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為什麼要強調“一帶一路”是“合唱”？

習近平主席在剛剛結束的博鰲論壇上説：“‘一帶一路’建設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包容的；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奏，而是沿線國家的合唱。”

合唱，是對合作共贏新理念的一個形象比喻。細讀習近平3月28日演講的全文，通篇貫穿“共”的觀念，如合作共贏、互利共贏、共同發展、同舟共濟、共克時艱、共襄盛舉等等，而且明確提出了亞洲安全上的“共建、共享、共贏”之路，和“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則。

用合唱來比喻合作共贏，非常貼切。稍有音樂常識的人都知道，真正高水平的合唱，一定是自己唱好也要別人唱好，所有人相互配合、相互呼應，才能唱好。

一帶一路

按説這是個基本常識，按説合作共贏和合唱都不應該算是新理念。但為什麼要在“一帶一路”開局之際特別強調這一點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妨還用合唱作比喻。眾所周知，另有一種流行理念，叫做“自利共贏”，該理念堅持認為，每個參加合唱的演員只要自娛自樂地唱好自己的歌，最後就會自動完成一部美妙動聽的合唱。眾所周知，這就是那個著名的自由市場經濟學“看不見的手”假説，即每個人對私利的自由追求，會自動促進社會共同福利的增加。

合作共贏vs自利共贏

的確，中國大力倡導的合作共贏，明顯地有別於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學的自利共贏。要充分理解這個區別，不得不回溯一下歷史。

合作，屬於人類的天性之一，作為一種行為模式，貫穿整個人類文明史。十五年前，美國學者羅伯特·賴特在他的新書《非零和：人類命運的邏輯》中宣佈，他所發現的“生命秘密”就是非零和合作，他説：“我的論點是，就是非零和的持續成長和持續實踐，在從原始時代生物發源到今天互聯網絡的過程中，決定了生命歷史的方向。”“人類歷史的方向一致，源自人類生物性的一致。這個方向，如我之前提過的，是指越來越擴大的非零和。隨着歷史的演化，每個人都會發現自己在跟越來越多的人一起參與非零和遊戲，相互依賴的範圍隨之擴大，社會複雜性的深度與廣度同時便隨之增加。”

賴特的“發現”，並非什麼新鮮東西，如他自己所説，“將非零和互動轉化為大多為正面總和的經過，至遲在一萬五千年前就開始發生了。接着一次一次又一次地發生，直到現在，我們乘着飛機，傳送着電子郵件，生活在地球村裏”。

所以按理説，人類追求合作並趨向非零和結果這個規律，不至於直到21世紀才被當作歷史真相被重新認識。達爾文發現生物行為與演化之間的關係是在19世紀50年代，20年後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創建了“原始-野蠻-文明”的人類歷史進化模型。又一兩代人之後，法國哲學家柏格森和耶穌會神學家德日進先後揭示了人類歷史的演化趨向於創造越來越龐大繁複的社會結構。到了20世紀中期，生物學家甚至在動物行為中也發現了非零和合作行為，例如狗也有“不殺降”的本能，按進化論的解釋就是：物種自然夭折的比率已經很高，若同種相鬥還玩“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只會增加同種羣體的夭折幾率，不利於“我所屬之物種”的保存。

基於這些思想突破，合作共贏這一“天理”原本是不言自明的，一種以人類的“非零和合作”行為模式為基本假設的社會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等原本應當在20世紀之前就發展為顯學，匯聚成思潮，構建起宏偉的理論大廈。

但歷史卻沒有如此這般發展。就像是江河的主流分出來一個支流，“自利共贏”，一個原本只適用於很小範圍（英國小業主階層）的、被蘇格蘭哲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發明的那個假説，竟然莫名其妙、鬼使神差地發展成為一個空前絕後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大學説，不僅大大超出其初始的直接經驗範圍，覆蓋了全世界各個不同文化，而且大大超出了初始的簡單經濟領域，覆蓋了人類社會各種複雜事務。

自由市場經濟學這個理論怪胎到底是怎麼長成不可一世的魔獸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設立和一代又一代的獲獎人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一個什麼角色，而全球通用的經濟學教科書如何深刻影響乃至徹底改造了當代世界，這是另外一個大問題，需要另文討論。在這裏只需指出一點：在自利共贏這一自由主義價值觀中，自利動機、個人的私德、放縱的自由，這些原本在任何道德體系中都會被制衡、被壓抑的東西，卻通過自由市場經濟學中的經濟共贏這個目的，以“結果正確證明手段正確”的邏輯獲得了道德合法性，於是被毫無約束地刺激和放大，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

於是，“零和競爭”也成了天經地義，為了自己的利益犧牲他人、消滅他人這種十足的罪惡，也披上了“擴大自由”、“促進繁榮”的美德外衣。

平心而論，主要問題並不在經濟學理論本身，現代人類的智識水平有本事製造出任何貌似真理的理論怪胎。真正的問題，在於西方自由主義劫持和濫用了這一理論，而且通過“市場原教旨主義”意識形態對現代社會實施了大規模改造。經過幾百年持續不斷的改造，其結果，就是“零和競爭”藉助“自由”和“自利”的旗幟而大行其道，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主流“合作共贏”反被邊緣化，被視為陳舊過時之物。

這就是近代以來自利共贏取代合作共贏成為主流價值觀的簡要故事。從整個人類文明史上看，這是在近代幾百年裏才發生的一個短暫“變異”，與這個變異過程相伴隨的，一方面是經濟的大繁榮、財富的大爆炸，另一方面則是人類道德水平的大滑坡、傳統道德體系的大崩潰。

“一帶一路”將不會再有“華盛頓共識”

進入21世紀，人類對於現代資本主義的反思越來越多，且日益加深，問題也開始歸結為：自利的價值觀到底會將世界引向何方？

托馬斯·皮凱蒂的新著《21世紀資本論》用300年的經濟數據告訴人們：資本收益率總是遠遠超過經濟增長率，繼承財富的增長速度總是遠遠高於勞動收入。換句話説：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從未按照理想經濟模型運行過，自由市場一直都在製造不平等，實際的得利者，從來就是壟斷了政治、經濟、社會多種資源的一小部分人，真正的共贏不可能實現。

《21世紀資本論》的全球熱銷，説明對現代資本主義體系的批判和質疑已經深入人心。這也預示了自利共贏價值觀的退潮，和合作共贏價值觀的迴歸。

習近平主席在博鰲論壇的演講中説，“邁向命運共同體，必須堅持合作共贏、共同發展。東南亞朋友講‘水漲荷花高’，非洲朋友講‘獨行快，眾行遠’，歐洲朋友講‘一棵樹擋不住寒風’，中國人講‘大河有水小河滿，小河有水大河滿’。這些説的都是一個道理，只有合作共贏才能辦大事、辦好事、辦長久之事。要摒棄零和遊戲、你輸我贏的舊思維，樹立雙贏、共贏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兼顧他方利益，在尋求自身發展時促進共同發展。合作共贏的理念不僅適用於經濟領域，也適用於政治、安全、文化等廣泛領域；不僅適用於地區國家之間，也適用於同域外國家開展合作。”

這段話可以被看作是對合作共贏價值觀迴歸的一個正式宣告，之所以作為“新理念”來宣告，不是因為別的，恰恰是因為“零和遊戲、你輸我贏”的變異價值觀主導了近代世界。而隨着中國主導的世界新秩序的出現，合作共贏大旗終於有了新的旗手。

無論“一帶一路”計劃會遇到怎樣的困難，面臨怎樣的風險，最基本的指導思想已經是明確了，它是合作共贏的共同“合唱”，不是自利共贏的各自“獨奏”。從剛剛公佈的“願景與行動”文件上看，中國政府肯定會堅持這一點。

這也意味着，在這個新的經濟格局中，不會再有“華盛頓共識”這種東西。合作共贏的大旗已經高高舉起，這面旗幟既是對新理念、新價值觀的有力張揚，也是對人類歷史文明主流的勝利迴歸。

而無論是歷史的迴歸，還是現實的再造，都將通過“一帶一路”的建設體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