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言：加入亞投行，日本誰説了算？

風雲突變。

G7中，英國決定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時，日本輿論還相當強硬，以十分看不起的語調，簡單地做了報道，並批評英國“只重視經濟利益”。等德國、法國、意大利都決定參加後，日本各大新聞齊刷刷的標題是“美國財長：對中國主導的亞投行表示擔心”。打開仔細一看，內容卻是德法意的最新動態。只看標題，讀者們還以為G7其他國家參加亞投行，十有八九會黃。

最右翼的《產經新聞》在18日還特意發了社論，語言措辭與官方長官菅義偉沒有什麼不同，顯示出日本絕對不會參加亞投行的堅強意志。到了20日晨，媒體方面似乎多少有些挺不住了。自去年以來一直炒作亞投行如何如何不行、沒戲的《日本經濟新聞》，忽然發表社論“該積極參與中國主導的亞投行了”，讓人以為看錯了報紙。

20日，副首相麻生太郎説：條件成熟的話，可以考慮加入亞投行

日本是經濟大國，在過去長達42年的時間裏，該國一直維持着經濟規模世界第二的排名。在亞投行問題上如此的搖擺，看得出日本國家對亞投行的形勢判斷，可能又一次出現嚴重失誤。

日本一方面要維持以牽制中國為唯一目的的價值觀外交，寧肯放棄一些經濟利益，也要攪局，讓中國幹不成或幹不好。另一方面，大勢所趨，美國可以通過輿論進行干涉，但美國企業沒有太多的基礎設施領域相關技術，也沒有準備在亞洲做該領域的業務，而日本不同。日本是世界上最有基礎設施建設技術、經驗的國家，在中國做過包括北京機場在內的很多項目，日本的企業也希望能在亞洲繼續推進相關業務。

價值觀外交不能解決企業的項目問題。政治家養尊處優，可以考慮寧可長草，也不種苗，但企業考慮的問題畢竟不同。

嚴重戰略判斷失誤

日本是個在戰略上屢屢嚴重失敗的國家。如今國內安倍人氣鼎盛，股價一日千里，看上去遍地繁榮，讓安倍內閣很有信心，特別在對中國倡議組建的亞投行問題上，安倍內閣相信至少G7國家及印度、韓國、澳大利亞是不會加入進去的。

在進入正題前，説一件安倍大伯父佐藤榮作首相一味蠻勇的往事。

1971年中國加入聯合國已經成為必然，中國的態度也十分清晰：台灣當時聯合國會員的權利必須全部退還，沒有半點商量的餘地。但日本還是提出了一個“雙重代表權”議案，意思是讓台灣留下。日本的提議在第一輪投票中就被徹底否定。在明知道議案絕對不能獲得同意的情況下，日本外交還是做了這樣的努力，安倍大伯父佐藤首相一直將此舉作為自己的一個榮譽。

今天的安倍內閣，可能再次要在重要戰略上重複失誤。

日本看得非常清楚：美國的反對，加上G7各國不支持，最後中國放棄設立亞投行，這樣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日本明知最後中國能夠成功，但在價值觀上，還是要強烈反對。

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及亞洲開發銀行上大權獨攬，對中國提出的希望增加一部分投票比重的提案，在過去5年時間內未作任何反應，逼迫中國走一條自己做主的路。

過去日本經濟強勢的時候，日本也含蓄地提出過一些要求，至少在亞洲開發銀行方面，美國滿足了日本的要求。今天在對中國的態度上，美國要比當年對日本更加蠻橫，而此時，美國面前的中國比當時的日本塊頭大出了數倍，足見美國政府並未對中國的能力、意願做出冷靜的判斷。好在美國言論多出，還有美國國內學者、媒體也主張美國應該考慮加入亞投行。

日本輿論則大不一樣。即便是以報道經濟為主的《日本經濟新聞》，除了其20日的社論突然調轉了180度以外，之前該報描繪的亞投行前景，一片暗淡：滋生腐敗、忽視環境保護、不透明等。至於對於日本企業將會得到的好處，該報始終不願意分析。

日本判斷的失誤，應該和政府、媒體一個聲音説話、一個觀點看問題有很大的關聯。媒體為國家戰略背書，讓日本在判斷亞投行問題上損失慘重。

價值觀至上 還是企業利益至上？

那麼企業的態度又如何呢？

當地時間3月12日，日立為英國造的高鐵運抵英國南安普頓港。

以筆者數十年對日本的觀察，今後十幾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日本產業最能獲取效益的領域正是社會基礎設施的建設。日立、東芝、三菱重工等一系列日本企業，現在盈利的重點在社會基礎設施上。比如日立在歐洲獲得的大量高速鐵路項目，東芝及三菱重工在國外拿到的發電廠建設項目訂單，每個項目談成後，都讓企業數年到十幾年有業務可做。項目完成後，維修保養更新的業務也都掌握在日系企業手上。今後社會基礎設施新項目最多的地區恰恰在亞洲。

但為了推行牽制中國的價值觀外交，日本政府全然不顧日本企業的特點，放棄在亞洲推進項目的意願。按理説，為了獲得進一步發展，企業應該如實將業務重點向政府、本國媒體介紹，遊説政府做出改變。但在安倍振臂一呼後，加入亞投行、借用亞投行的金融條件，幫助日本企業在亞洲推進社會基礎設施建設的想法，似乎是離經叛道的事，黨內外無人敢反對，企業也不敢為自己謀利益。

在安倍執政之前，企業可不是這樣，企業干涉政府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在安倍時代，在對待該不該加入亞投行這件事上，政府、媒體、企業保持高度一致。至少在表面是這樣。

筆者2月底在東京採訪，和一些企業談日本可以不向亞投行投資，但似乎沒有必要跳出來堅決反對亞投行時，話語一出，會場頓時靜寂了起來，和者甚寡，讓人感到十分無奈。

20日，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一反只強調亞投行各種風險的態度，忽然説：“條件成熟的話，可以考慮加入進去。”官房長官菅義偉則又出來救火，但沒有張口閉口説絕對不能贊同，開始使用“慎重”一詞，似乎開了一個口子。

21日，中日韓三國外長在首爾會談，中方會闡述亞投行向所有國家開放的一貫態度。日本外長岸田文雄在20日對其國內的記者説：“從現狀看，我們在慎重考慮對應方式。”表示會把日本的想法通報給中國，這次，岸田沒有重複像口號一樣一直掛在嘴邊的“環境、透明性、導致腐敗”等詞彙。

日本有社會基礎設施方面的技術，有經營亞洲開發銀行數十年的經驗，現在唯一缺乏的是，與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共同建設一個互利共贏、經濟不斷發展的地區之意願。在日本價值觀外交的大背景之下，到底加不加入亞投行，成了最令日本糾結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