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凱蒂、基辛格與福山-劉仰
【英國雜誌《展望》（Prospect）自2004年起每年都會推出一份由作家與編輯羣體推薦產生“年度全球思想家”的名單。這次排在第一位的是《21世紀資本論》作者、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91歲的亨利·基辛格名列這份榜單第18位。
曾經以“歷史終結論”一夕成名的美國著名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與這兩位都有相似之處，也有着明顯的觀點分歧。當“歷史終結論”遇見“21世紀資本論”，當福山與基辛格的目光同時匯聚於中國，思想之間將有怎樣的激盪？
2011年，攜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來上海的福山，曾與張維為教授展開過一場辯論。四年後，福山再度來華，這一次，他帶來的新著是《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並與中國知名政治學者李世默在觀察者網進行了一場很有意義的對話。相關稿件即將呈現，敬請期待。】
弗朗西斯·福山
福山是個日裔美國人，皮凱蒂是一位曾在美國當過助教的法國人。福山比皮凱蒂年長約20歲。福山40歲時寫了一本書《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一舉成名。皮凱蒂42歲時出版了一本書《21世紀資本論》，待這本書的英語版問世時，皮凱蒂在2014年成為“年度最紅經濟學家”，一本經濟學專著成了暢銷書，被尊為“10年內最重要經濟學著作”。這兩人都在40剛出頭便揚名立萬。福山的名字伴隨“歷史終結論”，幾十年間不斷被人提起、討論，贊同和批判的聲音不斷。皮凱蒂也一樣，批評與讚揚都不少。
托馬斯·皮凱蒂
福山與基辛格年紀差的有點大，但近年來都出了好幾本書。西方近年來關於政治、歷史的重要著作大都有一個特點：項莊舞劍，意在中國。要麼用西方理論彎來繞去地拿捏中國這個不聽話的“例外”，要麼用中國實踐修補西方現有理論捉襟見肘的窘態。福山和基辛格在這個問題上也不例外。
亨利·基辛格
歷史終結與世界和平
二十年前，福山提出著名的“歷史終結論”，一舉成名。“歷史終結”的標誌之一是世界和平，於是，“民主國家不打仗”的説法相伴而生。福山在其成名作中，非常明確地表達了這個觀點。既然自由民主是終結，終結的同時又要世界和平，二十多年前，既然曾經最大的敵人俄羅斯貌似已經被自由民主了，那麼，世界和平的唯一威脅就是尚未“自由民主”的大國，中國。於是我們看到，此後二十年間，“民主國家不打仗”的觀點在中國頻頻出現，目的無非是要把中國變成“自由民主”。
但是，基辛格不同意這個觀點。2011年，基辛格的《論中國》一書出版，在這本書中，基辛格明確反對“民主國家不打仗”這一觀點，認為它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缺乏足夠的説服力。當然，基辛格未必針對福山，因為蘇東劇變後，持有這一觀點的美國人不少。基辛格因而指出，基於“民主國家不打仗”的理念試圖從外部改變中國現行體制的做法（差不多可以稱之為顏色革命）不可取，因為從很多被美國強行植入民主的國家現實來看，其結果未必是美國歡迎的。
基辛格在《論中國》一書中還提出，中國是一個不同於西方文明的另一種文明。他的這一表述很含蓄，我們卻可以聽出弦外之音。1840年前，無數中國人認為歷史已經終結於中國，甚至部分西方人也這麼認為。1840年後，這種觀點被視為非常可笑，幾乎再也沒人提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終結歷史的“普世性”幾乎完全屬於西方文明。福山提出的“歷史終結論”實際上就是西方中心論的再一次竭盡全力的張揚。如果説馬克思的歷史終結在百步之外，福山的“歷史終結”無非是説沒那麼遠，也許只有五十步。基辛格認為中國是另一種文明，一定程度上受到湯因比等歷史學家的影響，但更加隱晦地表達了一個猜想：也許中國傳統也具有“普世性”。這實際上包含着另一個龐大的問題，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之類的表述如果成立，它究竟是特例、例外，還是慣例、必然？
福山的新書《政治秩序的起源》可以看成是對基辛格觀點的回應。中國人有結婚“三大件”一説，以前是自行車、手錶、縫紉機，後來是電視、冰箱、洗衣機，現在似乎是房子、車子、票子。不知道福山是否受此啓發，提出一個國家也應該有三大件：國家能力、法治、民主（也叫負責制）。福山認為，中國只在“國家能力”這一項上領先於西方，甚至領先於世界，另外兩項都不如西方。所以，如果基辛格等人認為中國傳統可能也具有“普世性”，那麼福山回答説，中國的“普世性”只是局部的，而且是早熟的（似乎是説不等於成熟），而且是其他國家難以模仿的。換句話説，福山基本否定了中國傳統具有“普世性”的看法或猜測。但是，福山的恩師亨廷頓實際上認為西方文明也不具有“普世性”，因此，日裔學者福山對西方文明的堅信程度超過了他的西方老師。
從歷史終結到政治衰敗
福山的新書認為歷史發展有三個階段或三種制度，即強政府、法治、民主。福山有時把它們當成先後階段，有時把它們當成不同比例的結合。不管怎麼説，福山認為最終還是要實現民主，即便他用“負責制政府”這個概念來代替民主，籠統地説，最終還是民主。2014年6月，福山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這篇文章後來成為《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一書的新版序言，文章標題是《民主依然挺立在“歷史的終結”處》，可見福山在根本結論上並沒有多大的改變。然而，我們還是發現了一些問題。
福山在新書中認為，即使是民主國家，也就是已經達到“歷史終結”的國家，也會出現政治衰敗。那麼問題來了：當歷史終結處的民主國家出現政治衰敗，意味着這些國家難以維持“負責任政府”，接着會出現什麼情況？於是，我們在這裏遇到了皮凱蒂。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書很厚，結論不復雜。皮凱蒂認為：資本的收益率長期高於經濟的增長率，如果不加干預，必然造成嚴重的貧富差距。誰都知道貧富差距的嚴重分化是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原因，它會造成社會動盪，某種程度上等於出現福山所説的“政治衰敗”。換句話説，福山和皮凱蒂都指出民主制度會出現嚴重的問題，使得民主失效。怎麼辦？皮凱蒂給出了一個方法，即徵收資本税、財富税。皮凱蒂自己也知道這個辦法有較大的難度，它需要全世界的協調，而當今世界並沒有強有力的世界政府。一些美國人不贊同皮凱蒂，部分原因也在於此。他們或者認為皮凱蒂的診斷不對，或者認為皮凱蒂的藥方不對。
那麼，當民主政治出現衰敗，福山又有什麼辦法呢？也許要羨慕福山理解的中國，回到強政府的階段，或者調節強政府的比重，然後再回到民主“負責任政府”的歷史終結處。這個觀點聽上去有點那啥，那不就是歷史循環嗎？換句話説，當歷史終結了，當歷史終結又出現了政治衰敗，人們通過加強政府權力，再回到歷史終結，這就是歷史循環啊！而歷史循環那不是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特徵嗎？那是西方長期批評中國的落後特徵啊！西方認為西方一直在向上進步，中國一直到在原地踏步循環。現在，福山發展了他的“歷史終結論”，最終實現了中國“落後”的歷史循環論，這算怎麼回事？
當然有人也許會説，人家西方國家“高大上”的歷史循環能與你中國“矮小下”的歷史循環一樣嗎？這個説法好像也有點道理。於是，我產生了一個想法，請皮凱蒂來中國搞研究。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得出他的結論，藉助了西方國家的很多歷史資料。但是，從歷史資料的角度説，哪個西方國家在幾千年的尺度上，歷史資料比中國更多、更豐富？所以，皮凱蒂可以藉助中國的浩瀚的歷史資料，用中國歷史驗證他的觀點。對於中國人來説，有一個歷史敍述是非常熟悉的，即，一個朝代的開明盛世，二、三百年後衰落，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土地高度兼併，失地農民大量出現，就是貧富差距嚴重的結果。失地農民最後成為造反者，成為起義軍，推翻舊朝代，建立新朝代，這就是歷史循環。
為防止這種歷史循環，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要想辦法“抑制兼併”，這不正是皮凱蒂抑制資本的觀點嗎？雖説現代社會的資本形態與古代中國不一樣，但無論如何，土地在古代、在現代都是資本的形態之一，皮凱蒂的結論在一定程度上就來自於西方國家歷史上土地資本收入的統計。如果土地兼併無法抑制，就像當今某些人説皮凱蒂設想的治理措施無法實現，最終只能像福山説的那樣出現政治衰敗，在中國歷史上就是改朝換代。西方高大上的歷史，為何總是落到中國歷史的圈套中？
如何讓皮凱蒂的構想得以實現？皮凱蒂認為，實現他的構想的難度在於沒有強有力的世界政府，所以，解決問題的方向，又回到了中國傳統：構建一個強大的政府！只不過，在資本全球化的時代，這個強大政府不是單個國家的政府，而是世界政府。換句話説，世界需要一個秦始皇！拿破崙沒實現的事情，如今有了現實的需要。那麼，拿破崙為何沒能實現秦始皇的偉業？是否拿破崙學中國學得還不夠？是否歐洲民眾的素質還不如二千年前的中國民眾？唉，歷史顛倒了！
福山變了嗎？
福山的新書《政治秩序的起源》出版後，人們議論的焦點之一是：福山是否改變了“歷史終結”的主張？從最終的結論看，福山並沒有改變，他依然把自由民主當成歷史的目的。但從手段上説，福山相對於其他人，的確有所改變。過去，非西方國家要想實現繁榮，西方國家開出的藥方之一就是民主。福山“三大件”等於從手段上否定了民主的必要性，他沒改變的是目的。但是，這裏其實有一個怪圈：人類社會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如果是民主，那麼直接搞民主不就行了？為何一些國家有了民主還亂成一團？如果是富裕了以後可以享受自由民主，那麼，誰能保證未來能一直富裕？當富裕的民主國家又朝一日不富裕了，是否可以採用非民主的方式重新富裕、然後再恢復民主？
我在新書《中國自信》中，原先有一個章節就是寫“歷史循環論”。後來我覺得這個章節與全書內容有點不協調，就把整個章節拿掉了。我的下一個寫作計劃會把這 部分內容重新整理後放進去。我不得不指出，福山和皮凱蒂的理論路徑，最終都指向所謂中國的“歷史循環論”。換句話説，歷史終結的必然結果就是歷史循環。福 山和皮凱蒂不過是重新發現了中國歷史。所以，我在很久以前便寫文章説過，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人都認為歷史早已經終結於中國。後來，中國人信奉了數千年的 “歷史終結論”被西方打亂了。如今，福山、皮凱蒂讓世界回到了中國。所以，當今世界需要一場文化復興，這一復興不同於西方中世紀的文藝復興，而是中國傳統 文化的復興。這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夢就是世界夢。
2014年，基辛格又有一本新書《世界秩序》問世，我還沒看到全書，只看到了該書的引言及結束語部分。雖然基辛格的新書未必是針對福山，但至少他們都涉及同一個話題。基辛格的新書中，在一個問題上與福山一樣，他認為美國在建立未來世界秩序上應該有“方向感”。不同在於，基辛格沒有説明“方向感”是什麼。基辛格認為美國必須回答幾個問題，其中之一是：我們尋求推動的價值觀本質是什麼？基辛格只是提出問題，沒有明確的答案（也許書中有展開）。而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明確地認為人類歷史的“方向感”就是自由民主。這個微妙的差別因為基辛格的另外表述帶給人們更多的想象。基辛格認為，美國在建立世界秩序、保持自己價值觀的同時，需要“第二文化”，他説：“我們有可能把不同的文化轉化為一個共同的體系嗎？”這個表述給人的想象在於，“第二文化”是什麼？中國文化？伊斯蘭文化？但也含混不清：“共同的體系”是價值觀的融合，還是政治結構的平衡？
基辛格在該書的結束語中寫道：“很久以前，我年輕氣盛，認為自己能夠宣佈‘歷史的含義’。現在我知道，歷史的含義是一個有待發現，而不是有待宣佈的問題。它是我們儘可能妥當地回答的一個問題。我們必須認識到，它是仍然可以辯論的問題。”在我看來，年邁的基辛格的這番話，似乎就是直接説給比他年輕29歲的福山聽的。歷史是否終結，一個政治家，一個學者，給出了不同的答案。也給了很多政治家和學者施展抱負或繼續埋頭著述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