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雲漢：台灣如何跨越亞投行這道坎

亞投行的創始會員國（即“意向創始成員國”，下同）名單即將在4月15日揭曉，如果台灣未能成為創始會員，也是意料中的事。大陸將亞投行定位為政府間國際組織，接納台灣為創始會員，等於正式承認兩岸關係為政府對政府關係，這已經超出了目前兩岸關係政治定位的框架，恐難成真。

不過，既然馬政府已經高調錶達參與意願，北京為了保留接納台北為正式會員的空間，未來在章程設計上很可能將會員資格從主權國家放寬到亞太經合組織的成員經濟體，或世界貿易組織的獨立關税領域。

今年六月亞投行的章程確立後，北京應該會開始與台北積極商議此事，但有可能將接納台灣的正式決定拖到明年。從北京的角度來看，馬英九“總統”領導的行政部門雖然對此事非常積極，但他已經無力主導“立法院”，也很難排除民進黨的蓄意杯葛，“立法院”能否順利將認股所需資金納入明年“中央政府”總預算，還有待觀察。

其次，台灣即將進入“總統”選舉熱季，民粹政治氣焰將日益高漲。在這個節骨眼上台灣的政治人物、媒體與社運人士與都會用放大鏡來看待入會名稱與地位問題，這會大幅壓縮理性討論加入亞投行對台灣實質效益的空間，因此把這個滾燙議題先冷卻一段時間，反而可避免島內輿論將尊嚴問題無限上綱。

更何況，台灣再次出現政黨輪替的可能性頗高，兩岸關係前景不明，習近平已經提出“地動山搖”的警告，北京對台政策實質上已經進入觀望期，將台灣的會籍問題延到一月“總統”大選後再做最後定奪，做這樣的打算也不會讓人意外。

從整體國際形勢變化來看，美國雖然高調重返亞洲，但想要戰略圍堵中國或主導亞洲事務必然是愈來愈力不從心。參與亞投行是台灣社會必需跨越的一道坎，這道坎如果能跨得過，就意謂著台灣總算學會了如何適應二十一世紀亞洲新秩序。順利過了這一關，才有可能叩關其它北京有主導權的國際組織或多邊協定，而這樣的機會未來只會愈來愈多。擺在眼前的就有預定在2016年正式啓動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這個協定覆蓋了台灣將近五分之三的出口市場。

台灣參與亞投行可獲得的實質利益非常明顯。第一，作為會員，台灣可以及時獲得亞洲所有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規劃以及相關領域跨國合作計劃的詳細及完整資訊，這些資訊對想要開闢亞洲新興市場商機的台灣企業與金融機構都非常重要。第二，與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相關的台灣廠家可以積極參與各國興建大餅的招標，不會遭遇不公平待遇。第三、台灣可以參與亞投行融資項目衍生的周邊項目之跨國融資平台運作，這對我們的金融產業國際化是很重要的機遇。第四，未來可以爭取在台灣發行台幣或人民幣計價的亞投行債券，活絡國內債券市場的籌碼。第五、可以擴大台灣國際金融與國際開發計畫管理人才的培育管道，相關領域的年輕人可以到亞投行取得實習機會，優秀人才可能到亞投行任職，甚至出任高階官員。第六、最具有戰略意義的是，參與亞投行可以幫台灣開闢一條切入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捷徑，以免讓台灣成為歐亞大陸經濟板塊加速整合過程中落單的孤島。

如果台灣跨不過這道坎，就意味着台灣未來的道路將愈走愈窄，愈走愈艱辛。而能不能跨得過的關鍵在於台灣社會是否能跳脱鴕鳥心態，能否誠實面對自己的處境與選項。

參與亞投行與過去台灣爭取國際參與空間的歷史情境的確很不一樣。如果回到二十年前，當時爭取參與世界貿易組織（WTO）或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台灣可以得到美國及其盟邦的奧援，因為這是他們主導的場子。

即使在二十年前，當時中國大陸才剛開始與國際經濟接軌，但凡涉及台灣會籍的名稱、地位與待遇問題，仍必須顧及北京的一箇中國底線，最後還是經由兩岸密使溝通加上美國（透過澳大利亞與加拿大兩位忠誠盟友）從中斡旋才達成共識。

最近幾年，中國大陸的國際影響力迅速躍升，美國在聯合國體系內已經失去主導地位，台灣的國際參與空間實質上是北京説了算。無論是參與世界衞生組織、國際民航組織或與新加坡及新西蘭商籤經濟夥伴協議，大陸都有能力在幕後主控。但為了顧及其他當事國的顏面，以及考量到台灣易受傷害的社會心理狀態，北京選擇隱身幕後，不直接面對台北，這樣就給台灣留下自説自話的空間。

為了彰顯台灣的主體性，我們“朝野上下”乃煞有介事的發動外交攻勢與國際宣傳，動員歐洲議會或美國國會通過沒有拘束力的聲援決議，或委請自己的邦交小國在國際場合“仗義執言”，或在國際媒體刊登大幅廣告，乃至於承租紐約市公車站海報看板。表面上轟轟烈烈，但明眼人都知道，這些都是白耗銀兩的虛功，但可以讓台灣保有顏面，並自我安慰一番。

馬政府決定在亞投行議題上投石問路，終於讓台灣社會再也無法迴避一個過去一直存在，但大家卻假裝沒看見的冷酷現實：台灣的國際參與空間基本上取決於中國大陸的善意，以及北京對一箇中國原則的解釋彈性。這次亞投行議題逼著大家打開天窗説亮話，美國與日本沒有置喙餘地，台北沒有搞花拳繡腿的舞台，北京也無法隱身幕後。如何施，如何受，在在考驗兩岸決策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