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長樓繼偉就亞投行反駁亞開行行長：西方規則並非最佳

申請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全球各主要經濟體有了一種“根本停不下來”的節奏。但是這個新生的機構規則該如何制定仍然未露真面目。

3月22日，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北京一個論壇上重申，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簡稱“亞投行”）與亞洲開發銀行（ADB，簡稱“亞開行”、“亞行”）之間是合作、互補的關係，但是目前並沒有所謂的最佳實踐。亞洲開發銀行行長中尾武彥提到亞投行滿足亞洲融資需求的一個前提是遵照最佳實踐，這遭到樓繼偉的反對：不贊同最佳實踐這個説法，西方提出的一些規則並不是最佳。

今日，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5”在北京舉行。樓繼偉和亞行行長中尾武彥就亞投行與亞行的關係發表各自看法，雙方認可兩家銀行之間可以進行合作。

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表示，亞投行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為主導的多邊開發機構，要考慮發展中國家的訴求。

由中國倡議籌建的亞洲基礎設施發展銀行預計將於2015年底前正式投入運作，3月31日將是申請成為創始成員國的最終截止日期。除了中國等27個亞洲國家，目前包括英、法、德、意、瑞士、盧森堡等等多個歐洲國家已經決定將加入亞投行，韓國、日本以及美國等則未有正式表態。

亞投行的成立和發展是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重點話題。此前，已有日本學者建議日本加入亞投行。就在昨日，美國紐約大學教授保羅-羅默在論壇上也提出，亞投行的成立為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帶來了危機感。

今天的主旨演講現場，也有嘉賓向擔任亞洲開發銀行行長的日本人中尾武彥提問，談到亞洲基礎投資銀行成立後，亞洲開發銀行與它是不是競爭的關係，如何合作？

中尾武彥露出一個並不意外的表情，坦言稱早就預料到會有人問他。他説：“我一直在説完全可以理解中國要成立亞投行，因為亞洲地區非常需要大量的基礎設施的投資。”

對樓繼偉指亞投行與亞行之間為互補合作關係的説法，中尾武彥表示認同，並同時表示：“亞投行成立以後，只要遵照最佳實踐，確保能夠減少對環境的影響，能夠有一些保護措施的話，我認為亞投行可以很好地滿足亞洲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的需求。”

對於亞投行亞洲開發銀行的關係，中尾武彥表示，兩者更多是合作、互補的關係，而不是競爭的關係，兩家銀行可以合作，為亞洲做更多的事情。

中尾武彥也強調，亞洲開發銀行也在進行改革，也希望能夠提高融資的能力。“我覺得我們不想讓我們的成員國來進行改革，而是我們自身必須改革。因為中國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合作伙伴，所以對我們來説改革也非常重要。”

亞洲開發銀行行長中尾武彥表示，亞行需要進行改革，希望提高融資能力。

聽了中尾武彥的這番話，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提出了明確的反對意見。

對於中尾武彥所説，亞洲開發銀行和亞投行是合作關係、互補關係，樓繼偉表示出認同，演講前，雙方的雙邊會談也正在討論下一步怎麼合作，也談到用什麼樣的標準，但並不認同中尾所説，需遵照最佳實踐。

“我多次表示過，我不認可最佳實踐。誰是最佳？剛才中尾武彥行長也説到，亞行需要進一步改革如果最佳就不需要改革了。”樓繼偉坦言，亞投行會參考現在多邊機構好的一些做法，但是一些比較官僚主義、特別煩瑣的一些做法，“我們並不認為是最佳的”。

樓繼偉強調，我們要更多考慮到，亞投行是一個以發展中國家為主導的多邊開發機構，需要考慮他們的訴求，而西方有時候提出一些規則，不認為是最佳的，這已有很多西方國家參與了，咱們一起討論，不見得現存制度都是最佳。

較早前，中方曾表示，希望向其他國際融資機構學習先進的運作方式，尤其是在環境保護、管理規範等方面進行借鑑。

亞行行長中尾武彥還出席了今天上午的活動，他在發言中提及，中國的轉移支付是根據户籍户口來分配的。樓繼偉在問答環節，也更正了這一説法。“我們現在對地方的轉移支付，是根據統計局統計的常住户口，已經不是户籍户口，我們需要改進的地方還多得很，這個問題已經做到了”

IMF和OECD歡迎中國成立亞投行

此外，國際國際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秘書長古里亞，同一日也被問亞投行的問題。

對於亞投行和IMF的關係，拉加德表示， “第一，我們歡迎中國成立亞投行；第二，中國有充分的理由成立這樣一家多邊金融機構；此外，我也非常希望IMF能夠為基礎設施提供融資，但這不是IMF的使命所在。”拉加德稱：“我們很願意跟亞投行進行合作，我也代表世界銀行表個態，世行也很願意與亞投行合作，因為在世界很多地區，尤其是在亞洲地區，需要建設很多基礎設施，所以還是合作的空間更大。”

對於目前英法德意等發達國家表示申請加入亞投行，古里亞説，“首先，這些不少加入亞投行的國家也是OECD成員國，問題很簡單，亞投行還處於起步階段，要滿足什麼標準與條件，方能加入亞投行，成為貸款的提供方，是很有意思的問題。這個標準必須很嚴格，有理論依據，很透明，標準要根據亞投行的立意本身來制定。”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問題，政策制定，比方説，你要做一次基礎設施投資，譬如水利投資。問題就來了，你對水利問題有沒有合適的定價，對水利體制有沒有很好的管理，你有沒有監督能力，跟進能力，你有沒有足夠的技術儲備來投入水資源管理，你如何去控制水域。水是一個例子。”

古里亞説，“再譬如説，你要做醫療衞生投資，你可以建一堆醫院，但你有沒有能力制定有效的醫療衞生政策以及醫療衞生體制，這些政策與體制要可行，其次得具有高質量，而且要從成本與收益上可行。為什麼？因為譬如像醫療衞生這種問題，非常高尚，和人，和你我直接相關，我們都非常強烈地感受到這一點，我們提供支持，但問題在於，做某些事的花費可能是無限高，但換種方法後可以更便宜，更輕鬆，也更有效地做成這件事。”他進一步解釋説。

古里亞表示，你可能在某項疾病研究上花非常錢，但是患有這個疾病的人卻非常少。所以，投資不是像造一座醫院，造一所學校，造一座水壩那麼簡單，投資真的很考驗政策制定能力。所以我覺得一個促進發展的合作組織要取得成功，這一點很重要。我自己從來沒聽説過哪家發展銀行是因為缺錢而關門大吉的，錢從來不是問題，失敗的原因只會在於政策制定不好，或者是這個合作投資項目本身準備不充分，沒有徹底想清楚。可能現在有更多的資金、更多的選擇，但我的觀點是，你不需要在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亞投行幾家資金提供者之間徘徊，主要還是發揮政策的關鍵作用，也就是政策需要協調配套。不過總的説來，多一家銀行，還是可以有更多資源可以利用的。

觀察者網綜合新浪財經、鳳凰財經等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