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兩會：李克強總理教你答記者問

2015總理記者招待會，一方面是政府施政要點的解讀，一方面是政府應對媒體的示範。

尤其是後者，各級政府的不少官員，在突發事件、敏感問題的媒體應對上存在不小的提升空間，經常出現雷言雷語，很需要向總理學習。

今天，學習大國（微信號XXDAGUO）邀請到了某部委的資深新聞發言人薛稷（筆名），結合這次記者招待會，幫咱們梳理“總理答記者問”的幾個關鍵點。

1、總理答記者問的“六度”

這次總理答記者問，總體上體現了六個度：温度、力度、廣度、熱度、高度、風度。

先説温度，總理一開場就和現場記者有個互動：“兩會現在結束了，但你們的工作還不能結束，今天又是星期天，也不能休息，向你們表示衷心感謝！”這表現了總理尊重記者勞動的態度，很有人情味。此外，整場記者招待會中，總理都是很温和地發言，不是慷慨激昂，或者特別強勢、特別凌厲的狀態。

“兩會現在結束了，但你們的工作還不能結束，今天又是星期天，也不能休息，向你們表示衷心感謝！”

當然，該斬釘截鐵時也不含糊——這是力度，體現在總理回答任何問題都是明確的，無論這個問題是多麼敏感或尖鋭，絕不含含糊糊地説，立場、表達都很明確。

比如在回答烏克蘭問題時，總理説：“前不久，我在歐洲和烏克蘭的總統會面，我跟他説了這段話。他説能不能向外公佈？我説沒問題，你把我的原話登到報紙上。”這樣的表達，擲地有聲，一個敢於擔當的大國總理的形象，躍然屏幕之上。

廣度體現在總理答記者問所涉及話題的廣泛性上，他講了國際的話題，中美關係、中日關係，國內的話題，就業的、養老的，還有跨境電商，涉及面很廣。

熱度，記者提問都是熱點話題，總理回應並不僅僅是説冷冰冰的數據，起碼70%的答覆都是通過親自調研來的鮮活的事例，來闡述理論、立場。這體現了總理並非道聽途説，而是親自去感受。這是熱度，也是高度。

比如在回答經濟體量的問題時，總理就通過訪貧問苦時觀察到的西部農村的事例，來表達他感受到的中國是什麼樣的。以這種實在的感受來駁斥“搭便車”的説法。

另外，總理的着裝、談吐等，都是非常有風度的。這不必贅述。

2、情感站在民眾一邊，尋找合意空間

政府官員答記者問時，最怕講敏感話題、尖鋭話題。怎麼應對？回答上需要技巧，但更需要意識。意識到位，技巧才能到位。具體來説，就是在情感上要和民眾站在一起，尋找合意空間（應注意與民眾意願對接，尋找民眾的認同感），千萬不能躲着問題走。

香港問題近來特別敏感，前一段時間佔中啊、反水客啊，發生了很多事情。記者問香港政改問題，這很敏感，總理怎麼回答？你香港不是最講法治嗎？我們就在法律框架下談。首先講大的一個原則，不去講具體的東西，然後去找和香港民眾的合意空間。如果我是一個香港居民，就可以感受到總理從情感上是和我們站在一起的，然後總理還給我看到了未來的希望，這樣就容易接受了。

環保問題也是如此。有記者問中石油中石化是否阻礙環保政策的落實。同樣，總理不具體回應，不在具體的點上糾纏，也是首先講一個基本原則，政府對環保治理是個什麼態度，讓民眾看到治理的希望，看到政府是堅定地要去做這件事的。另外，該承認不足的地方就承認，霧霾治理，效果還沒有達到預期。也就是説，任何結論都不能和老百姓的認知滿擰，否則老百姓會憤怒的。

總之，回應敏感問題時，從情感上和民眾站在一起，才便於溝通，這是一個鐵律，這樣做才能解決好政府與媒體互動中常犯的毛病——老是把民眾關心的東西和政府關心的東西對立起來。

3、大圓壓小圓，避免次生災害

最後，我們講具體的應對技巧，有一個原則，叫大圓壓小圓。你提的問題是小圓，是一個小的點，我不是躲開你的圓，另畫一個圓，那是躲開了，而是壓在你的圓上，問題我也回答了，但是我的概念會更寬泛，我在講框架，法律框架。

“我説這些話，可能有些人聽起來感覺到像是字斟句酌，因為你問了一個涉及法律的問題，我必須認真地回答。”總理這麼説，大家就都能理解了，這個問題不能回答得太具體，因為法律就是一個框架。

“我説這些話，可能有些人聽起來感覺到像是字斟句酌，因為你問了一個涉及法律的問題，我必須認真地回答。”

很多政府官員，甚至高官，不會對媒體説話。不會説話首先是思想意識不到位，發言時的材料、數據可能是別人給整理的，但表達的態度、語氣一定是他自己的。在民眾怨氣最大的東西，要讓民眾看到解決的方向，看到未來是有解決的希望的，不能一下子就把解決的路堵死了。

我們發現，這些年政府在回應一些負面消息時，應對不妥，很容易產生嚴重的次生災害，讓本來就脆弱的政羣關係更加脆弱。

2012年發生了毒膠囊事件，當時的衞生部一個專家出來回應，説每個人每天吃6粒毒膠囊沒事。從科學角度看，這可能是對的。但是不能這麼説，大家正在指責食品安全問題，你這麼説等於政府在縱容、在放縱。就算是正確的科學知識，也不能在一個對立的情緒場中釋放出來。不然，再正確的話，也是正確的廢話。

另外，就算是事實，如果和普通人的認知結構不一樣，也不能輕易拿出來，尤其是在政府公信力缺失的今天，很容易被人當成狡辯，造成負面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