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明偉：“中國因素”與美國標準

【去年3月18日，台灣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等民間團體和學生突破警力，佔領“立法院”，抗議《兩岸服貿協議》，由此引爆持續將近一月的“太陽花學運”。時光流轉，“太陽花學運”已經過去一年，這一年裏，台灣經歷了“九合一選舉”，經濟持續低位徘徊，年輕人依舊前途迷茫。當初轟轟烈烈的抗議活動早已歸於平靜，台灣卻在“小確幸”裏安然度日。時隔一年，曾經的運動到底給台灣帶來了什麼影響，又將把台灣引向何處？在3·18學運一週年之際，觀察者網特此策劃專題“太陽花一週年”，以饗讀者。】

3月18日太陽花學運一週年之際，觀察者網刊發了中國社科院李娜老師的文章《台南蝨目魚在大陸怎麼了？》，讀過之後，我感受到作者的焦慮和熱切的追問，這急切的焦慮根源於兩岸關係發展的不確定感，或者説來自兩岸關係如何改善的困惑。

超越藍綠政治的想象與契機

長久以來，中共在處理兩岸關係時都以國民黨為主要交涉合作對象，可説是寄希望於國民黨，偏偏在國民黨重新掌握政權期間，台灣人民，特別是自認為代表人民和自由的台灣媒體，對大陸的好感並未明顯增加。台灣民意厭棄老大顢頇的國民黨政權，並未寄希望於大陸，反而將國民黨與中共視為同夥，而將兩岸合作戲稱為“再一次的國共合作”。

但同時，台灣民意卻也不見得必然寄希望於民進黨，兩黨表面上在兩岸關係的立場截然對立，但在多數選民心中，藍綠政治人物其實是一丘之貉，民進黨人並不見得比國民黨人手腳更乾淨、更有理想抱負，“政治人物”一詞差不多和黑心食品一樣令人厭棄，民意代表往往不代表中下階層的民意。

多年來藍綠兩黨一面惡鬥爭權，一面聯手綁架台灣民意，齊心為財團服務、為特權護航，這種負面形象已普遍深入人心。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去年的“反黑箱服貿運動”一事，運動爆發時，網絡廣泛流傳的懶人包將複雜的兩岸服務貿易協定化約為圖利大財團、損害台灣中小型服務業，而普通人民從中沾不到什麼好處。青年佔領“立法院”、癱瘓議事運作，起初是對兩黨“立法委員”的否定（可惜後來運動的訴求並未朝這方向發展，檢討代議制的侷限和“立委”問政的機制），運動期間參與者極力維護自身“清純的”、“公正的”的民間形象，特別標舉人民路線、超黨派立場、拒絕任何政黨人士介入（當然一些受媒體寵愛的運動領袖私下如何和政黨人士暗通款曲又另當別論）。儘管這次社會運動內部紛擾不少，但若是正面看待這次運動，參與者表達一種強烈而鮮明的訴求，希望民意擺脱藍綠兩黨綁架，希望代議制能有效傳達民意。這種超越藍綠的政治傾向應該更值得注意，可以説是未來希望之所在。

柯文哲

還有另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政治素人柯文哲成為台北市長候選人，這位素人本業是台大醫學院的教授、醫生，從未有參政、擔任公職的經驗，但他的民意支持度卻遠勝另一位有意角逐的民進黨人。在民進黨“禮讓”台大醫學院教授柯P參選台北市長後，他的競選策略主打推倒藍綠高牆的口號，且在勝選之後，致力於淡化黨派色彩，甚而排斥兩黨勢力介入。他在受訪時曾説：台灣的政壇需要有一位敢説出國王沒有穿衣服的小孩，而他就想扮演這樣的角色。

總之，在今年3月運動和11月的“地方選舉”之後，超越兩黨政治的第三種政治路線看起來有了實踐和檢驗的機會，巧合的是，伴隨超越藍綠口號的正是“為人民”的訴求。網絡世代的青年眼見現實無望，於是有了打破現狀的嘗試與反抗，將希望寄託於未來的第三種路線，這或是一個改變台灣社會現狀、煥發社會活力的契機，也或者只是一種浪漫的想象。

“中國因素”與美國標準

從三月運動到最近的地方“選舉”，所謂“中國因素”的效應都在其中發酵，“中國因素”這一新詞其實並沒有確切的定義和內涵，大概是從英文的政治學論文裏翻譯過來，不知從何時開始在台灣媒體和學術界流行。現在媒體上流行的“中國因素”主要大概是指“中國”勢力透過種種途徑滲透、介入和威脅台灣社會。我個人感受較明顯的例子是在中國大陸發跡的旺旺集團收購台灣重要的平面媒體《中國時報》，之後旺旺集團的紅頂商人開始介入操縱《中國時報》的輿論，成了獨派人士批評“中國因素”的代表性反面教材（台灣許多其他媒體背後是否早有其他某某國因素的介入則從來沒有被仔細審視與批判）。這次服貿的另一爭議焦點是“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疑慮，長久以來的恐共心理又再度升温發酵。無論中共官方鄭重表示如何對台灣方面讓利讓步，一涉及兩岸事務，台灣的媒體輿論只就愛台灣的立場與否而論，理性驟然失靈，不再冷靜地明辨是非和真偽。（媒體惡質化也是一大問題，各大媒體的報導競相蘋果化、戲劇化，記者言論煽情聳動，彷彿不必為報導負任何責任。）

這篇文章所談及的收購南部蝨目魚一事，在某些神經過敏的人來看也算是一種“中國因素”，我先前耳聞大陸優惠收購台灣南部的農漁業產品，不過對這過程中的細節和內幕並不清楚，除了《中國時報》，願意反映大陸這種善意的新聞報導並不多，況且任何善意總能被解釋為敵意，而將民怨最深的物價上漲之罪通通歸咎在“阿共仔”頭上（如蝨目魚的價格，台灣的物價這些年的確上漲許多，但用東亞主要城市的物價水平來衡量，台北物價遠低於東京、首爾、香港等，最近到過上海、北京的人都容易感受到，上海、北京的物價其實也和台北不相上下，甚至都超過台北，但因為近年台灣受薪階層的工資薪水無法相應調漲，導致民怨沸騰）。

這種“攏是阿共啊害”的邏輯可以廣泛運用在任何新聞事件上，哪怕只要能和大陸沾上一點點邊，都能牽扯出這個做為前提也做為預設的結論。

最後再説一個“中國因素”吧。去年大貓熊寶寶圓仔在台北動物園出生掀起了一陣熱潮，這隻惹人憐愛的小動物從出生開始就成了藍綠各大媒體的寵兒，人氣指數爆表（絕對超過當時許多政治明星），這隻小動物的一舉一動用中文的“可愛”已不足以形容，各大媒體廣泛用當前流行的日文詞“萌”來稱呼圓仔為“萌主”。大貓熊寶寶圓仔成了台北動物園裏最受歡迎的明星，長期佔據版面讓人眼紅，據説民進黨執政的高雄市也想跟進，有意在高雄動物園養幾隻“中國因素”。

我對“中國因素”在近年發酵有另一種解釋，“中國因素”反映了“中國”開始在台灣人心理展現其存在感，因為痛感而產生了存在感。大陸以往被富裕高傲的台灣人所輕視，大陸人的地位與菲律賓、越南、印尼人相距不遠，這幾年開放大陸旅遊團、自由行之後，出手豪邁的陸客讓台灣人真切感受到大國崛起的力量，也張開眼看見大陸巨大無比的存在。其實“中國因素”長久存在，對“中國因素”之所以變得敏感恰恰反映出台灣社會自身在長期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受薪階層收入不漲反跌的困境（根據最近“主計處”公佈的數據，有四成的台灣人月薪低於台幣三萬元，這樣的收入在都會區僅能勉強過活），“中國因素”成了台灣社會自身的自卑感與危機感的怨氣出口。現在大陸經濟崛起，台灣人開始豔羨嫉妒有錢的大陸人，甚至經常酸溜溜地批評那些出手闊綽的大陸旅客言行舉止沒有修養。經濟富裕的優勢不再之後，現在台灣媒體流行的是所謂精神上的文明優越、制度上的民主優越論，這成了面對大陸崛起的新法寶。

當然“中國因素”論者也容易受到質疑，凡事必稱“中國因素”的人經常被質疑怎麼不談談冷戰時期以來“美國因素”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如服貿協議一旦牽涉到兩岸關係就受到嚴重關切，而先前台灣和美國已簽署的自由貿易協議則沒有引起多少風波。很明顯的，“美國因素”從未被“自由”的媒體和學術界仔細檢驗，因為整個台灣社會早已習慣“美國因素”無所不在的滲透，“美國因素”在台灣人成長過程中、從小學到大學的各級教育中潛移默化為“美國標準”，深入人們的日常言行而難以察覺其存在。打個比方來説，祥林嫂原本不知道嫁了兩個丈夫是有罪的，在魯鎮待久了又經柳媽一説，就相信人死後要下地獄見閻王，為了贖罪得到廟裏捐門檻。魯迅寫祥林嫂的悲劇不僅寫出了魯鎮的吃人禮教對祥林嫂的壓迫，更觸目驚心的是寫出了祥林嫂將吃人禮教內化，毫不懷疑地相信自己有罪，不這樣的話，她將受到魯鎮社會排擠，無法在魯鎮立足。長久在台灣受教育、受自由媒體薰陶的人，若不將“美國標準”內化成為判斷一切的準則，他將成為受人排擠的異類，很難在台灣社會立足。

民歌手楊祖珺回顧1970年代末她參與反國民黨的黨外運動經驗時，説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台獨”的施明德與“美國”有關，這是能夠理解的。為什麼連“統左”的《夏潮》都出現“美國那邊説……”呢？“美國”到底是誰呢？[1]

無所不在的“美國”讓楊祖珺這個世代的人感到困惑，更何況是受本位主義台灣史論述教育的太陽花世代呢？這一代學運青年絕少聽過楊祖珺這號人物，更無感於楊祖珺這一代人所親身經歷過的統獨運動分合，很難體會到十九世紀末以來殖民地台灣歷史發展的荒唐與離奇。然而黨外運動也不過是三十多年前的事，1980年代以來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美國因素”從未成為問題而浮出枱面，太陽花世代的青年總是迴避掉或是忘了美國在兩岸之間至關重要的地位，想到要告御狀時，才記起要到華盛頓白宮上訪，請求奧巴馬説幾句話主持正義。在這次運動過程中，追求“島國獨立”的青年在華盛頓向宗主國乞憐的奴態，最讓我感到心痛。沒有美國就沒有“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尷尬的歷史與現實，什麼時候才能被認真看待呢？

重省“統獨”的理想

“中華民國”一詞快要消滅了，在兩岸各自表述的台灣論述下，分進合擊，恰巧合力消滅“中華民國”，然而套用某位大學者的話，沒有“中華民國”哪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中華民國”哪來台灣？最荒唐的是，中共在國際外交場合所排斥的“中華民國國旗”，這些年竟然成了愛台灣、表忠心的象徵了，“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的真理果然再次被驗證了。然而現在“中華民國”幾乎要被整個台灣社會，尤其是青年世代所遺忘了。近來我越加意識到需要正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議題，無論是中共完全否定“中華民國”的存在或台灣官方和本土論述共同以台灣替代“中華民國”的説詞，都不是嚴肅面對歷史的態度、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我以為重新反省兩岸關係、調整彼此互動的方式，必須認真嚴肅看待“中華民國”這個勾連兩岸歷史與美中台三邊關係的現實。

1949年兩岸分裂後，海峽兩邊長期處於軍事對峙，相互叫囂，一邊要“反攻大陸”、一邊要“解放台灣”，在我就讀的小學圍牆上藍底白字漆着“反共復國”的大字，學校附近的工廠圍牆更長更高，以更大的字體漆着“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標語。這些標語現在幾乎已經消失匿跡了，塗抹在圍牆上則是小學生稚氣活潑、歪歪扭扭的畫作，教育大家要做好垃圾分類、保護環境愛地球的口號。

回想那個充滿標語口號的年代，我突然想到1950年代毛澤東高喊“一定要解放台灣”時的慷慨激昂，而進入後革命時代的中共要以什麼主義來完成統一大業呢？從台灣方面來看，絕大多數人對於兩岸統一的“理想”是毫無認識的，統一的“理想”是否真能“解放”台灣升斗小民於水深火熱之中？除了血濃於水同胞情感、完成民族統一大業的使命這些熟爛的口號之外，用以統一兩岸的主義和理想需要更為具體有力的論述來闡釋、宣傳，不然如何和深入台灣人民骨髓的“美國標準”競爭抗衡呢？令人憂慮的反倒是：倘若美國標準還要稱霸世界五十年，兩岸只能被整合在全球化的經貿架構中，而非統一在更高遠的理想之中。

1970年代末台灣島上黨外運動的統一派和獨立派衝突還未浮出枱面，楊祖珺回憶説：

對於中國國民黨而言，沒有想到他們始終用“共匪、叛亂分子、台獨”是“三合一敵人”的宣傳，來羅織政治異議人士的罪名。1978年的“選舉”中，主張“中國統一”與“台灣獨立”的“叛亂分子”們，居然聯合競選，而且全省串連，……[2]

曾經“共匪”和“台獨”分子一度是同夥的，都是“叛國民黨亂”的分子。如今這老大的國民黨聲勢已經明顯式微，失去了權力的代表性，不少人擔心兩岸關係是否會發展停滯或倒退呢？“選舉”話題一過，民進黨看似大獲全勝，但“選舉”的激情消退後，經濟民生的問題總是得審慎務實面對的，除非要自絕於世界經貿體系之外，否則無論如何是繞不過“中國”和兩岸關係的。

兩岸的交流已是大勢所趨，將繼續熱絡發展，不會因此而中斷。不過隨着交流層面的日漸廣泛，交流的模式也需要調整讓彼此的認識得以深化。中共要如何與國民黨以外的政治勢力和進步的民間團體建立聯繫呢？本文作者懇切地呼籲：

對大陸來説，是時候重視民間社會的力量了。讓兩岸不只是政商和知識分子，而是包括代表底層人利益的民間組織和普通勞動者的參與，來構架新的兩岸模式，思考“中國”不只作為文化血緣、也作為並肩勞作的兄弟的意義。

兩岸交流的重點應該由政黨轉移到民間社會，應該再度重視社會主義的平等理想、強調人情交流的價值。首要之務還在化解冷戰對峙的後遺症，為共同追求某種道義的理想而更為深入認識彼此，為尋求某種道義的理想而日趨接近。

【註釋】

[1] 楊祖珺：《回見未來的希望——“保衞釣魚台”運動之後的活力扣連》，收錄在謝小芹、劉容生、王智明主編《啓蒙˙狂飆˙反思——保釣運動四十年》（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15。

[2] 楊祖珺：《回見未來的希望——“保衞釣魚台”運動之後的活力扣連》，收錄在謝小芹、劉容生、王智明主編《啓蒙˙狂飆˙反思——保釣運動四十年》（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