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海：修改日本教科書，誰説了算？

日本文部科學省最新公佈的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歷史教科書的審查（日語稱檢定）結果，近日在東亞地區、尤其是在韓國引起了政府、輿論和民間等各個層面的激烈抗議和反駁。  

根據這份在4月6日出台的審查結果，從2016年學年開始，日本的20種中小學社科類科書中（包含歷史、地理和公民課本），將第一次全部明確載入與中韓有爭議的釣魚島（日本稱尖閣列島）和獨島（日本稱竹島）“是日本固有領土”的內容。《產經新聞》當天的報道稱之為“整體上有關領土的記述實現了倍增”，並指出這是日本在強化國民領土觀念教育上的“重大進步”。

日本初中教科書修改版本內頁

此次參加審查的8種中小學歷史教科書無一例外地縮減了“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等敏感歷史問題的內容，並對有關事件的記述方式作了“曖昧化”（按日本人的説法是“客觀化”）的處理。例如，把所有現行版本中日軍“殺害了眾多俘虜和居民”的記述修改為“戰鬥波及到了俘虜和居民，出現了眾多死傷者”。又例如，對於1923年關東大地震中，日本軍警和暴民虐殺朝鮮人和中國人的暴行，教育出版社的歷史教科書將現行的“殺害了數千人”的記述改為了“據説有數千人被殺，但這並非定論”。而對於戰爭賠償和戰爭責任的問題，所有的新版教科書一律寫入了日本政府一貫主張的“賠償問題已經完全解決”的立場。

對於這種試圖在國民教育中推行歷史修正主義教育的動作。《人民日報》海外版在4月7日的有關報道中批評這是日本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再次倒退”。而韓國的《東亞新聞》社論則不無憂慮地指出“從明年起，日本所有的初中學生都將用歪曲歷史事實的教科書學習”。使用這樣的教材教育出來的孩子的歷史認知令人擔憂。

相較於媒體，韓國政府的態度顯得更加的強硬。韓國外交部不僅緊急召見了日本駐韓國大使別所浩郎進行了抗議，隨後還發表了一份措辭嚴厲的聲明譴責日本政府“通過教科書審查歪曲歷史，再被被歪曲的歷史觀和領土觀灌輸給下一代，不斷地進行挑釁，不斷重複着過去的錯誤。這是極其不負責任的”。

儘管在過去，韓國政府針對“獨島”和“慰安婦”等問題上的強硬表態也時有發生，但這一次日本人明顯“得寸進尺“了。根據文部省的審查意見，歷史教科書將有關“獨島”的歸屬表述改為“1905年明治政府基於國際法將竹島編入了島根縣，1952年韓國單方面宣佈領土主權並實施了非法佔領，日本雖然向海牙國家法庭進行了上訴，但韓國不肯應訴”。要知道，正是在1905年，日本逼迫朝鮮王朝（當時已改成大韓帝國）簽署乙巳條約，將韓國變成了日本的半殖民地保護國。從這個意義上説，日本此舉在客觀上公開肯定了對韓國的殖民統治。其立場的倒退，已經大大超過了2005年的歷史教科書事件。當時，文部省僅僅要求歷史教科書寫入竹島是日本固有領土的內容，並且最終也只有一部分教科書完全遵循了文部省的方針。

美國斯坦福大學曾在2008年舉行過一次“對立的記憶：亞洲的歷史教科書與戰爭”（Divided Memories:History Textbooks and the War in Asia）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集中討論了東亞地區在歷史教育方面的對立與衝突的歷史與前景。在那次研討會中，曾有一位美國的東亞研究者感嘆過，他沒有想到在經過戰後數十年的和平之後，中日韓三國之間在歷史認識上還會存在如此尖鋭的對立。他認認為這種對立“不僅對東亞地區，也對世界秩序的安定造成了損害”。不僅如此，在這次會議上，日本的歷史教科書被認為是在內容上最為“客觀和平衡的”。

僅就這次事件而言，強化了有關島嶼是“日本固有領土“的表述和背景介紹，而在“戰爭責任”和“慰安婦”問題上的淡化處理，都基於文部省在2013年1月通過的編寫指針《學習指導要領解釋書》的指導方針。就是説，整個“修正歷史”的活動是由日本政府直接推動的。當然，在遭到中韓兩國的抗議之後，以官房長官菅義偉為代表的日本高官們再次堂而皇之地拿出了“教科書審定是民間發行者基於學習指導要領和教科書審定審議會的專門性、學術性而審定的，是公正、中立”的理由，試圖掩蓋日本政府在“歷史修正”上的推手角色。

菅義偉的説法當然是站不住腳的。根據韓國《韓民族》新聞社披露，在這次的教科書審查中，學習舍出版社的歷史課本，因為用整頁篇幅介紹了從軍慰安婦的內容而被一度背叛不合格。最後，出版社方面不得不在補充了反應日本政府立場的“沒有發現直接反映強徵慰安婦的證據”的內容之後，才得以通過審查。事實上，50年代以來，日本政府對教科書審查方向的干涉和管控便是直接的。文部省的這個學習指導要領的中立性也壓根沒有存在過。

儘管，日本國內並沒有統一的制定教科書，而在形式上文部省亦不會指定學校採用哪一種教材。但是，一方面文部省在教材的源頭上把住了審查的控制權，另一方面各地的教育委員會又控制地方中小學教材的選擇權。而在這樣的制度設計當中，儘管有名義上的發言權，普通的教師乃至於中小學校長實際上對教科書的選擇和教授是沒有。在日本，教育委員會的委員是由所在地方政府首長任命的，本身也是官僚，因此，其立場多半是服從政府的指令的。

在日本成長為一個世界經濟大國之前，各類“歷史修正”的活動大體上還只能算是潛流。一方面，在戰後的前三十年中，絕大多數戰爭親歷者對戰爭的慘痛依然記憶猶新。另一方面，日本國際地位的低落，也使得日本內部的社會活動不太引起外界的關注。例如，日本著名進步歷史學家家永三郎先生從1965年開始了長達30起訴日本政府幹涉“歷史教科書”編寫違憲的年的馬拉松式的訴訟，儘管“家永訴訟”的意義不容忽視，但事件的影響所及畢竟只限於日本國內。但當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末，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強國之後，自信心開始膨脹的部分日本政客和民間勢力開始了修正歷史的蠢動。由此，在進入1980年代之後，教科書問題開始成為困擾中日和韓日兩個雙邊關係的一個頑疾。並且，這種爭端從來都不是單純圍繞教科書本身的。

以1986年爆發的第二次“歷史教科書”爭端來説，當時以日本原任聯合國大使加藤俊一為首的右翼市民團體“保護日本國民會議”編纂的日本史教科書（原書房《新編日本史》）得到了文部省的認可。這個右翼團體曾經打出過“拋棄基於東京審判結果的“自虐史觀”，實現“教育正常化”的“旗號，要求修改日本的和平憲法，實現日本國家的正常化。這種明火執仗式的右翼言論和活動，當即遭到了我國政府的嚴正抗議和強烈警告，當時的中國外交部義正詞嚴地表示”對於美化侵略戰爭的言論和行動，無論是在過去、現在還是將來，我們都堅決反對”。

在中國政府的嚴正立場和強大壓力下，時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命令文部省責令出版商原書房將這本美化侵略戰爭的歷史書中“滿洲建國是王道樂土”的內容刪除，並且補充了“南京大屠殺”的內容。由此，才在短時間內化解了這場風波。儘管我們可以認為中曾根康弘的舉措符合他作為一個成熟的、負責人的政治家應有的明智。但這也好當時，中日既同屬於前蘇聯對抗的共同陣線，日本在謀求政治大國方面亦有求於中國，加之日本從在中國的投資上面獲利豐厚。從中國得到了甜頭，並且希望長期繼續下去的日本政商界的首腦門，在比較務虛的歷史認識問題方面向中國放低一點姿態也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與比較注重原則立場和看待信義的中韓兩國不同，日本人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其實採取的是一種獨善的機會主義態度。也就是説，如果利益上對中韓有所訴求，日本也能夠在表面上配合一下。比如説，在近10多年來的韓日關係上，2001年和2006年間兩次圍繞獨島地位內容的“韓日教科書”爭端，都是在韓方在日方做出和解姿態之後，主動緩和了緊張關係之後，隨即又遭到了日本又一次的挑釁。尤其是被日本人習慣性地稱為“親日派”的韓國前總統李明博，由他主動放低身段所營造出來的韓日關係的“小陽春”局面，在2008年被宣稱獨島是日本領土的文部省教科書指針的擊了個粉碎。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日方不斷地與中國和韓國的學者展開共同的開始研究活動。儘管日方在表面上常常宣稱這種研究是為了尋求共同理解的新的基礎，彌合分歧所做的中立的學術活動。但是，在實際的共同研究中，日方學者一面要求中方和韓方在歷史研究上“去政治化”，另一方面卻以各種細節和史料片段入手，試圖結構中韓一方在開始問題上的立論基礎。正如，日本政府在教科書問題上的態度那樣，一邊宣稱謀求我們的諒解、理解，一邊卻在緊鑼密鼓的繼續着歷史的修正和歪曲。

今天，在一個沒有正確歷史認識的首相的領導下，一個因為經濟衰退而愈加保守右傾的政黨和一個因為經濟不振而愈加保守排外的日本社會不斷篡改歷史，最終將是日本社會的進一步右傾和淪落。因此，不可能指望安倍或者他的繼任者會作出如他們的大前輩中曾根前首相那樣的讓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