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20年：與當事者一同看恐怖主義與日本社會-冀浩然

造成13人死亡，3000餘人受傷的東京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將在今年3月20日迎來20週年祭。從1月16日開始，作為沙林毒氣事件最後一位未受審的犯人——逃亡長達十餘年的前“奧姆真理教”骨幹成員高橋克也，也被送上東京地方法院，接受遲來的審判。

東京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是冷戰之後第一起在特大城市內針對普通民眾，利用公共交通工具進行的恐怖襲擊。在東京這場悲劇十年之後，倫敦公共交通系統也在2005年夏季遭到連環炸彈恐怖襲擊。東京、紐約、馬德里、倫敦、孟買、昆明……放眼全球，在冷戰結束之後，世界各個大城市裏已發生數十起針對公共交通系統的恐怖襲擊，公共交通工具正成為襲擊的重點目標。幾十天之前發生的日本人質事件，也給我們拋來了更多關於恐怖主義的思考。

20年來，受害者對東京沙林毒氣事件還有哪些感受？日本社會對邪教乃至恐怖主義的態度又如何？毒氣事情過去20年後，在多方幫助下，筆者聯繫到了一些受害者，希望通過了解這些人的經歷，來回答東京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留給當下最重要的問題。（本文出現的倖存者姓名均為化名）

2012年6月15日，在日本東京，奧姆真理教最後一名被通緝的嫌犯高橋克也被押送至警察局。

“向前努力地活着吧”

1995年3月20日早晨，淺見比佐子和丈夫淺見裕行一同乘坐東京營團地下鐵日比谷線上班，在列車經過秋葉原車站的時候，她聞到了車廂裏的異味。

那就是“奧姆真理教”信徒林泰男帶來的沙林毒氣的氣味。林泰男攜帶的包裹由於被扎的洞最多，所以毒氣釋放的速度最快。在5個攻擊方向上，林泰男所處車廂最先開始有乘客感到不適。

起初，列車上的乘客僅僅是覺得不舒服，並沒有人按下報警按鈕。列車也開始向下一站人形町前進。“我感覺頭暈，而且鼻子也很難受”，比佐子夫人覺得車廂裏可能有危險，就通知自己的丈夫。於是淺見夫婦決定在人形町車站下車。可是等到列車抵達人形町的時候，夫婦二人均已出現沙林毒氣的嚴重中毒反應。

“我感覺車廂裏的燈都好像關上了一樣，兩眼一片漆黑”，淺見先生描述了他當時的感覺，這是由於沙林毒氣的影響導致瞳孔縮小後的反應。夫婦二人在列車抵達人形町車站停穩開門後，踉踉蹌蹌地走到月台上，之後便癱坐在站台的座椅上暈了過去。

“我並不知道之後怎麼樣了，等我再醒過來的時候，已經躺在病牀上面。”淺見先生對於現場的處置一直抱有不滿，“我覺得我還沒完全暈過去的時候，似乎是聞到了站務員或者列車員身上沾到的沙林的味道”。

儘管淺見先生表達了不滿，但實際上很難要求當時的站務員對此能有應對手段——“毒氣”對於1995年的日本來説，是50多年前戰爭時代的詞語，只在歷史和化學課本上有所耳聞。到底發生了什麼，站務員、列車員、急救隊員一頭霧水。沒有任何預案，也沒有任處置的經驗。東京的消防、急救系統在1995年3月20日的早上雖然有序地進行着病人的接入工作，但是除了給他們進行輸氧之外毫無辦法——因為沒人知道這些可憐的乘客“得了什麼病”。

1995年3月，日本警方和醫務人員將一名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中的中毒者抬上急救車。

從1995年起，比佐子夫人一直飽受着沙林毒氣的煎熬——她的眼睛留下了後遺症。每當她因為眼部不適就醫的時候，醫院方面只能回答她，“這是因為你年紀大了”。比佐子夫人只能慢慢接受了這個説法。“向前努力的活着吧。如果把一切原因都歸咎到他們身上，沒完沒了地討求不可能的賠償，我們還怎麼正常地生活？”

“像面對死亡一樣的恐怖”

淺見夫婦下車之後，站務員和列車員依然沒有察覺到事情的嚴重性，列車仍然繼續前行。林泰男釋放的沙林毒氣仍在車廂肆虐。在列車抵達八丁堀車站後，一名普通的公司職員，時年30歲的高橋和之登上了這趟列車。

高橋清楚地記得當時的場景，“車廂裏（我）邊上的人，面色都十分可怕，鼻涕和眼淚止不住地流淌。有一部分人昏倒了，癱坐在地上。我覺得情況十分不妙。”在列車抵達築地車站後，車廂裏還沒有昏迷的乘客開始向門口移動，準備逃離這班列車。但不幸的是，多數人沒有逃過這一劫。列車打開車門後，更可怕的場景出現在高橋和之的眼裏，“幾十人在走出車廂後就昏倒在了地上，我當時嚇壞了，立馬從座椅上站了起來，踉踉蹌蹌地往外跑”。高橋和之也受到了沙林毒氣的侵襲，“（跑着跑着）就覺得喘氣十分困難，鼻涕眼淚什麼的都流出來了”“但是我覺得我不能倒在車站裏面，就更加努力地跑”。終於，高橋和之連滾帶爬地逃離了車站，昏倒在車站的地面出入口樓梯上。

在醫院醒來時，高橋和之還沒有完全擺脱沙林毒氣的侵襲，看到自己身體上被插着各種管子，回想起剛才的恐怖場面，“感覺就像在面對死亡”。康復之後的高橋和之，對於築地車站產生了巨大的心理陰影，每每想到這個車站，他就會想起那恐怖的場面和毒氣侵襲帶來的恐怖體感。這些回憶與感覺讓他多年都不敢靠近這個車站，出行時也通過換乘等手段繞開。直到2010年，45歲的他才在心理健康指導人士的幫助下來到築地車站，經過數個小時的努力，他在那裏睜開了緊閉的雙眼。“直到那時候，我才覺得，‘啊，總算擺脱了困擾’”。

作為毒氣事件中最後一位被審判的被告人，前“奧姆真理教”信徒高橋克也説了這樣的話——“（在逃跑過程中）我多次想，把‘末日裁判’提前降臨給普通人，用這種手法懲罰世界究竟好不好？”

“我知道有不少的人面臨着和我一樣的問題與困擾，這都是那些瘋子害的。我整整受了15年的折磨！沒有什麼比恐怖主義更恐怖的東西了，絕對沒有！”在最後，高橋和之斬釘截鐵地説。

“不再是被害者，而是體驗者”

在另一條被襲擊的線路——東京營團地下鐵千代田線的霞關車站，裝滿毒氣的報紙包被車站站務員高橋一正踢到了站台上。該站的另一名站務員豐田利明，用未加保護的雙手將散發沙林毒氣的報紙包裝進了塑料袋中，並把它轉移離開了站台。“當時我拿起了這個報紙包晃了晃，聽到裏面有‘撲哧撲哧’的聲音，我害怕這是爆炸物，覺得這個東西不能留在站台上”。過程中，紙包裏面的塑料袋又被高橋弄出了一個口子，液態沙林噴在了高橋的褲子上和豐田的手上，而豐田隨手把這液體塗抹在襯衫上。

這是2005年3月20日，在日本東京地鐵霞關站，地鐵工作人員為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中的遇難者默哀，以示悼念。當天是這一事件10週年的紀念日。

豐田利明迅速返回車站辦公室，希望在記錄完工作日誌後就通報警方來處理這個報紙包。就在這個時候，他開始有了沙林毒氣的中毒反應，並且由於雙手和襯衫上都有沙林液體的殘留，中毒程度快速加重。意識逐漸模糊的豐田根本拿不動手中的筆。這時候，“我看見了他（指高橋一正）就在站台上暈倒了，他當時離我不到3米，滿嘴都是白沫”。豐田還想向前詢問這是怎麼回事，可是他沒有站起來，幾秒鐘之後，他也暈倒了，喪失了意識。不過幸運的是，豐田只用了幾個小時就在醫院裏甦醒過來了。

而同樣被沙林“包圍”的高橋一正卻用了將近一週的時間，才從死神手裏奪回自己的生命。不幸的是，高橋一正也一樣飽受着後遺症的折磨。

對於自己沒有死這件事，“我就想，‘我為什麼活下來了？’、‘我之後的人生應該怎麼做才好？’，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這兩個問題一直困擾着我。”

高橋人生的轉機，是事件發生18年後的2013年。那一年，68歲的高橋一正，在高中同學的同窗會上，面對着200餘人，講述了事件中自己的經歷與感受，台下聽眾在他講完之後，對他報以熱烈的掌聲。“就在那一瞬，我覺得之前十幾年的陰鬱一掃而光。如果‘被害者意識’還是我思維感受的主流，我覺得我永遠也不能向前看，當我以‘體驗者’來去看待這個事件，我覺得我立刻就跨越了相當多的心理障礙。我不再是被害者，而是體驗者”，“十幾年過去了，‘被害者’的心理障礙再不克服，我覺得人生就要荒廢了。”

二十年的時光，留下了什麼？

3000餘名死傷者中，相當多的倖存者將在餘生中被後遺症和心理障礙困擾。這是恐怖主義襲擊帶來的可怕後果。與此同理，在美國“9·11”事件之後，相當數量的遺屬連世貿大廈雙子塔倒塌的畫面都不敢觀看，嚴重者甚至對雙塔建築都存在着嚴重的心理障礙。這些人中，一部分人通過合理的治療和康復手段，成功跨越了心理障礙，但是恐怖襲擊事件本身將永遠成為他們一段痛苦的記憶存檔。

對於記憶的不同解讀，使得這些人對待邪教與恐怖主義的態度有了分歧，這也代表了日本社會內部的混亂狀況。但是強調“一致性”的日本，對於邪教和恐怖主義又有着相似的整體態度。

邪教在1995年之後成為了日本國家安全部門嚴厲打擊的對象，直到現在，教義較為偏激的宗教團體都是日本各地警察系統着重關注的“潛在犯罪羣體”。因而對於偏離主流宗教教義的宗教團體，日本雖然有着法律保護的“宗教自由”，但暗地裏也施加打壓。進入21世紀，這一政策更是覆蓋到了具有海外背景的宗教團體上。法輪功、伊斯蘭教瓦哈比教派等等存在巨大爭議的邪教或宗教團體都被嚴加看管。這些邪教或宗教團體散發廣告、報紙的行為也常常被街頭警察勸阻。“奧姆真理教”的恐怖回憶使得日本社會對於本國新興宗教保持着長期性的排斥態度，宗教團體的登記人數在1995年之後暴跌，直到2009年以來才開始有小幅回升。

這是1999年11月18日，參加日本國會眾議院全體會議的議員們起立贊成通過有關打擊日本邪教組織奧姆真理教的兩個法案的資料照片。

“奧姆真理教”在日本的傳播，恰恰是藉由日本社會人心混亂和信仰缺失的“後泡沫經濟”時代才得以成功。1991年泡沫經濟幻滅後，很多日本人在股票、房地產、收藏等虛體經濟市場中“一夜回到解放前”。經濟的崩潰帶來的是對傳統個人價值觀的不信任，而伴隨着這種現象社會化，日本社會在1991-1993年均保持着“信仰渴求”的狀況，新登記的宗教團體數量呈幾何式增長。一些教義激進的宗教團體更容易聚集起一批對社會現實絕望的“失意者”。

與此相似的是，1990年代面臨着嚴重經濟問題的其他一些國家與地區，一樣是“氣功”團體、激進宗教團體和邪教團體傳播猖獗的地區。而日本社會在沙林毒氣案之後，面對着經濟狀況與邪教、恐怖主義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也認為經濟情況的改善有利於國家安全環境的水平提高，在國家經濟增長陷入整體停滯時，改善國民經濟狀況和生活滿意度是更加重要的事情。所以在1997年後，原本在發達國家中社保水平處於中等水平的日本才努力改善社會保障體系，僅用了幾年時間就將社保水平提高到了發達國家中的較高水平。日本當下，宗教團體短時期內是難以具備轉變為恐怖組織的能力了。

對待恐怖主義，日本社會盡管長期強調“打擊”，但也只是維持在泛泛的口號上。沙林毒氣案的發生使得之後十幾年中，日本社會對於恐怖主義抱有一種略帶悲觀的態度——“我可能根本猜不到什麼樣的襲擊會發生，所以我乾脆努力讓社會成員不去接觸可能有恐怖主義存在的地域或者事物”。日本伊斯蘭世界問題研究領域的規模、每年前往中東地區的人次在1995年後和80年代相比都有了一定程度的縮小與減少。

但是針對“如何打擊恐怖主義”，社會分歧就凸顯出來了。日本政府在這20年中，強調的是“剷除國內恐怖主義可能滋生的土壤，協助世界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對於這個政策，日本國際關係和反恐問題研究者中持強硬立場的人士認為，這是“日本放棄國際反恐責任的行為”，是“妄想把恐怖主義堵在日本之外的無用功”。2005年，日本部分學者就提出了“不主動出擊，日本所遭受的恐怖主義威脅就會越來越大”。而在今年人質遭到殺害事件之後，這個觀點更是席捲全日本。

哪裏有反對，哪兒就會有支持。有人強調日本面臨的國際恐怖主義威脅是“被誇大的”，“一部分人只是想利用恐怖主義作為幌子，為其他政治行為找到法理正確的依據”。東京地鐵沙林毒氣案的多數受害者及其關連人士，仍然在強調日本社會內部的恐怖主義滋生土壤才更可怕。“國際恐怖主義是斬不斷的，總會有信徒把恐怖主義帶進日本，與日本社會內部矛盾合二為一，最後釀成新一輪大禍。”這是一位來自明治大學研究日本社會學者觀點，也是這一部分人的典型態度。對於日本直接介入對抗國際恐怖主義的熱衝突，他們認為日本既不具備這個能力，也不符合本國定位。這一派的觀點目前對於日本的反恐決策影響深遠。

二十年的時光，留下的東西除了恐怖襲擊記憶本身，更多的是日本社會對於事件背景及其影響的思考。在經濟發展停滯的大背景下，日本對於邪教，對於可能越來越大的恐怖主義威脅又能有多大的防範能力？筆者對此不持樂觀態度。近幾年來日本經濟停滯，老齡化形勢加劇，社會主流思想愈發“灰暗化”，多數日本人不得不承認，越來越感受到了“生活帶來的壓力”。

筆者恰恰認為，這種潛在的厭世可能，會變成日本社會的下一個炸藥包。

這是1999年8月8日，人們在日本大田原市舉行示威遊行，要求政府驅逐聚集在這裏一家客棧的部分奧姆真理教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