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太陽花一週年| 台南蝨目魚在大陸怎麼了？
【去年3月18日，台灣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等民間團體和學生突破警力，佔領“立法院”，抗議《兩岸服貿協議》，由此引爆持續將近一月的“太陽花學運”。時光流轉，“太陽花學運”已經過去一年，這一年裏，台灣經歷了“九合一選舉”，經濟持續低位徘徊，年輕人依舊前途迷茫。當初轟轟烈烈的抗議活動早已歸於平靜，台灣卻在“小確幸”裏安然度日。時隔一年，曾經的運動到底給台灣帶來了什麼影響，又將把台灣引向何處？在3·18學運一週年之際，觀察者網特此策劃專題“太陽花一週年”，以饗讀者。】
2014年3月18日晚上，台灣數百名學生衝進了“立法院”，宣佈把它“佔領”。孫中山像被貼上“佔領XX小時”，象徵“代議民主”的議事槌也不見了。這是台灣史上第一遭，原因是為了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定》的“黑箱操作”。
消息傳來，許多人怕是“醉了”。兩岸交往這些年，從經濟到政治，從珍珠奶茶到崑曲大戲，從政黨社團到自由行個體，都越來越密切，為何我和你，卻越來越不懂對方了？“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又經受了考驗。
之後，學生“再破”“行政院”、警方暴力清場、羣眾“馳援”、各種公民團體、社運組織“入場”，五十萬人上凱道；學生開“大腸花”粗口論壇，“賤民”在“立法院”外公廁旁，另闢“解放區”；臉書、論壇、媒體、學院；抒情、表態、辯論、反思，人人都有話説——“反服貿”捲起了台灣社會各階層，説它只是一場被台獨政黨煽動或利用的學運，未免太輕鬆。面對長達24天的“佔領立法院”，再戲劇性十足，我們恐怕也不能如社論那麼自得：“不妨圍觀。”
“佔領”中的某一天，同事和我聊到一個大陸採購台南蝨目魚的案例：這個項目運作了幾年，引進到福建、上海等地的蝨目魚及其加工品，因飲食習慣差異，始終打不開銷路；但作為“向台灣基層人民釋放的善意”，又得撐着，成了企業的政治包袱。
豈止是蝨目魚，買香蕉不是不顧海南蕉農的心在滴血？“服貿”不是大開門户“讓利”？難怪有人委屈：“我們對人這麼好，何苦？”
似近又遠、欲親難親的兩岸關係，在哪兒出了問題？在從未離開亞洲的美國嚷嚷着要“重返亞洲”的要緊時刻，怎麼台灣同胞還是不覺悟、不知道如今團結反帝、共同發展才是出路？為何“惠台”、“讓利”的行動都得不到人心，“一小撮的台獨分子”就綁架了台灣民意？
追隨“蝨目魚”，或許可以走近“反服貿”。
大陸與台灣合作的蝨目魚項目，並沒有帶來預期效果，反而“撕裂”了兩岸
遊過海峽的蝨目魚
蝨目魚又名國姓魚，據説當年鄭成功在安平建魚塘養殖，蝨目魚從此成為三百年來南部人便宜而穩定的蛋白質來源。
蝨目魚多刺，很少整條吃；蝨目魚肚粥是台南名小吃，也是很多人的日常早餐。但近年來，這一傳統養殖業日益艱難。價格低落、飼料貴，天災又頻，一場颱風，便可令漁户血本無歸，甚至背上鉅額債務。
2010年，大陸與台灣簽訂ECFA（《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國台辦官員“深入南台灣”尋訪可引進的農產品時，蝨目魚入選。蕭條的台南學甲小鎮，一度因“阿共”和“銀彈”的到來熱鬧非常。[1]
項目的牽線人是其時的學甲鎮長和學甲食品公司。由承包商與100户漁民“契作”，總契作30萬台斤，每户收購上限3300台斤，採購保證金額1台斤45元台幣（當時蝨目魚的市場價格為1台斤35元台幣）。大陸採購團只管上限金額，具體條件由牽線人與契作户自行訂約。
這是漁户習慣了的中盤剝削方式，他們不認為自己可以問：上海水產公司提供給承包商的採購金額是1.35億元台幣，1.35億元/30萬台斤，等於一台斤450元，扣除運銷費用，牽線人與承包商的暴利空間，有多巨大？
比起暴利，漁户更關心的是：契作後，台南市場上的蝨目魚價格“穩定”上升兩倍；魚苗、飼料的價格跟着上漲。擴大了養殖規模的漁户害怕：遊過海峽的多刺的蝨目魚，能為大陸人青睞嗎，契作能持續嗎？
一個在大陸工作的台灣青年，和大陸網民掐架：不要講你們來買東西就是恩惠……我台南人啊，吃個蝨目魚變這麼貴，我還不爽呢。
一個紮根中南部鄉鎮的年輕人為主的社運組織，跟蹤調查學甲鎮的蝨目魚契作，在意的是：承包商與漁户的契作過程，反撕裂了漁户團結的基礎。
而在大陸企業慨嘆政治包袱的時候，學甲的承包商以“開展兩岸經濟合作、拯救蝨目魚業”的光環，把牽線人（前鎮長，無黨籍）推上了台南市議員的位置。
“蝨目魚”並非孤例，典型呈現了近年來大陸對台工作的困境。“蝨目魚”是ECFA簽訂後，大陸對台灣早收清單539項中的一項。這是2005年以來重提“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並且（終於）不是大詞的人民，而指向基層的人民——從捐助、惠台（政策性採購過產滯銷水果）到發展有持續性地扶助基層的經濟關係——所遇到的瓶頸。無法突破地方中盤剝削結構的話，大陸採購團終不免成為台灣地方派系利益的禁臠。
2012年蔡、馬“總統”選戰，綠營得票不降反升——由“蝨目魚”或可窺一斑：其中不乏人民的賭爛票，或曰，怨恨票。馬英九政府發展兩岸關係，意在拼經濟，但景氣未見好轉，兩岸經貿圖利了誰的疑慮，反讓他的政績時時背上賣台指控。
問題來了。
第一，誰才是能真正連接台灣基層的“中間人”？
第二，“釋放善意到基層”，是不是一定只能以“給好處”的方式？
由蝨目魚之眼，看3月18日的“佔領立法院”。
作為ECFA進一步落實的後續協議之一，《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定》於2013年6月21日由海協會會長陳德銘與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在上海簽署。協定中，大陸對台開放共80條，台灣對大陸開放共64條，雙方市場開放涉及商業、通訊、建築、分銷、環境、健康和社會、旅遊、娛樂文化和體育、運輸、金融等行業。
此前幾年，台灣和新加坡、新西蘭簽訂自由貿易協議，社會並無聲響；“服貿”來了，卻被視為洪水猛獸。當台灣島內發明了“中國因素”這一抱有警戒、敵意、恐懼的詞彙，來衡量空前密切的兩岸關係時，除了有如背棄的失落之外，我們還能如何？
一直以來，大陸媒體的台灣報道，重視的是有戲看的藍綠之爭；“自由行”的大陸游客，看到的是文明、秩序和人情味，帶回“禮失求諸野”的感動。而“反服貿”提供了一個把握台灣內在社會肌理的機會。它可能令人不快、也讓人有點眼花繚亂。但如果矛盾能更清晰地暴露出來，對近年來（無疑包含着歷史延續性）的兩岸關係，會不會是化阻礙為進步的契機呢？
2012年9月，大陸與台灣第二批契約養殖蝨目魚開始捕撈
反“服貿”，要什麼？
“佔領立法院”24天，簡述如下：
3月17日，台灣地區“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等8個委員會聯席初審服貿協議，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張慶忠在混亂中宣佈服貿審查超過3個月，依法視為已審查。
3月18日晚，“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等民間團體、學生代表數百人，衝破“立法院”大門，“佔領”議場。
3月23日馬英九回應：台灣不能不經濟開放。已經列預算輔導可能被衝擊行業。
晚上，部分“佔領立法院”的學生衝進“行政院”院內。警方出動鎮暴警察高壓水龍頭清場，逾百名學生受傷就醫。61人被逮捕。
3月24日，超過28個學生團體發表聯合聲明，以學生自主性罷課，聲援佔領運動。
3月26日，部分勞工團體或理事長前往“經濟部”呼籲“儘快結束‘立院’失序、早日落實服貿協議”。
3月30日，“330人民站出來譴責國家暴力”，台北凱達格蘭大道反服貿遊行，人數有説十幾萬，有説五十萬。
4月5日，部分工會及工運團體發表“反服貿、反自由貿易”共同聲明。
4月8日，台灣“立法院長”王金平於官邸重啓“朝野協商”，討論議場重建與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排入程序委員會。
4月10日，“佔領立法院”學生髮布宣言“轉守為攻，出關播種”，撤離“立法院”。
“反服貿”有時被稱為“太陽花學運”，但這裏要明確的前提是：將“反服貿”視為一個累積了重重社會矛盾而引爆的事件，則媒體聚光燈下最閃亮、最被關注的“學運”只是其中一部分。
“佔領立法院”一星期後，台灣《破》報記者有一段入夜後的現場報道：
説運動而非學運，純粹是不想太浪漫化，畢竟場內外也有好幾支NGO社運團體或知識力量的介入，還包含那些被排除的流氓煙酒金髮飛車伯伯媽媽……最精彩的自發組織行動幾乎都發生在（“立法院”）外面，一批對純潔學生知識分子看不太順眼的直走掛年輕朋友們在濟南路放起電音街頭派對到深夜，全國關廠工人聯機和TIWA(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的女將們（俗稱肖婆）天天拉着音箱用啞掉的聲音跟每個來的人討論：為什麼反服貿也要反自由貿易協議？為什麼解除管制加速資本流動的結果是勞工受害？[2]
這個場景或可以作為一個象徵。場外的人們並不只是場內學生的“聲援者”或“補充”而已（學運內部，也既非鐵板一塊，也不是隻有激進的程度差別），他們各有日常組織和陣地，代表一定羣體的利益與認識，其立場差異、聲音高低、力量對比乃至交織的關係，或許才是“反服貿”投射、但無法涵蓋的社會面貌。
“立法院”內外，人們以“服貿”為媒介，都在訴求什麼？
1．青年“反黑箱”
“反黑箱操作”是最初、最大的聲音，也是學生“佔領立法院”能夠迅速獲得社會支持的原因。還不清楚“服貿”怎麼回事，看到“黑箱”就上街頭的人，可見對馬政府的不信任程度，也可見代議民主的深入人心。無論藍綠還是拒絕藍綠，程序民主，仍是社會動員的“最大公約數”。
由此相應的訴求，其實有兩個方向，一是“退回服貿，建立監督法制”；一是“逐條審議，重新談判”。
前者主要是“立法院”內的學生主張。場內“黑色島國青年陣線”如此宣言：
政府以廣大台灣人的權益為籌碼，開出了一張虛無飄渺、難以預測的繁榮支票，換來的代價卻是基層產業的結構崩壞、中小企業業者與無數勞工的生存危機、中國政府與資本對台灣民主自由的滲透與威脅。[3]
“立法院”的內的學生並不只“黑島青”一支，但是中心位置的一支，其中的幾位組織者成了學運明星。如果説“對執政當局傲慢的不滿、對政黨惡鬥心寒、對社會不公無所適從、對階級流動絕望”，是全球化下世界青年世代“佔領運動”的共通背景，台灣青年還多了一個“對兩岸政策恐懼”。[4]
這是怎樣的青年世代呢？媒體報道中，“立法院”內的學生，極端自覺於“理性、文明、有秩序”的公民形象。“垃圾分十二類”，“你看不到垃圾箱在哪裏，我就把你丟到垃圾箱裏去”，“連線圈都繞不好，談什麼革命”。媒體記者的報道也相應的文藝腔：“議場”內的女生“有秩序到自己覺得好笑”；明星領袖陳為廷，乖萌到“讓人心疼”；這是“和平的理性的愛家愛正義又勇於付出的新世代”。連“文化部長”龍應台出面回應學運時，都不忘讚歎學生宣傳、分工、活動能力“漂亮”，煽情地預約這些學生來“文化部”工作。
“反體制”的這些學生，也因此被批評是這一體制的文明意識形態“馴化”的純真/天真孩子。但學生領袖寧肯以之為“策略”：激進主張和暴力行動會失去中產階級的支持。而他們以“超越藍綠”、與民進黨“保持距離”，召喚儘可能多的支持——這透露了，“超越藍綠”是如今的輿論民心所向，這個對現實的把握是事實嗎？這裏暫且不論。
從“佔領立法院”，到呼籲成立“人民的立法院”，“自己國家自己救”，學運似乎流露了從意識到體制的變革要求，但在具體行動上，是矛盾不已的。“立法院”內的多數學生，與政府和資本家一樣並不反對“自由貿易”；以捍衞民主做動員之後，“反中”是進一步引導、點燃社會情緒的工具：所謂台灣面臨着“民主憲政的危機或是更嚴重的被中國鯨吞蠶食經濟與政治主權的危機”。如果説“反政府”，他們反對的是“傾中”，或曰“賣台”的政府。
因此，批評台獨/民進黨對青年的利用之外，或許還應該問的，是什麼樣的成長背景和現實處境，讓這個青年世代對社會參與的熱情，變成以“中國”為“敵國”的“本土民族主義”？
“反黑箱操作”是最初、最大的聲音，也是學生“佔領立法院”能夠迅速獲得社會支持的原因
2．“逐條審議，重新談判”：朝野協商“搓湯圓”？
從“反黑箱”出發，要求“逐條審議、重新談判”的代表，首先是3月17日“揭發”“立法院”內“黑箱操作”的“前總統府國策顧問”、出版商郝明義。他同時也寫了給大陸總書記的公開信，表白台灣人不是不想要“服貿”，而是“服貿”的條款需改進。公開信的內中之意，一是某些條款涉及“國安”；二是對台灣某些行業（譬如出版業）不夠開放。也即，對資本家來説，羣眾“反服貿”，可以是與對岸談判的籌碼。
“重新談判”的另一支持者是民進黨。被認為是“反服貿”學運煽動者的民進黨，到底扮演什麼角色呢？
日前宣佈將動員3萬人聲援佔領的民進黨，聲請“立法院”濟南路一側的路權，各地遊覽車陸續湧進，現場人數約2000人，與宣稱的人數，有不小的落差。蘇貞昌要求馬英九為強行通過《服貿》公開道歉，並儘速迴歸當初朝野協商，進行逐條逐項的實質審查。對於佔領行動第三天才動員全國黨公職的質疑，黨主席蘇貞昌表示“並不丟臉，與學生的理想一致”。議場佔領行動的新聞聯絡人江昺侖表示，歡迎任何人聲援，但不會主動與民進黨討論合作。[5]
“朝野協商”是台灣民主的特色事物，但執政黨與在野黨以“公”之名進行的協商，越來越被民眾質疑為“私”的利益調和，是以被叫做“搓湯圓”。在許多人眼裏，民進黨與國民黨、出版商的立場，其實沒有不同。民進黨人士坐枱階“守護學生”和帶旗幟去現場，也被斥責為“作秀”、“趁機收割”的戲碼。
馬英九把學生定性為“為反中而反中”，批評在野黨煽動，以迴避對政府的追責。而學運一方面痛批國民黨“無能”，召喚民間積累的“反政府”情緒；同時又小心與民進黨保持距離，“歡迎任何人聲援”。“立法院”外，那些屬於激進台獨組織的阿伯也有意離學生“遠些”，以免“染綠”了學生。這是一個頗有趣的細節。激烈台獨並不佔優勢。
雖然如此，“反中”卻可以是衝高聲勢的有效武器。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長期致力於激進民主研究的趙剛，便指出“反中”是這場運動的“底氣”。只是，反對政黨與大資本聯合、包含着階級意識的社會心態，何以能與“中國因素”扣合？
3．“反中”：共同體的？階級的？歷史的？現實的？
在“黑島青”的宣言和為“反中”提供學理支持的某些論述中，“中國”的威脅在兩個層面：一是對民生，包括中小企業和勞動者的衝擊。二是對自由民主價值（以及“小確幸”的生活價值）的衝擊。有些論述似乎是為了讓人聽得切身，特別訴諸生活層面，比如大陸洗頭妹搶生意、出租車小黃變紅。
姑且不論兩岸貿易非自今日始，大陸資本要進入台灣的早已進入；服務行業的大資本，大概也不會以搶佔這個小市場為重；讓台灣相對發達的服務業技術、人才流動到大陸，或許才是“服貿協定”裏，大陸所看重的關鍵。種種誇大的“威脅論”，反而使得這些激烈“反中者”所宣稱的“中小企業和勞工利益”的立場，顯得不那麼踏實。
與之對照，對島內工人運動和勞動問題有着深度介入的團體，如“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卻提出了：兩岸服貿協議現今在朝野對立的結構下已然變成反中與否的對峙，但對於基層勞動者而言，真正的議題不在於反不反中，而是人民生計的問題。[6]
人手一支“太陽花”成為學運的象徵物時，守護台灣“共同體”流露出一種奇異/華麗的悲情。但這樣一個以“中國”為敵國的“共同體”，是否真實存在？同樣站在“反服貿”現場，卻立場迥異的兩種聲音，提示了一個事實：“反中/恐中”是有階級差異的。
1980年代中後期，台商南下東南亞、西進大陸，台商“關廠”可能導致的失業，成為許多工人時時恐懼的問題。全球化給資本自由流動追逐廉價勞動力，造成勞工之間“競爭”，也從中加強了“台獨阿伯”那樣的底層勞動者的“反中”傾向。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有可能打破的。台灣工運團體多，有統派的“勞動黨”，有獨派的“勞動陣線”，也有強調超越黨派與統獨的“自主工聯”。工運組織倘若能提出“真正的議題”，幫助工人在社會結構中重省個人遭遇與情緒，“競爭”也有可能轉化為聯合。
在另一個層面，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反中”又是如何？很多大學教授集中在“價值”、“民主”問題，將台灣與大陸視作兩個對立體。譬如，大陸沒人權，不民主，“裙帶資本主義”，法制不規範等。一些主張台獨的中生代學者，則以“中國因素”，將兩岸政經往來中的一些問題，扣連上台灣內部社會正義、弱勢羣體、階級問題的討論，特別吸引青年：當青年朦朧地尋求思想資源來認識自己的前途和失控的資本社會時，與這樣一種以“左翼”之名和“共同體”召喚的論述產生親近，幾乎是必然的。在貧富不均、政商結合資本當道，經濟持續低落，特別是年輕人沒有出路的社會里，某一“左翼思想”——實是被抽象為一種對抗性的、以弱勢立場要求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容易成為“流行”。也最容易成為“民粹”式的民族主義的發動機。在其中，除了基於“現代化模範生”對後起“土豪”（但依然野蠻）的不平心態；還有一種“守護台灣價值”的自我感動。
顯然，被“反中”所利用的，包括這樣一種“善”的心態吧。或許不該怪學生的“形左實右”，台灣左翼的傳統幾經斷層，如今不論在校園爭取文化領導權的左翼知識分子，還是在工運領域真正堅持左翼路線的“第一線”組織者，影響很難及於更多學生和民眾。這一代青年反抗現實的思想武器，不能免於“貧弱”。
學運思想之侷限，也引起不少社會運動組織者的反思：無論如何貧弱，組織者正是要從中尋求推進方向，或則“下場撈人”（發展對象），或則引導更深入的，諸如對美日殖民因素的反思。
而對大陸人來説，如果不反思“中國大陸何以參與到台灣社會的矛盾中，可以從什麼方向突破”，只是批評台獨和疑心“學生總是容易被利用”，也是無助於問題推進的。
資本的自由流動使兩岸人民各自承擔（也可以説是分享）了許多相似的苦惱。這本是相互理解的基礎，卻在各自“民族主義”的話語遮蔽下，成了鴻溝。“反服貿”在大陸網民中引發的罵戰，正是如此。“兩地富人聯手數錢、兩地窮人互相對罵”這一讓人心酸的局面，能夠破解嗎？
在“佔領”現場，一方面支持佔領，一方面對學運的路線、方式提出質疑，並試圖破解這一“怨恨式的民族主義”的聲音，來自“公廁旁解放論壇”。由多個參與學運的NGO發起，每晚在立院濟南路側門外流動廁所旁舉行民主式論壇。
我們是一羣長期關心社會議題的行動者，帶着人民“似乎”奪回了參政權的振奮情緒參與這次抗爭……然而在行動現場，雖然我們積極現／獻身，我們卻沒有參與共同決議的權利/力，使得這場運動看似集體共享，實際上所有事情卻還是一如往常地透過少數決策者來領導、發落；運動中的話語權和管理方式複製了既有代議政治式運行體制，並同樣訴諸以所謂的理性、和平作為治理手段……[7]
這是“反服貿”的眾聲喧譁中，相對聚光燈下的學生們遠為“邊緣”、“小聲”，卻可能後續生產最豐富行動的聲音：原本就有組織，是在佔領過後，能夠持續開展基層工作的。
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
“反服貿”後的台灣
1．“補上全球化這一課”與“台灣因素”
“反服貿”過後，一些左翼團體、媒體展開了“自由貿易調查局”、“補上全球化這一課”等持續行動。其實2013年服貿簽訂，“苦勞網”就發表了從“台商”、“讓利”、“區域經濟合作”等角度討論服貿的文章，側重於學理辨析。“反服貿”過後，“苦勞網”提出了進一步的反思。
其一是，美國以自由貿易之名對台灣的脅迫控制，何以不曾被抗議？
在“反服貿”的抗爭中，我們看到了一個無論如何都算不清楚的算式，叫做“利大於弊”，在自由貿易的計算中，得到好處的人跟付出成本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人……
自由貿易的東軍、西軍皆兵臨城下，ECFA、RCEP、TPP，乃至各種自由貿易協議的議程直撲而來，台灣從藍綠政黨，到主流社會的認識，都沒有“反自由貿易”的思維存在，在“一路向西”的反服貿運動過程中，累積極其有限。[8]
第二是反向提出中國的“台灣因素”，檢討台灣資本在大陸經濟發展中並不光鮮的角色，特別是“血汗工廠”管理模式的輸出。
4月份，廣東東莞爆發隸屬台灣寶成公司的裕元鞋廠工人罷工事件。受台商剝削的大陸工人，真的會“仇恨台灣人”，並且喊出比台獨還台獨的口號：“台灣佬並不把大陸人當人看，我們一定要和它們鬥爭到底，和那些大陸漢奸、大陸走狗鬥爭到底，打倒台灣佬！打倒大陸走狗漢奸！”
做勞工研究並參與工運的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學者陳信行，面對這樣的圖片和言語，如是反應：
不是這下才丟臉丟到對岸去。從80年代末台灣一開始西進就這樣。已經發財的和等着發財的大陸資產階級捧台灣（老闆）“先進”，想着“有為者必若是”。大發財之後，自己懂得剝削工人污染環境打壓反對聲音之後，台灣老闆這套也就不稀奇了。大陸工人一開始目瞪口呆想説天下怎有這種人。第二代也就不稀奇了，直接依據自己的經驗做判斷。我們這些基本上生活工作在台灣的人自我感覺良好，跟着龍小姐（龍應台）一樣覺得“我們”（包括“迴流鮭魚”和郭董蔡董們）文明、禮貌、守秩序，不像“阿六”一樣粗鄙土氣。不好意思，“台灣佬並不把大陸人當人看”其實是更多工人的親身體驗。他們只是沒看到，台灣大老闆也並不把台灣員工當人看。
2．“青年參政”與兩岸關係困局
“反服貿”落潮後，“學運明星隊”的核心成員二、三十人，重新組合為“民主鬥陣”與“島國前進”兩個團體。前者走“遍地開花”路線，強調與各個縣市的在地社團和議題合作；後者採取大型造勢晚會等民進黨熟用的政治動員方式，以落實“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等程序正義為路線。此外還有其他學生組織，到全台灣學院去演講、串聯。約有二、三十位學運年輕人走入從里長到議員的民意代表選舉。
怎麼看待太陽花後年輕人的走向和影響呢？
有人認為，“反服貿”過程中，真正厲害的是外圍那些有組織基礎的公民團體，“反服貿”過後這些小的學運組織，不成氣候。不得不依靠民進黨，也進一步取消了他們原來的進步性。
工運組織者吳永毅認為，絕不可小看學生中“新世代台獨”的力量。兩岸經貿往來越來越密切的情況下，他們利用其中衝突，諸如物價問題、中小企業生存問題做文章，容易被大眾接受。他們和民進黨近期採取合作，今後則有可能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左派包裝，實質為右，對將來台灣社會的影響堪憂。
也有人提出，這是“北京要面對的新挑戰”：
今天帶領佔據“立法院”的學生，幾年後有可能是立委。即便他們與綠營有淵源，但如果北京認為他們只是民進黨的馬前卒，只是一小撮台獨分子的同路人，那恐怕會出現戰略判斷上的錯誤。[9]
2014年6月，台中靜宜大學附近的飲食店街區，我看到從前都是中老年人掌攤的街頭小店，換上了許多年輕面孔，大學畢業不願再做低薪、過勞又被管束的工作，越來越多年輕人選擇自營小攤小店，追逐他們的“小確幸”生活。但年輕人多還沒有“掌握食物”的能力，何況他們的顧客，也在風雨飄搖中。“小確幸店”，也幾乎意味着“不確定”。
無論這些開小店的年輕人，還是學院裏那些奔走於一個又一個土地開發、環保抗議的學生，可以看到的是，年輕人的“最大公約數”，其實是對生活的不確定性以及所謂的自由民主價值觀。“民粹式的民族主義”是走政治路線的學生可能需要的，也可能會在許多年輕人中發生影響，卻不見得是必然的未來。
自覺走政治道路的學生，作為“有理想的人”，如前面所言，如果向民進黨靠過去，可能會弱化正當性；如果不靠過去，將來在選舉中真有能量了，就會稀釋和瓜分國民兩黨的票源，勢必會被兩黨夾擊，夾擊下的空間有多大，就要看他們的政治組織有多紮實。當年民進黨的新潮流系到工運組織蹲點“鍍金”，以求政治上位的手段，現在怕是不能管用了。
對大陸來説，原本被寄予希望的年輕人，成為反對兩岸交流的“急先鋒”——這個始料未及的障礙，倒可能促進反思：對台工作原來所仰賴的政黨政客和精英交流模式，離現實民生有多遠，為何無力取信、影響年輕人？
如何“寄希望於台灣人民”
1．歷史與現實
1979年元旦，大陸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第一次明確提出：“我們寄希望於台灣一千七百萬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並宣告了和平統一政策。
“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歷史可以追溯更早：光復初期，台灣地下黨組織“省工委”，有大陸“潛伏”來的，也有本省人，有窮苦的客家佃農，小職員，也有台大醫學院裏前途似錦的學生、日據時代最富才華的作家——那個年代，提着腦袋加入共產黨的台灣青年，是相信台灣的出路繫於“做真正的人”的社會主義理想，繫於整體上中國革命的成功。1950年代國民黨以白色恐怖肅清了這樣一脈力量，並以儒家教化、反共監控與教育，以及深入日常生活和音樂、文學的“美援”文化，建立了一個極其保守的現代化意識形態。
1960、1970年代，“左翼青年”正是從這樣一種恐怖和喑啞中破繭而出。左翼思想吸引着那些最熱情的年輕人，哪怕沒有集體和前輩、理論薄弱、弱小到談不上力量，或只能作為一種讓人心存温暖的理想——他們終有成長和組織的空間。文革後期，一批經歷海外保釣運動、認同社會主義實踐的台灣青年，有的悄悄來到大陸；有的回到台灣，在學院、社會運動中各自尋找位置。1972年三個台灣青年許登源、陳妙惠、林盛中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希望將對台方針從“武力解決”改為和平統一；並提出台灣人民在長期反共教育下，對大陸心懷恐懼，應當針對他們做宣傳工作。[10]保釣左翼在美國辦了《台灣人民》、《台灣思潮》等雜誌，島內則有《夏潮》雜誌，挖掘、接續日據時代文學的反殖民精神。此時，出獄的白色恐怖老政治犯陳明忠和一些朋友覺得：“時代在左轉，統一的時機近了”。陳明忠因“策反”知名的黨外人士黃順興而再度入獄。幾年後，黃順興終於輾轉來到大陸，成了一個敢在人民代表大會上“放炮”、反對修建三峽大壩的台灣人民代表。
此時的大陸也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在引進外資與“先進的企業管理經驗”的政策下，台商與台企開始扮演重要角色。2005年連戰來大陸“破冰”之後，“第三次國共合作”一度被熱議。一方面，“寄希望於國民黨”；一方面，胡錦濤説，“堅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但豐產水果季節性採購等惠台措施，“釋放善意到基層”，是以可見的援助和經濟利益贏取民心，而無關乎人民的力量了。
2．與民間力量開展實質合作
“反服貿”曝露了台灣的不安，曝露了社會矛盾的多重層面，曝露了本土民族主義的危險，也曝露了台灣民間社會的力量。代議民主制度下的政府，開放了一定的空間，各種民間組織爭取權益、監督政府，且遍地開花。這是台灣社會的一大特色。如今，學生或畢業生，正越來越多成為民間組織的後備軍。
對大陸來説，是時候重視民間社會的力量了。讓兩岸不只是政商和知識分子，而是包括代表民眾利益的民間組織和勞動者的參與，來構架新的兩岸模式，思考“中國”不只作為文化血緣、也作為並肩勞作的兄弟的意義。
改變精英路線，走真正能深入基層的“羣眾路線”；與台灣的民間組織合作，開展兩岸人民的實質交流——或許能從兩岸共同面臨的現實問題，譬如勞工和環保問題切入。
台灣環保問題出現得早，無論在環保知識的累積、理念的推廣和運動的開展上，都有豐富經驗。大陸也正積極尋求環境的改善方向，在諸如治理霧霾（如2020年全面禁止燃燒石油焦）等方面，推出了先於台灣的環保立法。兩岸如果能就環保議題進行充分的交流，在知識、調查、運作、推廣、教育各方面，都應大有空間。
勞工問題上，大陸一度汲取台灣加工出口業的思維與管理模式，極大地消耗了成本優勢的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如今優勢不再，兩岸工人的處境已漸趨同。而大陸政府開始對資本進行約束，一些保護工人權益的法案，如“欠薪入刑”、“集體協商”等先後出台。這也是兩岸能就勞動保護問題進行交流的基礎。
總之，切實地“寄希望於台灣人民”，開展以人民為主體的交流，或許，能再度打開對兩岸未來的想象。
（本文將於2015年4月刊發在台灣《人間思想》第九期）
【點評】
羅崗（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看了李娜的文章，寫得很好，我也學到許多。有如下幾點回應：
第一，“反服貿”運動，正如你所説，是台灣近些年來社會矛盾的總爆發，在這種爆發面前，你梳理了各種派別和立場的應對和挪用，但唯獨對“左統”立場的羣體語焉不詳，如果説廣義的“左翼”可以成為台灣社會運動的“普遍光譜”，因為從這一立場出發，很容易將大陸和台灣都簡單地視之為某種形態的資本主義，甚至當做是“全球資本主義”的某一部分，從而較為輕易地建立起批判的立場，那麼“左統”立場的羣體，如何保持“左翼”立場（批判資本主義及其變相的壓迫）和“統一立場”（認同現實的而非理念的中國）之間的“同一性”，或者這種“同一性”在“反服貿”發生了深刻的“斷裂”？與此相關，台灣學院中“批判知識分子”如趙剛已經通過一系列文章表明瞭自己對這次運動的批判態度，但本來與趙剛立場相近或類似的學院“批判知識分子”的立場是怎樣的呢？是否保持了和趙剛類似的態度，還是如以“小心民族國家”或者“反思全球化”等時髦而輕巧的論述迴避了其中重大的矛盾與困境；
第二，雖然説學生的“太陽花”運動只是“反服貿”運動的一部分，但是這場運動所激發出來的“世代”問題不容迴避，無論是直面“統獨問題”還是試圖超越“統獨問題”，都必須面臨一個嚴峻的事實：年輕一代幾乎都不認同中國。這種將“中國”從“台灣”論述中排斥出去，然後再將其作為“他者”（中國因素）再召喚回來，這一過程是如何歷史地形成的？是否有破解的可能？
第三，正如你文章準確而深刻地指出，無論是傾聽台灣“基層的聲音”，還是“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假如只是從“經濟主義”的角度，以為只要向台灣進行利益輸送，就能夠贏得民心和民意，那就太幼稚了。“反服貿”所引發的社會反應，恰恰證明了大陸對台工作的盲點和失誤。但問題在於，不僅僅是批評這套做法，而是需要進一步追問，如何才能“深耕基層”、“深入民間”、“深得人心”，目前的做法固然問題多多，但僅靠設想更加規範的“市場經濟”或者更加完善的“社會治理”，是否能夠達到目的，還是很可懷疑的。“羣眾路線”的背後，是20世紀中國革命的一整套歷史經驗與策略，倘若無法將巨大的債務轉化為寶貴的遺產，並將其創造性地挪用為現實的策略，有可能想入基層而不得，這才是真正的困難之所在。
【註釋】
[1] 有關學甲蝨目魚契作初期運作，台灣較為詳細的報導見賴寧寧：《阿共 銀彈 蝨目魚：中國錢進學甲429天內幕紀實》，《商業週刊》1129期，2009年7月。
[2] 參見曾芷筠《新的開始：反服貿（自由貿易協議），青年運動與下個世代的媒體》，2014年3月27日。
[3] 參見黑色島國青年陣線《318青年佔領“立法院” 反對黑箱服貿行動宣言》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
[4] 唐家婕《台灣年輕人為何上街頭》，《財新網》評論2014年3月25日。
[5] 參見苦勞網記者陳逸婷在苦勞網2014年3月21日的報導：《【反服貿】馬未響應 擴大抗爭 號召民眾包圍國民黨部》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7842
[6] 參見2014年3月18日全國關廠工人聯機對服貿聲明：《資方無良 政府無恥 反國民黨強過服貿》，https://www.facebook.com/ShutdownButNotShutup/posts/629364100474058
[7] 參見2014年4月1日賤民解放區的《賤民解放區宣言》，https://zh-cn.facebook.com/notes/賤民解放區/賤民解放區宣言/691268437581421
[8] 參見苦勞網記者孫窮理在苦勞網2014年4月20日的評論：《【出關播種何處萌芽】系列之二 自由貿易的東軍與西軍》，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8277
[9] 參見範世平《公民運動時代 北京對台新挑戰》，《聯合報》2014年3月31日。
[10] 參見鄭鴻生《解嚴之前的海外台灣左派初探》，《亞洲人間思想》，2012年第1期。台灣：人間出版社。及林盛中《與＜告台灣同胞書＞共成長》，《人民日報》2009年1月28日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