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維：要警惕共產黨的國民黨化

一

這本《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作者授權觀察者網首發）是京滬五位青年學者——鄢一龍、白鋼、章永樂、歐樹軍、何建宇——的思想結晶，也是策劃編輯王海龍的成功。他們分析了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得失，不僅旗幟鮮明地支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而且誠摯地指出在新技術的時代如何改善黨的建設和如何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能為推介這本書寫下一段文字是筆者的榮耀。

五位學者秉承了中式民本主義而非西式人本主義的思想傳統，不斷告誡説：一旦脱離了人民，中國共產黨將成為泥足巨人。我熱烈地支持這個觀點。只有去動員和組織羣眾，黨才成為黨而非脆弱的行政機器。羣眾組織起來了，才成為人民。有了人民，才有人民的權力和權利。有了人民的權力和權利，黨的肌體才能不腐敗，黨才能繼續走社會主義道路，照看好百姓的利益而非僅僅少數人的現代化。

五位年青學者還旗幟鮮明地反對把問題歸結為“體制”、歸結為所謂“威權”體制、歸結為所謂“一黨專制”。古今中外的所有國家都需要為解決新問題而不斷調整政策，在政策調整中走向進步和文明。

載舟覆舟，紮根於普通百姓、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府才能長久生存

二

我國依然有很多落後現象，其根子是相對的貧窮。我國人均GDP與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因此，所有欠發達國家的落後現象我國都有。落後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是根本原因。高速發展經濟，每十年翻一番，是我國解決落後問題的根本，是在人民共和國百年誕辰時完成中華復興大業的根本。

然而，中國共產黨在進入第四個三十年之際，在三十多年改革開放之後，需要回答以下的六大新問題。

（1）為什麼市場機制與政府幹預的“正確關係”總也説不清？（2）為什麼羣眾生活質量越來越高，羣眾的生活卻越來越艱難？（3）為什麼經濟發展水平越來越高，勞動大眾的文明素質卻越來越低？（4）為什麼政府官員的學位越來越高，政府的質量卻越來越低——拿百姓錢不當錢，胡作非為、奢侈浪費、貪污腐敗？（5）為什麼我國建設事業突飛猛進，但羣眾與黨和政府卻日漸離心離德？（6）為什麼我國經濟水準與發達國家相距甚遠，經濟發展卻驟然失速？

上述六大問題的核心其實只有一個：共產黨搞革命需要人民，但搞建設是否不再需要人民而只需要資本家和資本？搞建設是否還需要動員羣眾，組織羣眾，依靠組織起來才會有的人民，依靠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去維護人民的權益？

在經濟政策上，我們強調市場機制與政府幹預的抽象兩分，卻忽略了第三方，即百姓的要求。只要忽略經濟是“經世濟民”，我們就永遠説不清市場與政府的關係。在公共政策上，我們與醫療和教育均等化的世界文明進步趨勢背道而馳。當我們極力追求“一流”的大學和醫院時，生活起點的公平就越來越少，生命終點的公正也越來越少，10億人養2億小孩、送2億老人的生活就越來越艱難。在社會政策上，我們強調個人主義的“以人為本”而非傳統的“以民為本”，還強調行政體系機械的“網格化覆蓋”而非把羣眾組織起來“參與”。沒有了自己的、有機的自然社區組織，還被行政“覆蓋”，人民當家作主就成了空中樓閣。

人民在自己居住和工作的社區無法當家作主導致了四個嚴重後果。（1）有組織的科層體系面對無組織、無權力的羣眾，政府官員就膽大妄為甚至貪污腐敗。（2）日常生活裏缺少自組織、缺少公正，羣眾就被迫個人自保，自私自利，佔彼此和公家的便宜。於是，公德淪喪，人人不滿。當羣眾成了“治理對象”，變成了以錢為本的“屌絲”時，就成為無法治理的一盤散沙了。（3）現代化惠及的人越來越少，文化和體育日漸屬於少數人，高素質屬於少數人，羣眾就不再信任黨和政府，不再與黨和政府同心同德，就對反黨言論聽之任之。（4）羣眾生活中的“小事”裏缺乏公正，羣眾就無賴化，就同情和效仿釘子户，就讓政府疲於維穩，就迫使政府也無賴化，經濟建設的“大事”就辦不成了，比如東北高鐵久久進不來北京城。

當年的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區別是什麼？兩黨的目標似乎沒什麼不同，都是打倒軍閥、平均地權、民族解放。孫中山先生曾反覆講，三民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然而，兩黨有兩個根本區別。第一，國民黨在平民百姓中沒有根，共產黨植根於平民百姓。第二，國民黨要扮上帝，給人民“送慈善”；共產黨則要人民自己當家作主，讓人民組織起來自己解放自己。沒有根的國民黨迅速蜕變成了新軍閥，就完不成平均地權和民族解放的任務。共產黨深深植根於普通人民，動員人民，組織人民，以組織起來的人民力量為上帝。當共產黨感動了這個上帝，就沒有辦不成的事，上帝就幫共產黨“移山”。從“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缸滿院淨”，“為家家户户排憂解難”，“減租減息”，到真正實現“平均地權”，共產黨時時惦念每家每户的疾苦，人民也就堅決支持共產黨，把“最後一塊布、最後一碗米、最後一個兒子”交到共產黨手裏。

共產黨執掌政權已經六十多年了，我們要高度警惕共產黨的國民黨化，要警惕“爛根”現象。經濟建設需要搞拆遷，正如抗戰要徵兵打日本。但沒根的國民黨靠“王保長”去“抓壯丁”，有根的共產黨靠動員組織羣眾自己當家作主，建設人民自己的抗日隊伍。倘若村書記不駐村，鄉鎮書記不駐鄉鎮，甚至把拆遷工作轉包給黑社會，就表明黨在羣眾中的根正在爛掉，我國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廣大羣眾支持共產黨執政，不是因為過去獲得的利益，不是因為將來可能獲得的利益，更不是因為抽象的利益，而是因為具體的、眼下的利益。改革政策僅惠及少數人，要啃的“骨頭”就會越來越硬，“政左經右”（共產黨領導加市場化）的路也會越走越窄。載舟覆舟，紮根於普通百姓、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府才能長久生存。

《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

三

是政策而非政體決定成敗。與神的世界不同，人的世界沒有完美的政體。每種現存政體都有其優勢和缺陷，更有其存在的原因。形而上的制度，即便貌似相同，實際操作機制卻可不同，結果則可大不相同。亞洲的菲律賓和非洲的利比里亞抄襲美國政制，儘管其來有自，結果卻大不相同。羅馬制度再好也沒能阻止羅馬帝國的衰落，美國製度再好也沒能阻止19世紀的血腥大內戰和21世紀走向衰落。秦立郡縣、隋立科舉、民國立憲政，這三大重要制度被後代繼承，但三個創制朝代卻都短命，分別僅存活了16年、38年、38年。人類不可能有永動機式、一勞永逸、包治百病的政制。活人很容易繞過死制度，制度會被由儉入奢的人腐蝕而失效。換言之，建“治本制度”的思想既懶惰又愚蠢。西漢末王莽照着抽象的書本概念義無反顧地大搞“改制”，他的悲慘下場成了千古笑料。

無視地理和歷史經歷的差異，無視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差異，制度決定論屬於唯心主義，還是文化偏見在今天的主要載體。

國家興衰不取決於政制，而取決於政策。在當代中國話語裏，決定國家興衰的政策分為四種：大政方針、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抗戰時延安勝過西安，我們歸結為三條“延安經驗”，即“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我國政體沒有本質變化，但有了改革開放政策就有了21世紀的中國經濟奇蹟。近40年前，我國的大政方針從“無產階級專政”變為“改革開放”，政治路線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思想路線從“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變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組織路線從看“辦大批判會”的本領變為看“發展經濟”的本領。政體未變，我國出現了嶄新的局面。換言之，國家出了問題，不應像王莽那樣照經書裏的抽象概念“改制”，而應針對問題檢討大政方針、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毛澤東説：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

四

概括起來，我認為這本書闡述了兩個道理：第一，辦中國的事必須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第二，中國共產黨只有信仰人民才能領導人民。因此，這本書在新時代重新詮釋了毛澤東那段著名的話：“我們應當相信羣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歸根結底，作為傳統中國主流政治思想的民本主義講的也是政府要信仰人民，把人民當上帝。信仰人民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偉大道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