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反服貿學生何去何從？

【去年3月18日，台灣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等民間團體和學生突破警力，佔領“立法院”，抗議《兩岸服貿協議》，由此引爆持續將近一月的“太陽花學運”。時光流轉，“太陽花學運”已經過去一年，這一年裏，台灣經歷了“九合一選舉”，經濟持續低位徘徊，年輕人依舊前途迷茫。當初轟轟烈烈的抗議活動早已歸於平靜，台灣卻在“小確幸”裏安然度日。時隔一年，曾經的運動到底給台灣帶來了什麼影響，又將把台灣引向何處？在3·18學運一週年之際，觀察者網特此策劃專題“太陽花一週年”，以饗讀者。】

一年前佔領台北公署的大學生何去何從？當年反黑箱作業是個堂皇的理由，但多年來對美軍購恐怕是個更大的黑箱，它對台灣的經濟耗損相比於和大陸的服貿收益，明顯值得更大的反應，卻為何無聲無息？美國牛豬進口對人體健康、對台灣農户的危害，為何不見同一批大學生要求正義的行動？日本長年對台的貿易不平衡，獨利大買辦資本家的現實，為何不見同一批大學生要求正義的行動？是無知？還是無品？答案不在性騷慣犯以及為性騷慣犯辯飾的學運領頭身上。

兩岸服貿協議是個讓利台灣的不對等機制，常被台灣不少政學媒解釋為“以商逼政”、“以經促統”。或許，馬雲和雷軍來幫台灣青年創業找出路，也是島上政學媒眼中的統戰陰謀。把一切問題往“親中反中”的系譜上推，就可以輕鬆起到政治動員的效果，這是看準當代台灣青年的認知短板。台灣教改20年，也是“去中國化”教育20年，島上受眾被抽空後的主體性不是由代表大眾利益的階級或團體來取代，而是由新興的買辦和皇民資產階級引入美日流行的價值觀來填補認同真空，所謂“公民不服從”與“小確幸”即為其例。

反服貿學生何去何從？

公民主義被引進台灣，以取代民族主義操作，是上世紀90年代的事。那時北京堅決打擊台灣“民族主義建國論”，高舉“台獨建國”的彭明敏“大選”慘敗，日後陳水扁為圖寶座而喊出“新中間路線”。在民族主義的高地上，虛構的台灣民族論徹底崩潰。同時，長年充當美日代工基地而欠缺產業結構升級基礎的台灣，又因為政爭加劇、投資環境惡化、生產成本增高，而迫使大中小企業紛紛遷廠到改革開放如火如荼的大陸地區，中國經濟圈的形成已是無可逆擋之勢。這引起島上台獨的精神恐慌，失卻分離主義經濟條件的台獨政學媒，唯有拉起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的公民主義帷幕來隱身。去年學運的絕大多數成員，恰恰是成長於這帷幕下的世代。

與西方新自由主義civil society相關的概念如市民、文明、社團等，混雜附會成台灣政學媒指稱的“公民社會”。上世紀90年代以前依附在世界分工體系下的輕工業和消費文化，則是台式“公民社會”的經濟背景。正因此，所謂台式公民其實是局部的個人主義市民階層，去年學運所以充斥無知兩岸服貿內容的媽寶，而不是與兩岸服貿更切身相關的廣大勞動階層來積極參與，即為證明。至於以居高臨下之姿鄙視後來居上者，支撐自己失卻物質條件的心理優越，並藉以凝聚“公民身分”的羣體認同和區隔異己團體，則是他們選擇的文明模式。例如泛指大陸人如廁不關門、“茶葉蛋教授”、“童子尿媒體”等現象。

但台式公民宣稱代表“台灣人民”意志的同時，卻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從心理上否認“親中”台人的公民身分。而公民主義既是特定政學媒引為對抗一箇中國而強加比附的進口概念，他們的排他性自然對“殖民高級論”失能，這又反證台式公民的主體虛妄──沒有相應經濟基礎的認同建築，原就是少數人政治動員的想象共同體。因此，像“勿忘歷史”之類可能拂逆他們認同體的聲音，也成了公民不服從的箭靶；與仇共反中相伴相生的拜美親日威權意識形態，反而是他們拳拳服膺的歷史承載。這種情形，還具體表現在他們反對中學課綱微調的行動上，理由仍是單薄的程序黑箱，而不是辨別或刻意忽視去殖民化的內容實質。

按説被現代訊息科技輕易集結起來的學運世代，若是處在信息平衡而開放的環境，理應“兼聽則明”。但事實不然，去年的學運讓人看到表面新潮、激情、個性化的言行之下，脱離社會實際的自以為義。他們或許不乏羣體關懷，但更多的是個人權利受害恐懼的同質性反射。似乎寬容他們與聽從他們，才是他們理想的公民社會圖景，儘管現實的國際格局和生存環境不如他們的想象。這反映的是除了中學以前的教育影響之外，還有人為的視聽環境保守、片面甚至反動。去年學運退場後，為台生赴陸就學服務達10餘年的“夏潮聯合會”突遭檢調單位以違反《兩區條例》起訴，或許是一個佐證。全台赴歐美加日就學的代辦中心都受到詳盡規範，唯獨對台生就讀大陸高校的業務沒有整體政策，這仍是台北對採認大陸學歷保守心態的餘緒。而諷刺的是，台北計劃未來5年內將裁撤島上超過1/3的大學院校。

我曾和一位參與去年學運的研究生聊過，他的訴求或者説理念只有簡單的“土生土長…”幾個字。我反問他這裏誰不是土生土長？誰不愛台灣？問題在於自己的方式是愛台灣？還是害了台灣？他陷入沉思狀，沒有正面回答。我們換個話題以後，他提到對未來就業方向的憂慮與迷茫，甚至説不排斥到大陸工作。其實多數參與或認同去年學運的台生和他差不多，關心的只是“小確幸”幻滅，裝上“公民”引擎就能驅動他們義正詞嚴地佔地發聲，但內容禁不住推敲，例如“自己的國家自己救”或者“2300萬人決定論”等。陸生在台的用功與知能表現，讓多數台生驚奇；而被教改抽離中國主體性的多數台生，又有什麼知能上的優勢去內地就業？現實是，大陸優惠台商與台生貫穿整個台灣教育“去中國化”的歷史，至今仍是歷歷在目的政策，與台灣對陸商和陸生的態度形成反比。“公民”民主主義也好，“公民”民族主義也罷，如果真那麼管用，還怕“統戰陰謀”嗎？

政治動員可以體現一個社會的活力，但也必須受到社會條件和標準的檢測。如果學運的影響只是一時勝選和政黨輪替，只是台灣經濟和民生水平的進一步滑落，只是暴露思想上對美日全球戰略的依附性，那麼台灣社會的性質就沒超過政經文教代工基地的時代，甚而是更加保守倒退。反之，如果這場學運辯證地種下台灣政經文教改革開放的基因，刺激台人重新認識被人為遺忘的中國史地和自宮多年的中國主體性，那麼台灣社會就自證還有超越當前政治操作的價值與信念，引領自己朝向進步發展，而去年學運則成為這種發展的起點。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學運若是“恃寵而驕”的產物，那麼它又是考驗北京“以大事小”的一道題目。考量該考量的，堅持該堅持的，集中表現在習總書記的對台四個堅定不移講話。既做最好的打算，也有最壞的準備，怎麼看都比搞不定“九二共識”的亂局服人。習總書記令人印象特別深刻的兩句話是：“小康不小康，關鍵在老鄉。”堅定不移為兩岸同胞謀福祉，要到位至鄉民，才能爭取民心。公民不如鄉民，在台灣的民主解釋裏，公民運動隸屬於反對運動才具有正當性。這就決定和平發展道路和共同政治基礎的關鍵在老鄉，不在空洞的小確幸公民。

其實去年學運的多數成員想法簡單，除了少數領頭是特定政黨的順民之外，大多不願成為寄生在街頭與鏡頭前的公民而已。他們要的只是安居樂業和一分希望，這也是不分兩岸每個鄉民的願望。滿足這看似簡單的心願，是成就攜手實現民族復興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