屏會館、石房子——李鴻謨故居、故園——潘朔瑞故居、袁嘉穀故居、沈醉故居等都已改建成了高檔餐廳。
孫官生對此痛心疾首，沒有了歷史的昆明，該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