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談嚴刑峻法：日本軍管政府統治的經驗

91歲的李光耀今天凌晨因病逝世，但他留下的政治遺產至今仍是新加坡的立國之本。能夠把一個新生的城市國家打造成不少人眼中的“華人世界典範”，嚴刑峻法無疑是李光耀最重要的經驗之一，也是他最受爭議的部分。

説起新加坡的刑罰，鞭刑無疑令人印象深刻。新加坡的鞭刑源自英國和英屬印度，刑鞭長1.2米，粗1.3釐米。在行刑前，刑鞭會在清水中浸泡一夜，使之充分吸水，增強柔韌性，一鞭子打下去就讓人皮開肉綻。

儘管許多國際組織要求新加坡政府廢除鞭刑，但新加坡政府堅決支持鞭刑，並且適用罪名不斷增加。1966年前，新加坡鞭刑僅限於刑法中造成人民身心重大傷害的罪嫌，包括：重傷害、搶劫、強暴及猥褻等罪。然而，李光耀在1966年公佈《破壞法》，甚至連街頭塗鴉都被納入鞭刑罪名。據報道，如今新加坡每年都有上千餘名男性罪犯被判鞭刑。

李光耀的嚴刑峻法思想從何而來？在回憶錄《風雨獨立路》中，李光耀説得很清楚：“日治時期的三年零六個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階段，它讓我有機會把人的行為、人類社會以及人的動機和衝動看得一清二楚。”“日本軍管政府的統治方式，是讓你不寒而慄而不必借文明行為來偽裝。嚴懲不貸使犯罪活動幾乎絕跡……有人主張對待和懲罰罪犯應該從寬，認為刑罰減少不了犯罪，我從不相信這一套，這不符合我在戰前、日治時期和戰後的經驗。”

李光耀在日本治下的新加坡只住了3個月，但顯然學到了不少東西

以下為李光耀回憶錄原文

（摘自《風雨獨立路》第七章《日治時期的教育》）

日治時期的三年零六個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階段，它讓我有機會把人的行為、人類社會以及人的動機和衝動看得一清二楚。沒有這段經歷，我就不可能瞭解政府的作用，也無法瞭解權力是進行徹底改革的工具。我親眼看着在殘酷無情的佔領軍面前，整個社會制度突然垮了。日軍要求絕對服從，除了極少數人，人人都從命。幾乎所有的人都憎恨他們，但是大家都深知惹不起他們，只好調整適應。應變比較慢以及不願意轉而接受新主人的人就倒黴背運了。他們生活在新社會的邊緣，財富有減無增，地位也下降了。馬上看風使舵，趁機向新主人獻媚的人們，在新加坡這場大災難中發財致富。

日本軍管政府的統治方式，是讓你不寒而慄而不必借文明行為來偽裝。嚴懲不貸使犯罪活動幾乎絕跡。1944年下半年過後，在物資匱乏、人們半餓不飽的情況下，可以夜不閉户，犯罪率之低叫人驚奇。家家都有户主，每10户設甲長一人。黃昏過後人們開始在區內巡邏，直到天亮。他們拿着棍棒，不過是做做樣子．因為刑罰太重了，沒有犯罪事件可以報告。有人主張對待和懲罰罪犯應該從寬，認為刑罰減少不了犯罪，我從不相信這一套，這不符合我在戰前、日治時期和戰後的經驗。

經過最初的震盪和有過這段緊張經歷後，我意識到．生活非像往常一樣過下去不可。人們要吃飯、要服藥，也需要牙刷、牙膏、衣服、鞋子、自來水筆、墨水、紙等日用品。當時連刀片也難以買到，它變得珍貴了，人們只得把用鈍了的在玻璃杯內緣磨一磨再用。煙草比日本鈔票更值錢。一些專業技術不再那麼有用，賺的錢也少了，商業活動也不多。罪犯在軍法下受審，受過英國法律訓練的律師派不上用場、生意少之又少，會計業癱瘓了。但是人們仍然生病和牙痛，醫生和牙醫還是非找不可。儘管藥物和麻醉藥奇缺，醫生和牙醫卻發了財。

在日治時期頭10個月裏，人們常常看到日軍把英國和澳大利亞戰俘押到市區，命令他們做些諸如裝卸貨物的工作。戰俘們會偷偷溜到咖啡店找食物，店主和家庭主婦送些麪包、罐頭、糧食和錢給他們。華人非常同情他們。他們瘦多了，拘留使他們身體衰弱，他們的軍上衣和短褲破爛不堪。到1942年末，戰俘出現的次數越來越少，一年後幾乎絕跡。人們相信他們被送到泰國、印尼和日本服勞役去了。1944年末和1945年初他們重新露面，只剩下皮包骨頭，一條條肋骨凸顯可數。他們是到緬甸修築鐵路做苦工，有的身上只纏着遮羞布，髖骨畢露，到處是潰瘍和傷疤，尤其是手腳。當時雖然缺糧，但還不至於不能讓他們吃飽。他們受到的折磨，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世界其他地方的俘虜來得嚴重。

我相信日軍殘酷成性，但是他們之所以會虐待戰俘，主要原因是瞧不起投降的英軍和澳大利亞軍，認為他們不像日軍那樣寧死不屈。

他們建立一種制度，平民、士兵和學生都得接受精神教育，背誦天皇聖旨，以接受天皇是神的意識。每次舉行紀念或慶祝活動時，報道部的職員都必須出席在國泰大廈天台舉行的集會，聆聽最高級官員宣讀天皇敕令：

“奉日本祖先天照大神之命，這個物產富饒的國家將永遠由女神的後裔日皇統治。國家將昌盛，日皇統治下的人民將繁榮，與天地共長久；這是上蒼的意旨。”

比新主人更囂張

日本人僱用了一些亞洲人，他們的表現比新主人更囂張。其中包括新加坡警察部隊裏的錫克教徒，共有650人，有警官也有普通警察。他們是英國人從旁遮普招募來的，都是彪形大漢，馬來亞、香港和上海英國租界也聘用他們當警察。他們在森路平民集中營擔任守衞時凶神惡煞、仗勢欺人的惡行無人不知，市面上傳説被拘留的英國婦女也遭他們凌辱。毆打起平民來，他們是警察當中最兇狠的。戰後這批警察全被解僱，送回印度，過後再也不從旁遮普招募警察。警察部隊裏現有的裹着頭巾的錫克教徒全是在新馬出生、在本地招募的。

行政和管理語言從英語換成日語，對老一輩非常不利。他們學日語並不那麼容易。會日語的人，像來自台灣的華人，佔盡便宜。他們有的早在日治之前便已來到新加坡，其餘是隨同日軍前來。本地年輕人為了找工作，也多少學些日語。多數人有骨氣，不跟敵人合作，只想馬馬虎虎混日子，儘量少對敵人奉獻。只有少數人敢反抗，哪怕是暗中反抗。

聰明人和投機分子則千方百計地討日本人歡心，為日本人效勞。他們向日本人提供勞工、原料、情報、女人、烈酒和美食，撈到盤滿缽滿。承包商走運了，日本人需要他們供應必需品，建築承包商也一樣。但富得最快的是領到執照可以在大世界和新世界遊藝場開賭場的人，當時物資匱乏，人民情緒低落，英軍可能在三兩年內回來趕走日本人，到時許多人會喪命。在這樣的氣氛中，賭博是最好的鴉片。許多人到賭場碰碰運氣，把財產輸光；還有很多人到場看熱鬧，消磨時間。

人們在賭場裏消磨漫長的時光，在簡單的賭博方式裏傾家蕩產的情形真叫人吃驚。由於生命沒有保障，賭博大受歡迎。生活本身已成了一場賭博。

但正如我所説的，無論你賺多少錢，最重要的是把它變成貨物或舊的海峽殖民地貨幣。穀物和糧食佔地方，難以儲藏處理，最吃香的是體積小又容易收藏而一旦英國人回來還有價值的東西。因此隨着香蕉票越來越多地出籠，從1944年開始，英國海峽殖民地貨幣的黑市匯率天天上升。其次是首飾。但要買賣首飾，經紀人得知道什麼是真金，24K是多少，18K是多少，得辨認怎樣的鑽石才是色澤好、瑕疵少的上等貨；當然還得了解紅寶石、藍寶石、海藍寶石、貓兒眼和其他次貴重寶石的特點。

膽子大的有錢人買房地產。房地產是不動產，漲幅不如黃金和海峽殖民地貨幣。轉讓房地產要通過律師辦理手續，到契約登記局登記。將來英國人回來，宣佈轉讓無效的可能性是50％對50％。此外，建築物也可能被炸燬。結果是英軍沒進攻，轉讓手續沒宣佈作廢，建築物也沒被炸燬。到日治時期的最後階段，德國投降了，日本準會戰敗，人們只要賣12瓶一箱的尊尼沃克威士忌，就能換到足夠的香蕉票，可以買維多利亞街一間店屋。買下店屋的人戰後發財了。

槍炮軍刀和暴行

三年零六個月的日治時期讓我學到的東西，比任何大學所教的來得多。當時我還沒讀到毛澤東的名言"槍桿子裏出政權"。但我知道，關於誰説了算，誰能使人民改變行為，甚至改變效忠對象的爭論，是由日本槍炮、日本軍刀和日本暴行解決的。我説過，他們首先要人們服從，這一點，他們做到了；接着，便是強迫人們作出調整，接受日本人會長期統治下去的前景，讓子女通過接受教育，適應新制度以及新制度之下的語言、習慣和價值觀，使自己變得有用，能找飯吃。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我們確認他們是我們理所當然的新主人。道德和公平都無關重要，他們已經勝利了，高高在上地指揮我們。我們必須歌頌日本神祗，讚揚日本文化，模仿日本人的行為。但是這樣的事未必成功。在朝鮮，日本一開始企圖統治這個國家就遇到了頑強的抵抗。朝鮮民族有古老的文化，對自己的歷史有強烈的自豪感，決心反對野蠻的新壓迫者。日本人想方設法壓制他們的本能和習慣，殺害了許多朝鮮人，卻始終挫不了他們的鋭氣。

馬來亞歷史太短，民族太多，社會可塑性太強。一些馬來人受過英國136部隊的訓練，在馬來亞的森林裏加入了抗日游擊隊。但是多數馬來人當時希望日本成為他們的新保護者，正如在英國人趕跑了日本人之後，他們希望英國人保護他們那樣。

唯一有勇氣和信心而且敢於挺身而出反抗侵略者的是華人。他們大多加入了馬來亞共產黨，有些則參加了國民黨領導的抵抗運動。這兩批人都受到了中國民族主義的激勵，而不是出於對馬來亞的忠誠。正如在戰爭時期他們成了給日本人制造麻煩的根源，後來在和平時期，他們也成了給英國人制造麻煩的根源。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從這時候起到9月底，是英國在全島建立有效統治的過渡時期。整個新加坡是抗日集團的天下。他們用私刑對付日軍的內線、爪牙以及那些曾經殘酷迫害他人的人和嫌疑分子，毆打他們，虐待他們，甚至殺害他們。我還記得當時在維多利亞街和華廈兩處家裏，曾聽到有人光天化日下在小巷子裏被人追逐逃命發出的腳步聲，聽到拳打腳踢聲，聽到中刀喪命的淒厲喊叫聲。結果是許多漢奸走狗消失無蹤，不是躲藏起來，就是逃到馬來亞內地和南部的廖內羣島去了。

解放並未為人們帶來期待已久的懲惡勸善。老賬不可能算得清清楚楚，要公平合理需要文件證明和深入調查。單靠原有的人力物力而要把所有戰犯都繩之以法，是不可能的事。無論是日本戰犯還是本地戰犯，人數太多了。他們少數受到懲罰，多數卻逍遙法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