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向李光耀學習什麼

2015年，新加坡即將迎來五十週年國慶。然而，就在舉國期待之際，這個繁榮發達之地的締造者、有國父之稱的李光耀溘然長逝。

李光耀離世，全球震動，各國——不分制度、宗教、大小、貧富，紛紛表示哀悼、表達敬意。一個面積只有七百多平方公里、人口也只不過五百萬、而且沒有什麼資源的小國竟能引得全球各國紛紛折腰，堪稱奇蹟。尤其是，李光耀在西方一直被視為獨裁者，2011年他還被《商業內幕》網站在《20世紀最成功的獨裁者》中列為第二位，但去世後西方政要仍一致向他表達敬意。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

李氏政治技巧和智慧

作為當代華人世界三大偉人之一（另外兩位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和帶領枱灣走向現代化的蔣經國），李光耀確實是偉大的。我們不妨看看下面這些令人眩目的數據：新加坡人均GDP4.8萬美元，力壓美國，高居全球第五；廉潔程度僅次於瑞典、丹麥和新西蘭，列全球第四（德國透明國際排名）；經濟自由度僅次於香港名列全球第二（2009年美國傳統基金會《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1994年到2001年連續八年國家競爭力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其中政府效率仍是世界第一（美國《國家競爭力年鑑》）；世界競爭力也僅次於美國名列第二（2008年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世界競爭力年度報告》）。此外，這個五百萬（其中本地居民不足四百萬）的人口小國，每年的旅遊人數居然高達900多萬，幾乎是自身人口的兩倍。

當然，他的偉大並不僅僅體現在把新加坡從第三世界帶入第一世界，而是他創造奇蹟的方式。

新加坡是英國的前殖民地，但獨立後並沒有全盤沿襲宗主國的制度——這和印度完全相反，而是走出了一條符合自己國情、獨具特色的新加坡道路。李光耀在一個華人為主的國家，以儒家價值觀為核心，強調秩序和責任，繼承中華文明一個政治中心的傳統，堅持一黨獨大。與此同時，他又引入西方制度中有益的成份——比如選舉和反對黨，但又加以改造。一方面發揮它監督和製造壓力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對它加以控制，不使之失控而危及現行體制。這種策略，使得對內可以給不同階層提供表達政見的渠道，對外則在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社會體系中，增加自己模式在西方的合法性。

要做到這點並不容易，需要極高的政治技巧和智慧。對此，1994年李光耀在與美國《外交雜誌》主編扎卡利亞的對話錄《文化是決定命運的》中有清楚的表述：“坦率地説，如果我們不曾以西方的優點作為自己的指導，我們就不可能擺脱落後，我們的經濟和其他各方面迄今會處於落後狀態。但是我們不想要西方的一切”。

全世界華人一向把新加坡的成就當作驕傲，事實上，新加坡的成功不僅給重新復興的中國以精神支持，更提供了具體的學習榜樣和參照。比如新加坡以不同於西方的模式成功發展，中國也做到了。新加坡引入選舉和反對黨，中國則引入任期制和領導人的制度性定期更替。當新加坡在一黨制下實現高度的法治——據台灣媒體報道，在亞洲企業界的調查表明，當遇到糾紛時，司法最高度信任的國家就是新加坡（排第二的是香港，很巧合，也不是西方的制度模式，第三位的是日本），今天的中國也在前所未有的強調依法治國，甚至成為“四個全面”之一。

當然新加坡能夠在一個華人社會為主體的國家中實行高度法治，確實有幾個特殊因素：一是李光耀憑藉個人的威望，嚴刑峻法，鐵腕推行，新加坡至今還保留着肉刑；二是新加坡規模太小，容易控制和做到透明；三是英國宗主國法治體系和精神的影響。

李光耀的儒家精神

面對新加坡奇蹟，世人往往會問，為什麼會是李光耀？其實原因並不複雜，就是儒家文化和儒家價值觀（嚴刑峻法則有着強烈的法家思想印跡）以及中華文明非常強調的實用理性。在世界上有一個奇特的亞洲政治現象，即儒家文化圈，大陸有鄧小平、台灣有蔣經國、新加坡有李光耀、韓國有朴正熙。他們都是政治強人，但都具有很強烈的責任感和政治道德感，要把自己的能力化為國家的發展。反觀完全基督教化的菲律賓，和韓國一樣都是軍事獨裁，但馬科斯卻只顧自己貪腐，完全不管國家未來和民眾死活。這背後就是文化的差異。

儒家文明非常強調人的重要性，“為政之道，尤在得人”，而且十分注重道德和責任。這種影響一代代傳承，成為中華文明非常寶貴的政治資產。而西方正如李光耀所批評的：“如果新加坡決定發展成為像西方國家如英國的兩黨制政治，新加坡必然走向平庸，因為最優秀的人才不會選擇從政，參選得冒很大風險，競選活動變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惡毒”。這也是為什麼一向推崇台灣制度的龍應台在“行政院長”江宜樺辭職後（她隨後也辭去“文化部長”一職）感嘆，在今天的台灣情勢下，台灣政界根本無法吸納優秀人才。

正是對中華文明、西方文明和人性深刻的洞悉以及對制度的正確認識，才是李光耀成功領導這個國家步入現代化行列的根本原因。在其離世之後，我們不妨重温他的肺腑之言：“人性的某些基本方面是不會改變的。人性中有惡的東西，你必須防止它。西方人相信，只要有一個好的政府制度，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東方人是不相信的。東方人相信，個人離不開家庭，家庭屬於家族，家族又延伸到朋友與社會。政府並不想給一個人以家庭所能給的東西。在西方，特別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政府被認為可以對個人完成過去由家庭完成的義務，這種情況鼓勵了單親家庭的出現，因為政府被認為可以代替父親，這是我這個東亞人所厭惡的。家庭是久經考驗的規範，是建成社會的磚瓦”。

這裏需要説的是，李光耀和鄧小平之所以比蔣經國更偉大，是因為他們對中華文明的領悟和認識更為深刻。他們都一致認為中華文明不適合西方這種多黨競爭性政治體制。在《李光耀：大師論中美和世界》一書中，他十分坦率地講到：“中國也不會成為自由民主國家，若成了那樣的國家，中國會崩潰。如果你相信中國將發生某種民主革命，你就錯了。為實現現代化的目標，中共領導人將嘗試各種方法，除了多黨制和一人一票的民主體系”。

更重要是，他們二人都根據自己的國情創造了一種新的模式。新加坡是引入“選舉和反對黨”並進行有效的改造，大陸則創造出了“定期的換人但不換黨”這一人類前所未有的體制。只有蔣經國在傳統強人政治和西方民主制度之間無法創新，只能最後以倒向西方作為結局。然而，台灣民主化二十多年的實踐證明，其歷史見識遠遠要低於鄧小平和李光耀。這也是為什麼終其一生，李光耀都對鄧小平這位老大哥十分尊敬。

從人類歷史的角度看，我們當然不能説只有這兩位華人政治領袖具有如此之高的眼界，這樣未免過於看低西方文明瞭。早在一百三十多年前，法國歷史學家泰納在其鉅著《現代法國的起源》一書的序言中，在總結法國大革命後近一個世紀動盪的經驗教訓時，説出和鄧小平、李光耀同樣的結論：適宜一個民族的社會和政治形態，是由民族的性格和歷史決定的。只是西方或者早已將先輩的忠告拋之腦後，或者是為了推廣自己的制度而刻意忽略，畢竟就是在第三國搞砸了，對他們自己又有多大損害呢？假如第三國還是他們的威脅，豈不更是一舉兩得？

後李時代，新加坡怎麼辦

李光耀病危時，一度鬧出媒體烏龍事件，足以見這位領導人的全球影響力。對於同文同宗的中國人來説，他的逝世確實令人揪心。

第一，他對兩岸關係的積極影響力不存在了。他曾憑藉自己的影響力促成了兩岸首次汪辜會談，奠定兩岸關係穩定器的“九二共識”。他也曾對李登輝直言：“美國人不可靠，台灣不應該相信美國保護”。真的是忠言逆耳。就在他去世前，他曾批評民進黨的政策，認為兩岸統一是必然的結果。以他的威望，其影響力可想而知。

第二，他是全球少有的敢於公開肯定中國模式或者公開為中國辯護的重要政治人物，而且沒有人有資格能夠反駁他。1989年西方制裁中國之時，他卻高調力挺：“此類舉措與人權問題無關，是為維護國家穩定的必要手段。”世人同樣還記得他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評價：“我會把習近平歸類於納爾遜·曼德拉這一級的人物。”他的離去，讓中國少了一位非常重要的支持者。畢竟中國再成功，西方也不可能公開肯定，因為這樣做，就等於自我否定。

當然李光耀的去世，影響最大的還是新加坡。失去這樣一位偉人，新加坡的軟硬實力均大幅下降。比如李光耀去美國訪問，包括美國總統在內的眾多政界人士都會傾聽他在講什麼，都會向他請教。甚至每一位新總統上任，都會向李光耀請教亞洲和中國事務。但現在，新加坡再也無一人能夠發揮這樣重要的作用，其國家在全球的重要性自然會降低。

從未來看，李光耀去世後，他創立的這種需要高度政治技巧和智慧的體制能否持續下去，成為決定新加坡命運的關鍵因素。

具體講，新加坡現行體制面臨兩大挑戰：一是來自西方的壓力，二是李光耀從西方引進的“選舉和反對黨”制度，是否會在其身後失控？

李光耀在世時，這兩個挑戰都不是問題。畢竟西方完全能夠接受一個不反西方，而且能夠為西方提供智慧的李光耀和他所代表的新加坡模式。而且李光耀很擅長在大國之間維持平衡——這固然是他的政治才能，也是目前東西方較為平衡的實力所然。但從未來看，隨着中國日益崛起，要想維持這種平衡越來越難，早晚有一天，新加坡將不得不選擇中國。到那時，西方的立場和態度也會隨之發生變化。新加坡這樣的小國，恐怕很難抵抗住西方的顏色革命。

當然新加坡不變天的積極因素也有。比如這一模式的成就舉世矚目，也得到新加坡人民的認同。不管怎樣，新加坡未來都進入一個難以預測的時期：或者成為歷史的過渡期，或者成為歷史的轉型期，或者成為今天的延續期。

一位偉人的離去總是讓人格外悲痛，最後，就讓我們以李光耀2008年對新加坡的預言作為結尾，同時也把它作為對中國最後的、有益的建言：“如果新加坡由反對黨執政，五年內會將富裕的新加坡所獲成就全部破壞殆盡。身為新加坡人，生存全賴優異表現和超越對手的優異表現，但是，如果這些超凡表現植基的體制遭到侵蝕，這些超凡表現將消失一空，那時你已失去所有。要治理好一個國家的條件其實很簡單，一是組成一個能贏得人民信任與支持的政府；二是有行事光明磊落、能為國家做出正確決定的領導層。是，條件看似簡單，要完全符合卻近乎不可能。或許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有能幹的人來負責這一切，但是這在人民自由選舉的制度下是非常困難的。”

由衷希望新加坡人、中國人都能夠牢記這位偉人的赤誠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