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福山眼中的美國病

美國民主制度得病了，而且病得很重，至於能否治好？目前還看不到希望，大概要等待一場比2008年金融危機更大的重創才能喚醒美國。這就是我對福山把脈美國民主病的簡單歸納。福山是美國著名的自由派學者，其著作《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使他一舉成名，他的基本觀點相當直白：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代表了人類歷史的最高階段，在這個意義上，歷史終結了。當年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崩潰似乎印證了他的觀點，使他聲名大噪。但與許多自由派學者不同的是，福山明顯地更多一些反思和反省的能力。

四年前，他攜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來上海，與我有過一場關於中國模式的辯論。四年後，他又攜新著《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來華，與中國知名政治學者李世默在觀察者網進行了一場很有意義的對話。

福山與李世默

四年前，我與福山的辯論正值“埃及之春”爆發不久，福山認為中國也可能爆發這種“埃及之春”，我説不會，並預測“埃及之春”不久將變成“埃及之冬”。我還談到了美國政治制度改革的迫切性不亞於中國。四年過去了，“埃及之春”早已變成了“埃及之冬”，福山與李世默的對話中也坦承“美國的問題在不斷惡化”。美國的政治制度究竟面臨哪些問題？福山在這篇對話中列出了四大問題：

**第一、否決政治。**福山認為，美國兩黨的高度對抗，“民主黨和共和黨造成美國政治體制兩極分化。這是長期積累下來的問題，兩黨之間宿怨已深，導致美國政治陷入僵局。因為黨派政治的巨大分歧，美國在很多方面很難做決策—包括最近備受關注的移民政策，甚至包括政府預算、醫療改革等基本決策”。

《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

**第二、金錢政治。**福山認為：美國的問題日益嚴重，“因為利益集團的資金十分充裕。美國最高法院的裁定是，政治獻金是言論自由的一種形式，是受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福山認為這樣解讀憲法是錯誤的，但他也無能為力，“因為法院就是這麼裁定的”。他還強調：“如果某個利益集團，比方説華爾街，有高度集中的金錢資源，便可以阻止政府通過不利於它的決定。如今這是個非常大的問題”。

**第三、治理司法化，**就是説所有的政治、所有治理幾乎都要通過法院裁決，通過立法來解決，而這個過程往往被高度組織起來的利益集團俘獲。在一般國家政府行政部門負責的事情，美國法院要“越俎代庖，執行了某些更適合行政機構執行的功能”，結果是社會治理的成本非常之高、各種高度組織起來的利益集團實現了利益最大化。

**第四、政治衰敗。**福山把上述病症用“政治衰敗”一詞加以概括。他説：“當組織良好的利益集團俘獲了政治體制時，就出現了這個較為寬泛的現象，我稱之為政治衰敗”。李世默在對話中則用美國政治學者曼瑟爾·奧爾森“分利聯盟”的概念來解釋“政治衰敗”，認為“利益集團長期積累權力，成為分利聯盟，它們俘獲並綁架了政治體制。所以，要做任何事情，這個分利聯盟下面的每一個小團體都必須得到滿足，而每個小團體都狹隘地按自身利益行事，罔顧集體利益。這是當前美國體制的弊病”。這種情況導致了決策過程中“否決點”過多的問題，李世默提到了加利福尼亞州的高鐵項目的例子。“布朗州長宣稱這個項目接到了超過200起訴訟”，福山回應：“正是。正因為個人有起訴政府的權利，所以許多基礎設施項目一拖再拖，成本一提再提”。

美國民主體制能否走出現在的僵局呢？美國民主病究竟如何才能治好呢？曾對西方制度信心滿滿的福山看來也開不出藥方。他坦承：“未來最關鍵的問題在於，美國民主能不能自我糾錯。”李世默從奧爾森的理論出發進一步指出：“一旦政治體制被分利聯盟俘虜，基本上無藥可救。除了革命或某種外部震盪，很難擺脱其控制。那麼，政治體制如何解套？革命和外部震盪在哪裏都不受歡迎，那麼如果政治體制的確被分利聯盟俘獲，並以這種方式固化下來，怎麼才能脱離出來？美國需要怎樣的政治改革才能突破當前的死局？”福山認為，也許要靠經濟危機帶來的震盪。他説“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便是例子：先是1929年股市崩潰，接着銀行系統遭遇了大危機，失業率高達20%，經濟遭到了重創。這個外部震盪促生出羅斯福的新政，在1930年以後使美國福利國家基本成型。當普通百姓受到特殊利益壓迫時，他們能夠影響最高領導層改變政策，這才是民主制度本來的運行方式。但福山提到，“2007年和2008年，我們遭遇了巨大的經濟危機……但這次震盪沒能迫使政要們對現行政策進行大規模反思。我不知道什麼條件才能促使他們進行反思，預計目前這種政治僵局還將持續下去”。這番話似乎等於在説：讓危機和災難來的更猛烈些吧，否則裝睡的美國是不會醒過來的，康復也自然無望了。他感嘆：“隨着金錢和特殊利益進一步左右了美國政治，原本能通過普通百姓清理流氓政客的民主體制，近期失靈了。在我看來，這正是美國政治面臨的最大的挑戰之一”。

福山上述的觀點似乎都很在理，但我認為，這種分析還可以進一步深入。依我之見，美國病還有另外幾個深層次原因：首先是美國“三權分立”本身面臨的困境。四年前，我與他辯論的時就説過，“三權分立”本質上都是政治領域內的權力，而一個現代社會的良性運轉需要超出政治領域的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在更大範圍內實現有利於大多數人的平衡。在美國，相比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資本力量形成了明顯的優勢。資本力量已充分組織起來了，左右着政治力量。同樣，美國的資本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對社會力量的滲透，特別是對主流媒體的控制、對社會議題的設置等。這樣下去，我估計美國的“錢主”將繼續主導“民主”，“佔領華爾街”背後的 99％與 1％之矛盾也可能因此而長期化，最終導致更大的危機。

其次是“美式法治”的困境，美國人長期以來為法治自豪，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美式法治”在某種意義上幾乎已經成了保護既得利益，拒絕改革的代名詞，成了法條主義、法官治國和律師治國的代名詞。福山感嘆，美國最高法院裁定了競選捐款不再設上限，在美式法治下，這是不容挑戰的鐵律。我記得牛津學者斯泰恩·林根在其《魔鬼組成的民族》（Nation of Devils）一書中曾探討了美國法治所面臨的困境，他以美國“立法失控”問題為例，指出：各種利益集團的遊説，使他們所代表的各種既得利益得到照顧，這導致美國國會通過的法案似乎越來越長。美國税法的長度，“已經從 2001年的 140萬個單詞增加到現在的 380萬個單詞”。但如果美國想要改變這種現狀，就需要修憲，而修憲就首先要通過一些程序，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換言之，改革方案由於法律程序原因而無法得到“民主的批准”，林根只能感嘆：“你怎麼能指望病人給病人看病呢？”一個法治社會反被自己僵化的法治所害，結果法治社會和程序正義變成了拒絕改革和保護落後的武器。這種僵化的法治似乎正在逐步摧毀美國，這一切對於正在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中國具有警訊意義。

最後，美國內外的環境已經與過去大不相同。全球化、信息化、美國經濟金融化和空心化帶來了一個新的現實：美國資本力量的利潤主要來自於海外，來自於錢生錢的金融，來自於世界範圍內的買空賣空，與過去任何時候相比，美國的資本力量對美國內部政治體制改革的興趣大幅降低，現在美國的制度安排對華爾街十分有利，他們為什麼要改革呢？

總之，福山與李世默的這個對話對所有關心政治制度品質的人都很有教益。記得四年前，我與福山第一次見面時，他曾告訴我，發表《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時，他還沒有考慮到中國，這些年他幾乎每年都來中國，考察中國的崛起及其背後的中國模式。現在看來，雖然他沒有完全放棄自己的觀點，但他對中國的多次訪問和西方的多重危機使他思考了不少問題。在這次與李世默的對話中，他也談了一些我也高度認同的看法，如：中國今天政體是自己傳統的某種延續和發展；從政體來看，中國歷史上比歐洲先進得多；中國政府是傾聽民意的政府；國家建設對於民主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等等。當然他也提到了所謂美國是“向下負責制”，中國是“向上負責制”，他可能沒有注意到中國政治發展的特點是日益把兩種負責制結合起來。我真是希望國內的自由派學者也能從福山先生那裏學一點東西，以更為開放的心態和更加理性的態度來觀察中國、美國和世界，人可以有自己的立場，但還是要與時俱進，僵化就要出問題，今天還把美國這種重病纏身的制度看做是中國效仿的榜樣，甚至把美國看做是理想的彼岸，那是要貽笑大方的，是要被中國崛起的歷史大潮所徹底淘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