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一週年| 後太陽花時代，台灣的挫敗與轉機-張方遠

台灣3·18太陽花運動至今已滿一年，再加上去年底的“九合一選舉”，這一年島內變動之快，讓人的思考感到偌大壓力。無法否認3·18對台灣影響甚大，有人認為“太陽花”為台灣的未來帶來陽光，也有人認為“太陽花”的陰影壓得台灣喘不過氣來，不管持肯定或否定的態度，這都是這場運動輻射出來的能量。

3·18週年之際，各路人馬急於總結，也想為“太陽花”樹立不亞於1990年“野百合學運”的歷史評價。台北市長柯文哲就説：“3·18學運是台灣近幾年歷史上，非常重要的公民覺醒運動，要用歷史眼光來看待這場學運”，“一百年後回去看2014年，影響最大的是學運，而不是11月29號投票。”

不如我們就按柯文哲的“指示”，以歷史的眼光來檢視“太陽花”到底為台灣留下了什麼？島內自2008年以來經歷了“野草莓”、“反旺中／反媒體壟斷”、“白衫軍”等幾場規模不等的“公民運動”，經過幾波動員洗禮，運動的發展在“太陽花”時終於臻於成熟。一波接着一波的衝撞，特別是“太陽花”標榜着“反體制”與“公民不服從”的精神信仰，最終展現出來的動能卻集中在“反中”與“反國民黨”，未曾撼動戰後真正制約台灣的結構──親美反共及由此派生出的“藍綠”格局──甚至加深、鞏固了它。

“太陽花女王”劉喬安

太陽花前前後後所掀起的波瀾，或許會為島內政局增添動盪，但未曾改變過台灣社會的集體想象，當然也無法轉變台灣舵手（無論藍綠）駛離大陸的航向。

近一年來，被太陽花羣眾烙上“親中賣台”的馬英九政府似乎也在焦慮自己與大陸靠得太近，因此先是透過檢調單位起訴義務服務枱灣考生赴大陸求學的“夏潮聯合會”，接着又在今年將台大等6所進行兩岸學術交流的大學停權半年。在政治上，馬政府駐美代表處今年元旦在美國“雙橡園”升旗突襲，反而把自己弄得灰頭土臉，換來“兩個中國”或“一邊一國”之嫌；接着又為M503新航路與大陸針鋒相對；兩會期間，習近平以“地動山搖”形容九二共識對兩岸政治互信的重要性，台灣新任陸委會主委夏立言卻回應“聽了會不舒服”。

在歷史意識形態上，台灣聞不到絲毫隆重紀念抗日戰爭勝利與台灣光復70週年的味道，台灣“國防部”反而先跳出來開記者會指責大陸“抗拒事實、反歷史”；馬政府對於高中歷史、公民等課綱的“微調”，在今年2月更是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一審判決“教育部”敗訴。

經歷這場嘈雜喧囂的運動之後，社會內部的撕裂與激辯帶來的不是更多元的態度，對於中國大陸的視角反而更加禁錮、僵化，對於在台灣的陸配、陸生與陸客的歧視及排斥不減反增。與此相較，太陽花背後所象徵的地緣政治意義，經過一年以來的沉澱，其面目則愈加清晰。去年太陽花退場沒多久，我在觀察者網寫了一篇文章《美國還能繼續滋養台灣的太陽花麼？》，結論的最後一句是這樣寫的：“植在台灣泥土裏的這株太陽花，或許將永遠面向美國綻開着。”現在看來亦是如此。

積極鼓吹台灣民族主義與香港民族主義的獨派中生代學者吳叡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在太陽花週年之際接受《自由時報》訪問，他直白且露骨地説：“在美國重返亞洲的大戰略，美日安保條約正待重新討論、日本要提升軍備時，基於‘民主’高正當性的太陽花學運形同一股反中力量之呈現，正面呼應美國，學運某種程度改變了東亞地緣政治結構。”

吳叡人這番“正面呼應美國”的清楚表態，正好説明了無論中國大陸給台灣帶來多少經濟利益與區域穩定，青年世代所在意的“反黑箱”、“程序民主”終將淪為配角，因為符合台灣“國族”建構工程唯一的“政治正確”，就是配合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佈署，換取美國的庇廕，這才是他們心中真正在意的“實質正義”。

2016年“台灣大選”距今剩不到一年的時間，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後太陽花時代所反應出來台灣社會內部的動能，有很大一部分都將捲入大選的紛擾之中。台灣移植西式代議民主制度之後，週期性的大選幾乎左右了台灣島的走向，程度不一的變遷最終都會被大選的巨大能量給吸納進去，這也是台灣背後的美國勢力所樂見的循環。“親美”加“藍綠”的格局仍是台灣島上空最大的幽靈，這是太陽花不願觸碰、更無從解決的結構性困局。

最有可能代表民進黨角逐大位的人選是現任主席蔡英文，她即將帶着包括兩岸政策在內的所有政見前往美國，説好聽點是“訪問”，其實就是摸頭稱臣──爭取美國的認同與欽點。而風中殘燭的國民黨，目前唯一浮上台面的“救主”是朱立倫，但2011年《維基解密》的資料早已曝光朱是美國在國民黨內的“暗樁”。3·18太陽花、同年底的“九合一選舉”，以及明年初的大選，將共同形成台灣內部政治變動的脈絡，但無論藍綠何人勝出，其實都還是美國在台的代理人，將持續與北京角力、拉鋸與博奕。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上世紀70、80年代風起雲湧的黨外運動，最終被民進黨的成立而收編；1990年那場改變台灣政治發展的“野百合”，其結局是與李登輝裏應外合，為初掌政權的李登輝掃除體制內部的政治障礙。如今看似又是另一個重要轉折點的3·18，卻也無法超越這樣的循環。

3·18運動的激進派參與者（及其背後的“野百合”世代學者），在運動結束後先是成立“公民組合”，後來因為組織方式與發展路線的歧異，分裂為“時代力量”與“社會民主黨”兩個政黨，分別宣佈投入明年初與“大選”一同舉行的“立委選舉”。這兩個政黨與民進黨之間存在着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一方面攜手循柯文哲模式替民進黨在過去的艱困選區突圍（例如時代力量與社會民主黨都分別宣佈在深藍選區台北市大安區提名候選人，其後時代力量對外表示將在5月底前與民進黨整合各區域人選，最近時代力量的大安區提名人林昶佐Freddy又選擇退選禮讓給社會民主黨的提名人範雲）。

因此這些後太陽花成立的小黨，號稱要“打破藍綠壟斷”，其實還是扮演着民進黨側翼的角色，助民進黨開拓票源一臂之力。另一方面，這幾個小黨同時具有牽制民進黨的功能，防止民進黨在2016登上大位之後與北京發展過從甚密的關係，配合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需求。

去年3·18運動後沒多久，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就曾撰文評斷這是一場“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反服貿”運動以經濟爭議的面貌橫空出世，實則是一場政治的操兵動員。民進黨之所以反服貿，並不是因為“服貿”真的會為台灣帶來巨大的災難，只是因為它不願經濟利益被國民黨所壟斷。

“九合一選舉”嚐到勝利果實後，民進黨便露出馬腳。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去年底即表示：“綠準備執政，服貨貿都可談。”被激進派所綁架的3·18，服貿爭議本身也在運動中退位，替換上場的則是高舉“公民民族主義”，分離主義的中青世代與舊世代分道揚鑣，企圖引領一條新的反中戰線，並且與香港反對勢力隔海呼應，共同在中國東南沿海製造動盪。

3·18之後的一年，台灣原有的政治格局不僅沒有被衝破，反而更加穩固，思想與意識形態也更為緊縮。3·18曾經為島內許多NGO以及厭惡藍綠兩黨惡鬥的台灣人民閃現夾縫中的曙光，但是台灣根深蒂固的結構本質立刻將希望吞噬了。

話説回來，台灣內部困局的解決出路還是在兩岸。如果看到去年的紛擾就全盤否定經濟交流，反而是本末倒置。就像好不容易蓋了一座橋，但橋面凹凸不平引起用路人的不滿，解決的方式不是把路鋪平鋪順，竟是將整座橋拆掉。台灣的問題也在於此，當前兩岸經濟交流已經到達瓶頸，也該到了兩岸進行政治接觸、甚至是政治談判的時機。台灣如果持續以各種理由抗拒政治，無疑就是讓兩岸關係陷入泥淖。在兩岸關係之中拒絕經濟主義是不切實際的，但是隻靠經濟主義已經動能不足，而政治與倫理恰好是深化兩岸關係必要的切入口。重新為載浮載沉的兩岸關係找到新動能，才有可能破解島內原有結構對社會、對人民的束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