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超：普京用政治技術防範顏色技術

3月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內務部部務會議上表示，俄羅斯遭遇利用“顏色技術”的企圖，它涉及從非法街頭活動到社交網絡的公開仇恨宣傳。他説：“極端分子的行為越來越巧妙。我們遭遇利用所謂顏色技術的企圖，它涉及從組織非法街頭活動到社交網絡的公開敵對仇恨宣傳。”

對俄羅斯人來説，顏色革命並不陌生。這個帶有極強意識形態風格的概念一直挑動着俄國的情感神經。自90年代以來，俄羅斯周邊一直是顏色革命的高發區。塞爾維亞（2000）、格魯吉亞（2003）、烏克蘭（2004）、吉爾吉斯斯坦（2005）在20世紀初期相繼爆發顏色革命，青年人走上街頭，以非暴力運動方式抗爭對當局的不滿，要求民主化和政治變革。

通過政治抗爭上台的葉利欽對顏色革命並不陌生。這位合法性來自大眾支持的總統絕不會相信俄羅斯會爆發顏色革命。在葉利欽時代，俄羅斯因“自由”而多受讚譽。可是普京的到來卻改變了這一切。瑪利亞·李普曼（Maria Lipman）撰文指責普京的上台毀掉了葉利欽留下的自由民主的政治遺產，將俄國再次推向歷史的深淵：靜止的恐怖氛圍，國家無所不為、專制禁令盛行，社會虛軟無力，人人孤獨而又陌生……普京時代意味着民主的凋謝和威權的興起。讓西方難以置信的是普京的支持率穩步提升，俄國人已經厭煩葉利欽時期民主動盪，歡迎鐵腕人物掌權。雙方對俄未來道路不同認知是顏色革命與反“革命”鬥爭的起點。

普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化解俄羅斯的顏色革命焦慮

顏色革命：西方NGO操縱下的政變

俄國人對顏色革命的焦慮可以回溯到2003年格魯吉亞玫瑰革命。

當顏色革命在第比利斯爆發時，俄國精英感到詫異，並對薩卡什維利（Mikheil Saakashvili）2003年發動的“歐洲化的、不流血的民主革命”甚為反感。2003年11月，俄羅斯電視台對謝瓦爾德納澤進行採訪。他將“顏色革命”解釋為西方通過操縱選舉發動的政變。俄杜馬安全委員會成員、前聯邦安全局局長科瓦廖夫（Nikolai Kovalev）豐富了謝瓦爾德納澤的敍述，直接將顏色革命定義為一場“貝爾格萊德式的政變（Belgrade-style Coup）”。

俄羅斯並不相信政變能夠自動發生，幕後必有推手。開放社會基金會的擾攘做法和索羅斯的豪言讓俄國精英難以平靜。民主化經俄媒體報道，成了索羅斯革命實驗的重要手段。難以忍受國家尊嚴受到侵犯的俄民眾卻發現，旁邊躺着卻是索羅斯“顏色革命”成功的試驗品。俄羅斯感到自身深受“資本主義”的包圍之中。俄國人的本能和傳統的不安全感發揮着作用，對西方更為先進的技術和手段感到莫名的恐懼。

這種恐懼隨着烏克蘭橙色革命觸動着克里姆林宮神經。庫奇馬政府倒台無異於一場政治地震。它放大俄羅斯對西方積壓空間的傳統恐懼，也將克里姆林宮逼至一隅。類似多米諾骨牌效應般的顏色革命就像西方帶有魔力的技術工程。似乎這種工程只需注入大量資金和人力，就能撬動整個政權。觀察烏克蘭選舉的克林姆林宮技術專家們親眼目睹這場失敗。有效政治基金會主席帕夫洛夫斯基（Gleb Pavlovskii）大聲警告，“烏克蘭實驗上若取得成功，那些技術也將用之於俄”。他的焦慮似乎得到季莫申科（Yuliya Tymoshenko）證實，“只要烏克蘭結束橙色革命，我們會給俄羅斯以橙色”。

西方通過有計劃的“革命政變”，不僅將俄羅斯成功轉變為政治上的“他者”，也彌散出顏色革命技術神話。普京對此恐懼頗深，“最危險的就是創造不斷革命的系統，不管是紅色的還是什麼藍色的”。這套行之有效的技術系統在歐亞大陸上不僅能夠成功動員起羣眾反對現存政權，也能扭轉對俄羅斯的情感和態度。

逼近的顏色革命：分裂精英的政治運動

季莫申科的預言似乎沒錯。

2004年俄國社會福利改革法案的出台引起社會強烈不滿。2005年初，針對政策的抗議行動演變為全國範圍的示威遊行，年青人走上街頭表達不滿，反對的口號從經濟訴求擴大到政治變革。克里姆林宮外圍抗議者呼喊着“普京下台”。統俄黨內部精英分裂，對普京執政多有微詞。甚至效忠普京的俄羅斯國家黨（Rodina Party）也走向背叛。俄狂熱民族主義者羅戈津（Dmitry Rogozin）用列寧主義般口吻放言；“反犯罪、反腐、社會、科學和技術革命萬歲”。普京首次感覺處境危險，克里姆林宮一時之間站在了愛國主義的對立面。

3月份，吉爾吉斯斯坦爆發的鬱金香革命加速俄精英對顏色革命認知的分裂。顏色革命在格魯吉亞、烏克蘭和吉爾吉斯實驗成功極大地豐富了其引爆政治運動的形式與內涵。在“革命”話語的框架下，社會被切分為弱勢羣體和既得利益者，並在利益分配和價值問題上無法妥協。權利訴求只能通過公民不服從和社會抗爭來實現。政府與社會的分裂也加劇精英的分裂，切割線沿着價值和政治投機延展開來。正如莫斯科市長盧日科夫（Yurii Luzhkov）欣喜地講到，“1917年正在等我們”。

與傳統的政治運動相比，顏色革命對青年尤其具有吸引力。它擁有知識和藝術再生產的功能。在政治運動中，青年人利用現代通訊技術（手機、互聯網和國際媒體）展現自己的正義價值和青年活力，並獲得心理支持。繪畫、音樂、口號、雕塑和報道等諸般政治象徵物巧妙將政治運動和時尚文化融合在一起。在政治運動中，青年們分享政治運動的愉悦和痛苦，與國外的支持者相聯繫，在網絡上尋求運動策略並獲得資金支持……這種形式剝離了嚴肅的政治鬥爭氛圍，賦予詩意和浪漫，並讓青年人享受到團結對抗的心理愉悦，並在政治領袖的動員下迅速燃起抗爭的熱火，走向政治極化。

俄政黨在青年運動中活躍，左翼分子和日裏諾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i）在青年中影響力迅速提升。長期保持政治冷漠的年青人的政治參與熱情被引爆，嚮往着父輩生活的他們組織各種紅色左翼青年政治組織，而嚮往着公正、民主和自由價值觀的年青人則走上街頭組織遊行抗議，更有甚者表達自己狂熱的民族情緒。

防範“革命”技術：普京的政治技術

將自己封閉起來逃避革命就是未來的阿卡耶夫和庫奇馬。克林姆林宮政治技術專家帕夫洛夫斯基強調積極應對，“與社會對話，動員更廣泛的支持者”是解決革命劇目的唯一路徑。能有效動員青年支持普京政權是解決顏色革命問題的重要路徑。由克里姆林宮資助的青年組織“納什”（Nashi）於2005年2月成立，主要以18-22歲青年大學生為發展對象，並在各大城市發展分支機構。他們一方面緬懷逝去的蘇聯，註冊“Soviet”域名（http://www.nashi.su/）的網站，另一方面他們反動員“橙色”青年，將他們稱之為西方勢力的爪牙，甚至是法西斯分子。與此同時，青年近衞軍、齊肩並進等政府和執政黨支持的青年組織相繼成立。

2007年7月17日，塞立格湖（Lake Seliger）畔的“納什”夏令營活動場面

這支普京總統周圍的青年近衞軍們發揮了巨大作用，成功運作了多個社會運動。2006年，青年近衞軍組織舉辦政治選秀節目，強化對普京政權的政治認同，擴散影響力。2007年4月，1.5萬名納什成員走上街頭髮放宣傳冊和特製電話SIM卡用於傳遞信息，並在愛沙尼亞大使館組織進行愛國主義示威，抗議愛沙尼亞拆除塔林解放紀念碑。發動有效的政治動員，開放政治-社會溝通橋樑，運作青年政治組織緩解了普京政權應對顏色革命的壓力。

NGO也是普京政權防範顏色革命的另一重點。俄國家安全局主席尼古拉-帕特魯舍夫（Nikolai Patrushev）在杜馬會議上宣稱外國智囊機構發展俄NGO組織，直接削弱了俄國家安全，並呼籲對NGO立法規範行為。2006年規範NGO的法令出台，對NGO進行廣泛的管轄，並有權對疑有“威脅俄主權、政治獨立、民族團結、文化遺產和國家利益”的海外NGO予以取締。NGO在接受管轄的條件下，無不將過多精力耗散在與政府部門打交道，活動積極性也大為降低。

加強黨建，打壓反對黨則是另一重點。統俄黨2003年成為國家杜馬第一大黨，在黨建上狠下功夫：一方面進行規模較大的清黨運動，發展黨內組織，加強黨的意識形態建設，拓展外圍勢力；另一方面，在營造社會影響力和良好形象上投入較多，並擴大政治資源和勢力，佔據多個政府高位。俄羅斯“一黨獨大”制的政治架構在數年的黨建工作中逐步成型，成為在政治上對抗精英分裂的有效力量。對於支持西方價值的右翼力量聯盟、民主黨和公民力量黨激進右翼勢力，俄政府採用又打又拉的方法。一方面拒絕選民登記，而另一方面則分化其中內部勢力，引其倒戈。

最後則是加強精英內部的凝聚力量，發展國家意識形態。2005年，普京團隊創造出“主權民主”理念，強調主權和俄羅斯的特殊性，“我們不僅是為了民主，也要為了俄國”。在俄羅斯面臨來自外部和內部的共同威脅時，是國家能夠保證俄羅斯生存下來。國家意識形態更新也更新了新的精英樣式。俄國式的“知識分子”正在被普京式的“國家精英”所浸染。這些努力的實質則是將俄國改造成為不懼革命劇目威脅的強大國家。

創意階層與互聯網抗爭的興起

阿拉伯之春給俄羅帶來震撼，非暴力抗爭運動所迸發出來的能量令人震驚。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觸動了俄羅斯“官方反對派”以外的另一羣人。他們被俄社會學家稱之為“創意階層（creative class）”，擁有專業知識背景，在媒體、教育、金融、商業和工程領域發揮巨大影響的“政治階層”。美國學者理查德·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將他們視為對後工業時代經濟的重要標誌，也是新世紀政治變革的革命性力量。這些人在政治上善於表達意願、善於運用嫺熟的溝通技巧，在政治上謀求更多的話語權和力量。創意階層在現代俄羅斯政治體制中無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們知曉權力的運作，卻沒有形成政治勢力，與政府也甚少聯繫。

創意階層懂得使用網絡技術、在媒體運作和政治組織上更為嫺熟，也瞭解政治的象徵價值。他們對政治異常敏感，並很容易與西方社會建立聯繫，獲取信息和力量。被誤認為是“中產階級”的這些人給普京政權帶來更多不是穩定，而是變革的力量。

基於網絡互動的無領導組織防衞（Oborona）成立於2005年，旨在發動非暴力抗爭運動，並已運作了大量的集會遊行和快閃運動。組織活動都在網上進行，並有多個組織協調委員會，垂直髮展下線組織，並以平行溝通的方式討論運動策略。防衞組織還發展自己的象徵物，設定政治計劃，有條不紊的參與主流政治抗爭運作。

類似防衞一樣利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散播信息、進行動員的政治技術日趨成熟。智能手機的出現將使得抗爭者能更為有效的利用社會網絡更新和下載信息，並能迅速組織起抗爭力量。社會運動的動員水平隨着信息的多樣化、多感官化、多層次化而迅速提升。互聯網成為散播信息、社會動員和“革命”技術分享的最好紐帶。俄城市創意階層的擴大和智能手機的普及將打破俄羅斯與西方溝通的安全閥門，為反對派借鑑更多的政治鬥爭經驗以及獲得國外多方面支持奠定基礎。

顏色革命：沒有硝煙的信息心理戰

隨着烏克蘭危機的持續發酵，俄羅斯逐漸捲入到烏克蘭的地緣動盪中，並扮演重要角色。從對烏克蘭的軍事幹預到將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俄羅斯的大國雄心得到自俄格戰爭以來的巨大滿足。普京支持率一路攀升，列瓦達中心（Levada Center）的8月民意調查顯示，普京的支持率達到了87%，成為自2008年八月戰爭以來的最高紀錄。

但隨後的油價狂跌、盧布崩潰以及西方的制裁給俄國帶來更多的陰影。莫斯科嚐到了與西方較狠勁的苦楚，更是在經濟、政治鬥爭上心力交瘁。長普京時代在2014年進入了拐點。精英們惴惴不安，俄國政治中新勢力也在悄然成長。2015年2月底俄羅斯前第一副總理、著名反對派領袖涅姆佐夫在莫斯科街頭遭射殺，其象徵意義遠大於現實關切。一石激起千層浪，俄羅斯當前社會的人權和民主問題一時成為西方媒體的口誅筆伐的焦點，甚或惡化普京政權的國際形象。

危機時局下，俄羅斯對西方的認知又回到2005年。對西方操縱油價、經濟制裁和烏克蘭軍事幹預的憂慮逐漸轉變為對西方包圍俄國的恐懼。俄羅斯，猶如孤島一般處於西方勢力的環圍之中，隨時都可能遭到侵略或內部崩潰。2015年的俄社會卻較為團結。全俄民意研究中心（VTsIOM）最新公佈的民調數據顯示，68%俄民眾認為俄羅斯有遭受入侵的風險，而49%的公民支持俄羅斯軍隊的當前作為。多數民眾勒緊腰帶支持普京的大國戰略。相比之下，蘇聯解體時遺留下來的俄精英政治敏感加上普京的灰色記憶使得克里姆林宮將這種恐懼理解為顏色革命的醖釀，革命劇目可能再次在俄國上演。

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馬諾羅（Andrei Manoilo）將西方運作的信息心理戰分為五個階段：第一，構造活躍政治人羣，形成勢力；第二，促進活躍政治人羣政治極化，提供革命劇目相關資源和信息支持；第三，幫助極化人羣動員、發起政治抗爭運動；第四，發動NGO和媒體力量，完成抗爭運動試驗，建立鏈式反應；第五，利用鏈式反應組織多次政治運動，反饋消化運動成就，並組織多個政治勢力在政府更迭時期發作，摧毀政權。馬諾羅揭露出的信息心理戰折射出俄羅斯對西方成熟的革命劇目運作的擔憂。2015年3月4日，普京在內務部會議上稱，俄羅斯正在遭遇顏色革命技術攻擊。極端主義分子正在策劃更多的暴力恐怖事件，俄羅斯正面臨危險。

顏色革命從政變、政治運動逐步轉變為與西方社會進行的信息心理戰。危機時局下俄式認識經歷三層鋭變，層層鋭變反映的是俄在危機時的對抗本能，是俄式恐懼的防禦心理。擔憂蘇聯悲劇重演的俄羅斯，能否再次走出顏色革命的陰霾，靠的並不是技術，而是俄民眾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