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基雅維利論共和憲制：“新羅馬主義”的力量與侷限 -章永樂

【錄音整理：黃蓬北 朱煜琪 範雪晨，校對：康向宇（清華大學法學院研究生），本文原發表於《北大法律人》，感謝作者賜稿觀察者網發表。】

今天要講的題目，也可以稱作“馬基雅維利論三種共和國”。在互聯網上，事物通常被分為三種，普通的，文藝的，最後一種比較二的。共和國在馬基雅維利那裏也有三種。哪三種呢？且聽我慢慢道來。

在整個中國近代，馬基雅維利的主要形象就是申不害、韓非子這一類君主霸術的倡導者。梁啓超是其始作俑者者。1905年，梁啓超的《開明專制論》談到一個叫做“麥加比裏”的人，稱其寫過《君主論》與《論叢》，其教導與商鞅、韓非子的六蝨五蠹之論“不謀而合”，是“開明專制論”的倡導者。1923年，梁啓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提到一位“米奇維裏”，對應外文名字是Michiavlli，寫了本《君主政治論》，這位“米奇維裏”的主張與申不害有相通之處，主張用陰謀以為操縱，但這一主張實際上是法家的“奉公術，廢私術”、“任法而不任智”主張的反面。兩年之後，商務印書館出版馬基雅維利《君主論》第一個中文節譯本，著名翻譯家伍光建擔綱，定名為《霸術》；第二個譯本則是大約1930年出版的曾紀蔚譯《橫霸政治論》（麥克維利著，上海光華大學政學社）；第三個譯本標題為《君》（馬嘉佛利著，張左企、陳汝衡譯，中國文化學會印行，1934年）。因此，從一開始，《君主論》的翻譯就被納入了中國傳統“王道”與“霸道”的對立之中，被視為“霸道”的代表性論著。任公根據自己的印象，從思想上將馬基雅維利與法家中的相關派別關聯在一起，而翻譯本則在大眾傳播層面進一步傳播這一形象。

但最近十年以來，隨着翻譯和學術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在大眾文化層面，人們對於馬基雅維利的認識也在逐漸改變。大家現在知道馬基雅維利不僅談君主，而且熱愛共和，是西方共和主義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但是，馬基雅維利主要宣傳的到底是怎樣一種共和主義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就眾説紛紜。我主要從當下在國際馬基雅維利研究學界比較著名的三種路徑開始説起。

第一種路徑，也就是近十年在中國影響力非常大的施特勞斯學派。施特勞斯從根本上認為，馬基雅維利支持共和制還是君主制是個無關痛癢的問題，無論支持哪個，他都是“邪惡的教導者”。説馬基雅維利邪，不是因為他講的權術有多麼了不起，那點東西古典作家們也都懂，但是古典作家們隱惡揚善，不會讓權術阻礙了自己對真理和美德的追求。馬基雅維利卻把權術赤裸裸地講了出來，讓理論活動完全服務於現世的實踐，這就構成一個重要的事件，成為現代性的開端。

第二種就是公民人文主義路徑，其代表者是劍橋學派，主力有Skinner、Viroli、Petit等。這幾位學者有一個共同的命題，即把馬基雅維利視作古典共和主義的繼承者。古典共和主義的代表是西塞羅，他強調政治家與公民要愛國、有公民德性，為了共和國共同的善而奮鬥，而這同時就要求concordia ordinum，階級和諧。西塞羅是非常推崇柏拉圖《理想國》的，哲學家王、護衞者與生產者各得其所，各安其位，構成最佳的政體。西塞羅的共和主義也要求公民對自己的位置有自覺。

第三個路徑，也是國內最不熟悉的，是激進民主派，或者叫平民主義派，這派學者跟施特勞斯一樣，強調馬基雅維利身上具有公民人文主義路徑無法解釋的激進性和創新性，但他們和施特勞斯解釋的方向不同。這派解釋者中有不少社會主義者，如法國共產黨員阿爾都塞，意大利共產黨員葛蘭西，還有《帝國》的作者之一、意大利工人社會主義黨員安東尼奧·奈格里。近期芝加哥大學的John McCormick出版了一本書，叫Machiavellian Democracy，更是對馬基雅維利的共和觀進行了系統闡發。這幾位都是把馬基雅維利視作平民主義（populism）的早期政治代表，認為馬基雅維利不是簡單的古典共和派的代表者或繼承者，他的觀點中包含很多激進的、帶有革命性質的主張，可以讓現代資本主義秩序的批判者們找到共鳴。

我今天要探討的就是，馬基雅維利究竟是像劍橋共和主義學派所展示的那樣，是一種講階級之間的和諧、公民德性、共同的善的共和主義者，還是一個更為激進，甚至具有某種革命性的共和主義者？

馬基雅維利不是一個在學校裏教書的理論家，他自己就是一個政治家，在佛羅倫薩共和國第二秘書廳任職，後又兼任負責國防與外交事務的“自由與和平十人委員會”秘書，曾經負責組建佛羅倫薩的第一支國民軍。1512年佛羅倫薩共和國覆滅之後，他撰寫了一系列作品。從這張描繪1494年意大利局勢的地圖上，我們可以看出當時佛羅倫薩所處的環境。當時的意大利可謂是邦國林立、征戰不休，不僅各邦國之間相互征伐，法國、西班牙這樣的區域之外的大國也都來意大利爭奪霸權；在意大利內部，教皇國也想努力建立自己的霸權。佛羅倫薩這樣的小共和國只能在大國的夾縫之中戰戰兢兢地過日子。1494年佛羅倫薩共和政體的恢復本來就因法國的入侵，1512年共和國的覆滅是因為西班牙的入侵。佛羅倫薩是一個無法控制自己命運的小國，所以在這樣的小國裏產生一種特殊的思想也是不足為奇的。

上面講到，從中國近代以來，中國學者對馬基雅維利的印象就是他是一個君王霸術的論述者。事實上，馬基雅維利究竟是一個君王霸術支持者還是一個共和主義者，在學界長期有過爭論。但現在它基本上已經不成一個問題了，那我就簡單地交代為什麼不能夠給馬基雅維利貼非此即彼的標籤。

首先要弄清楚什麼叫共和制。要理解共和制，就要弄清楚它和它的反面君主制之間的差別。馬基雅維利將它們對應到兩種生活方式上去：一種叫自由生活（vivere libero），另一種叫安全生活（vivere sicuro）。安全生活就是君主保障臣民的安全，基本不干涉臣民的私生活，而公共的生活由君主來壟斷、保護；自由生活的特點則是公民有可能參與到公共生活裏面去，這裏的自由不是指你的私生活不受政府幹預，而是指你不受專斷意志的壓迫，你服從的是自己參與制定的法律，這個政治參與的維度非常重要。從這個區分來看，馬基雅維利好像是認為共和制是比君主制更高的。但是，我們馬上面臨一個問題：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我們可以建設共和國，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我們不可以建立？比如説，當一個國家剛剛建立的時候，是否可以一步到位馬上建立共和國？馬基雅維利覺得做到這一點十分困難。他指出羅馬共和國的建立並不是一天建成的，它也是從君主國發展演變成共和國的。

也就是説即便是一個共和國，也可能需要君主制為它來奠定最初的基礎。第二個問題就是共和國敗壞之後怎麼辦，怎麼讓它恢復到最初創建時候的活力？這個時候，馬基雅維利就會提議由一個人大權獨攬，把國家重新矯正到原初的軌道上。這個時候我們會發現他的共和主義中又鑲嵌了君主的要素。第三個問題是如果這個共和國擴張，在它的新增領土上的統治與君主統治是否有差別？馬基雅維利認為其實沒有多大差別。比如説，馬基雅維利《君主論》的頭幾章講到君主國的分類，其中講到新增的君主國，這裏的主題其實就是對外擴張。馬基雅維利就舉例探討羅馬共和國怎麼統治新增領土的，我們可能會疑惑：羅馬共和國是一個共和國，為什麼要把它放到《君主論》裏來探討呢？但如果對羅馬史有些研究，就會知道，羅馬城內有一套非常精巧的權力制衡機制，但在那些遙遠的地方，如敍利亞、希臘，它的統治和君主制是沒什麼分別的，甚至可能比君主制更殘酷。所以你把那些將軍看作那些地方的君主，沒有太大問題。這樣你就可以看到，對於一個共和國來説，它的創建，它的對外擴張，它在腐敗之後的刮骨療傷，這其中都貫穿着君主的因素。

馬基雅維利確實是毫不含糊地説，如果要建設一個傑出的共和國，最好由一個人來奠基，因為人多嘴雜，會導致最初的制度基礎不完善。因此，君主可以發起一個事業；但當這個事業已經初具規模，如何保持它呢？這時候馬基雅維利提示我們，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需要更多人的力量參與進來，國家才能穩固。我們可以一起來看《李維史論》第三卷第九章的一段話：“與君主國相比，共和國有着更強盛的活力，更長久的好運，因為它有形形色色的公民，能夠比君主更好地順應時局…只用一種方式做事的人，絕不會改弦易轍；如果時局已變，他的方式不再適用，他也就覆滅了。”那麼這説的是什麼意思呢？打個比方，一個國家就好比一艘船在大海上航行，海上有各種各樣不同的風浪，但一個舵手只熟悉那麼幾種，就無法保證大家的安全，這時候你如果能調動形形色色的人才，面對不同的風浪，船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在君主國的環境下，國家的存亡僅取決於君主的好壞，而共和國是一個複合式結構，它能夠聚集更多的人才，將他們有機結合在一起，從而應對所有的風浪。

這裏就涉及了馬基雅維利在所有作品中反覆出現的兩個形象：Fortuna與Virtù。Fortuna是幸運女神或機運女神。在這裏的第一副圖片中，幸運女神搖着輪子，輪子無情地碾壓過人的肉體，這個就是常説的“命運之輪”；在第二個畫面中，幸運女神右手掌着舵，左手拿着代表豐饒的羊角，其中盛滿金錢，她將金錢撒向人世間。Fortuna女神在物質世界裏分配權力、榮譽和物質財富，而且她是以人們意想不到的方式去分配的，經常反覆無常。在馬基雅維利看來，就是這個女神在主導人的命運，人們應當用自己的Virtù來應對女神，但這種德性不再是古典意義上的道德德性，而是一種能力，它的目的是為了成功，它要面對的挑戰來自幸運女神。因此，你就要因地制宜，與時俱進，綜合使用各種手段，既有道德的，也有非道德的。《君主論》第二十五卷有兩個比喻來描繪Fortuna，第一個比喻是一條經常氾濫的河流，你為了應對它就必須築起堤壩使它不至於溢出來。第二個比喻説，命運之神是一個女子，你想要壓倒她，就必須打她，衝擊她。我們可以看到，第二個比喻更加激進，因為在這裏，你不是簡單地防禦機運的突變，而是要征服它。

對於政治家來説，幸運女神是他們時刻都需要提防的力量。在君主國中，君主只有一種面對她的方式，就處於被動的地位；反之在共和國中，有多種方式可以來對抗這個女神，就比較主動。因此共和國的好處就在於它可以把方方面面的人才聚集起來，然後在不同的時候用不同的人才來面對幸運女神，這樣就可以更長久地在時間中存在下去。

綜上所述，我們至少可以達成一個階段性的共識：對於馬基雅維利，一個政治共同體要保持長久，即使一開始是君主制，也要慢慢引進共和制，引進人民的力量去保守它。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是馬基雅維利所謂的國家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家？是像劍橋學派所説的一個偏重精英、講德性的共和國，還是帶有激進色彩的國家？我們先從精英主義的共和主義講起，其代表者有西塞羅、布魯尼（Bruni）、圭恰迪尼（Guicciardini）、麥迪遜（Madison），等等。他們都講共和，且共同特徵是強調精英的作用，強調普通民眾能力有限，所以要通過精英的領導和提煉。在他們看來，普通民眾不經過引導的話就是一羣烏合之眾，不可能勝任保護政體的重任。那該怎麼解決呢？第一，要在民眾中進行選舉，產生代表，相對來説，代表在能力上更強一些。第二，還要考慮選一些比較有經驗的政治家來指導國家事務。因此，古典主義的論述傾向於不信任平民的能力，同時要求精英在統治當中發揮主導作用。但馬基雅維利是否贊成這一觀點？他是否如此強調精英作用呢？恐怕並不是這樣的。下面我就要講馬基雅維利歸納的三種共和國，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不同的共和主義。

在互聯網上，世界上每種東西都可分為三類：普通的，文藝的，比較二的。我把這個“普文二”分類法用到馬基雅維利的共和論述上，以博大家一笑，雖然有惡搞成分，但和馬基雅維利的論述基本上還是合拍的。第一種：普通共和國，有兩個代表，一為斯巴達，一為威尼斯。第二種：文藝的共和國，羅馬。第三種共和國的代表就是馬基雅維利的祖國佛羅倫薩。當然在他的書裏，他還提到過其他共和國，但是沒有展開，比如説雅典。馬基雅維利把古代雅典看作一個共和國，它的武功也不錯，但並沒有建立混合政體，所以很難長治久安。另一個共和國就是瑞士，瑞士由若干小邦國聯合在一起，各邦國高度自治，地位平等，共同決定重要事務。但馬基雅維利認為它和古代羅馬所征服的托斯卡納聯盟一樣，內部結構搞得太複雜了，導致它根本沒法對外擴張。所以瑞士人很會打仗，卻只是給各國君主當僱傭軍。

在《李維史論》的第一卷第二章，馬基雅維利用了許多篇幅去談論重述古典共和政體的發生。在這裏他重述了波里比烏斯的一個混合政體原理，單純的政體，無論是君主制、貴族制還是民主制都是比較脆弱的，如果要延緩它的衰老的話就要把它們結合起來。而羅馬共和國就提供了一個完整的混合憲制：羅馬的執政官就相當於君主，元老院相當於貴族。那麼到底是誰代表羅馬第三方的利益即民主政體？人民大會？羅馬共和國有四種人民大會：庫里亞大會、百人團大會、部落大會、平民會議。我們要想當然的話，會認為人民大會自然就代表了平民的力量。然而你會發現馬基雅維利恰恰沒有把重點落在人民大會上。他講的是什麼呢？保民官。我在下面再進一步展開。

當馬基雅維利談論共和政體的時候，階級劃分是一個很重要的原理。《君主論》第九章中説：“在每一個城市裏都可以找到兩個相互對立的黨派（umori，直譯為“體液”）：平民不願意被貴族統治和壓迫，而貴族則要求統治和壓迫平民。”各種政體都需要處理這兩個對立的黨派之間的關係。而三種共和國之間的差異，就跟他們對這個基本關係的處理有關。

先説普通共和國斯巴達與威尼斯。斯巴達和威尼斯的處理方法就是依賴貴族的勢力，既不讓平民過多地參與政治生活，也不要壓迫他們，這樣的好處是在城邦裏面，平民和貴族的衝突就比較少，顯得比較安寧、和諧。我們來看一下斯巴達的政體：首先是兩王，採取世襲制；接着是長老會議，有 30個成員，兩個王也是它的成員，其他的是在斯巴達貴族中產生；再下面是斯巴達人民大會，人民大會的作用是立法，但立法需要得到長老會的準可才能生效。這樣可以看出，如果説人民大會代表平民的力量，那麼這個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在斯巴達公民之外還有兩種人，一種叫邊區居民，他們為斯巴達人種田，向斯巴達人納貢，但不是奴隸；另一種就是黑勞士（helots），即斯巴達人的公有奴隸，經常起來反叛斯巴達。這兩種人就沒有公民權，不能參加公民大會。放到這個結構裏來看，你可以發現斯巴達政治生活的參與者很有限，有實質決定權的人更有限。當然，馬基雅維利並沒有去談斯巴達的監察官，斯巴達有5個監察官，從包括平民在內的全體公民中選出，越到後期，權力越大。如果把監察官帶進來，情況就不會像馬基雅維利説的那麼簡單了。  

接着再來看威尼斯。這張圖上的威尼斯共和國政體結構非常複雜，但是我只要説一句話就夠了：除了圖裏這個權力很小的人民大會之外，其他機構基本上都是由一種人——紳士（zentilhomeni）來構成的。紳士和非紳士的邊界是怎麼確定的呢？其實就是根據先來後到來排。自從1286年以來，威尼斯的傳統家族們合謀把自己作為先富階層的政治特權永久化，斷了後富階層在政治上上升的念頭。到了1298年，非傳統家族的人，不管多麼富裕，已經不可能進入威尼斯共和國的大議會了。到了1315年，所有有資格進入大議會的傳統家族名單被正式固定下來，這被稱為Serrata（封閉）。到1527年，威尼斯有144個家族約2570個人有資格參與大議會和擔任各種官職。其他人再怎麼有錢，也沒法躋身這個俱樂部。威尼斯打仗也不用國民軍，而是出錢去買僱傭兵。既然它的平民對國家沒有什麼軍事上的貢獻，也就很難對國家提出政治權利要求。

這兩種政體減少對平民的依賴，同時也儘量不去侵擾平民。斯巴達不向外人開放公民權，威尼斯使用僱傭兵打仗。等級分明，上下有序，國家獲得了長壽——斯巴達持續了八百多年，而威尼斯持續了將近九百年，在中國只有西周加上東周才能與它們相比。但馬基雅維利卻一點也不羨慕這種政體，他認為它有一個致命的缺陷——不能對外擴張，因為擴張需要打仗，而打仗只依靠貴族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要武裝平民，但是你又不願武裝平民，而是使用不可靠的僱傭軍，戰鬥力當然上不去。但你要是很努力的話，也許能夠在擴張上取得一定成就。但是，這種擴張恰恰會給你自己帶來很多煩惱，因為你的政體是適應於一個封閉社會的，越是擴張，越會在自己內部引起麻煩。斯巴達的例子是最典型的。這個城邦不用金銀，杜絕奇技淫巧，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數百年；擴張之後，將領從國外帶回來很多金銀，更引進了奢靡淫逸之風，於是內部很快就開始了敗壞。

現在來談第二種共和國，代表就是羅馬。羅馬共和國從表面上看比斯巴達與威尼斯混亂多了，它的社會一點也不和諧，每天都是鬧哄哄的。但是，馬基雅維利恰恰認為這種表面上的混亂中恰恰藴藏着創造性的力量。他在《李維史論》第1卷第4章中説，良好的典範源於良好的教育，良好的教育源於良好的法律，良好的法律源於紛爭。在羅馬，是平民和貴族的鬥爭導致了良好的法律，從而產生良好的教育，最終產生良好的典範。羅馬能夠成為一個偉大的帝國，跟平民和貴族之間的鬥爭是分不開的。

那麼羅馬是如何做到建立一個大帝國的呢？建立帝國就需要打仗，打仗就需要軍隊，而最有戰鬥力的軍隊當然是國民軍，而不是僱傭軍。要建立一支強大的國民軍，就需要把平民納入戰鬥人員。馬基雅維利在《李維史論》第1卷第6章説，為成就一個偉大帝國所必需的大量武裝起來的人民不是你想怎麼管就怎麼管的。平民一旦手裏有了武器，也就會要求一定的政治待遇。保民官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在羅馬王政時期，王與貴族、平民構成了一個三角形結構，如果貴族侵犯平民太厲害，王就會出來保護平民。這是一個比較穩定的結構。 但在王政末期，發生了貴族革命，王被推翻了，貴族壟斷了政治權力，他們對平民的壓迫就變得沒有底線了。壓迫主要體現在哪些問題上呢？首先是土地的分配。羅馬人對外打仗，征服了一個地方之後，就會把土地的一部分收歸羅馬國家所有。這是羅馬的公共土地，所有權是國家的，但使用權卻可以交給個人。但在這裏，貴族與平民的區分就凸顯出來了。羅馬國家基本上把土地使用權交給貴族，不給平民。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平民流汗又流血，辛辛苦苦給羅馬掙下新的土地，勝利果實卻被貴族獨吞。平民對此非常不滿。種種因素綜合影響之下，在公元前494年，平民開始撤離，要退出羅馬，自己去建立一個新到的城邦。沒有平民的羅馬軍隊戰鬥力當然會大損失，恐怕很難再對外擴張了。於是貴族就去和平民談判，答應了他們的一些要求，把平民拉了回來。貴族承認了平民保民官（Tribune plebis）、平民營造官（aediles pleb）。保民官的首要權力是否決權，在羅馬城牆之內，他對羅馬的長官（獨裁官除外）與元老院都具有否決權，這樣貴族就不能不經過平民同意而發起行動；救援權，即保民官可以幫助被侵害的平民；指控權，指控迫害平民的官員，這是與救援權聯繫在一起的；立法權，保民官可以在平民大會上提出法案，通過平民決議，平民決議一開始只約束平民，但隨着羅馬政制的發展，最後對全體羅馬人都具有法律約束力。在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否決權。否決權不是領導權，平民很難發起做新的事情，但他們可以對貴族發起的事情表明態度。掌握領導權的貴族只有在平民不反對的情況下，才能做成事情。這就隱含了貴族與平民之間的一種分權。

保民官的確立，使得羅馬政體中的民主部分得到了完善，這個政體成為真正的混合政體。它的第一功能是保護平民，對抗貴族的侵擾；第二功能是促進了羅馬帝國的擴張。第二點可能不是那麼直觀，腦子要轉一下彎。在馬基雅維利看來，貴族天然就是要壓迫人的，既然在城內不可能隨意壓迫，那麼只能往城外去，只有不斷把蛋糕做大，他們才能過得比較舒心。有意思的是，保民官的否決權只能在城內行使，出了城牆是不管用的，那麼貴族更有理由把平民拉出去打仗了，在戰場上貴族將領可以説了算。這就加速了羅馬的擴張進程。

為了跟精英主義的共和主義進行辯論，馬基雅維利還在多處對平民進行辯護，論證平民並不像古典作家們所説的那樣愚蠢。比如他在《李維史論》第1卷第47章指出：“人民在一般性的事務上可能犯錯，但在具體事務上不會犯錯。”平民在類似於制定路線、方針、政策這一系列抽象性事務上可能會犯錯，但到公共職位和榮譽的分配這樣的具體事情身上，他們的判斷力卻是健全的，很少犯錯誤。在《李維史論》第1卷第58章，他又用了很長的篇幅來比較人民與君主，認為過去的作家們老是拿處於一盤散沙狀態的人民與君主相比，這個比較很不公平。如果拿組織起來的人民與君主相比，就可以發現他們的堅定、謹慎與感恩無異於一個君主，甚至能比君主更為明智和堅定。 如果説君主善於創建新的事物，那麼民眾在維護這些新的事物方面能做得比君主更為出色。在同一章裏，馬基雅維利甚至説：“把人民的聲音比作上帝的聲音不是沒有理由的…”要知道，他是在盧梭兩百多年前寫這樣的話。

馬基雅維利以羅馬為例，提出了一整套的政體設想，我們可以稱之為“新羅馬主義”。之所以要加個“新”字，是因為他對平民力量的強調是很新的，是我們在西塞羅和李維這些羅馬古典作家那裏看不到的。“舊羅馬主義”強調的還是貴族精英的德性與能力。而從現在的羅馬史研究成果來看，馬基雅維利對羅馬的描述也不能説是客觀的，他確實誇大了平民的力量。但馬基雅維利從來都不是一個追求客觀的歷史學家。他很清楚李維和西塞羅怎麼寫羅馬史的，他故意不按李維和西塞羅的套路寫，而是要用羅馬這個典範來承載自己的新的政治主張。

但如果羅馬共和國像馬基雅維利所説的那樣優越，為什麼最後滅亡了呢？土地分配問題一直是羅馬共和國的老問題。到了共和國中晚期，人口增長，平民佔有的土地卻沒有多少實質增長，人地矛盾越來越大；羅馬的顯貴們當時在發展大規模的奴隸制莊園經濟，加大了對小農土地的兼併，這樣下去，平民大量破產，自備武器的羅馬國民軍面臨着崩潰的危險。為了重建羅馬的小農經濟，同時也維繫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國民軍制度，格拉古兄弟以保民官的身份推行土地改革，限制顯貴們的土地佔有數量，將多出來的土地分配給平民。貴族極力反對這項立法，倆兄弟都被貴族殺死，他們的後繼者也被貴族刺殺，還引發了羅馬的意大利同盟者反對羅馬的“同盟者戰爭”。平民在羅馬憲法內部無法完成這個改革，最後就轉向了依靠軍閥。而馬略進行了募兵制改革，國家為士兵提供裝備， 這就讓軍事制度與小農經濟脱鈎；馬略同時承諾向服役的平民分配土地。這樣一來，從軍成為破產農民獲得土地的途徑。而將領們既然向平民作出了分配土地的承諾，也就需要將它變為現實。而那些有野心的將領當然就想趁機利用平民的力量，向貴族奪權，從而讓自己成為羅馬的統治者。在軍閥混戰中，共和憲制日益被突破，元老院的地位不斷下降。奧古斯都終結了軍閥混戰，宣佈復興共和，但實際上以元首制終結了共和國。因此，我們如果看共和國後期的歷史，我們看到的是鬥爭與混亂，西塞羅這樣的古典共和主義者主張階級和諧，希望平民和貴族各安本分，是很有針對性的。馬基雅維利認為羅馬共和國因為內部鬥爭而成功，但如今的現實卻是共和國因為鬥爭而覆滅，他怎麼解釋才能自圓其説呢？

馬基雅維利在《李維史論》第1卷第37章探討了羅馬圍繞土地法展開的階級鬥爭。開篇他就告訴我們，當人民不再出於必然性而鬥爭，那麼他們就會出於野心而鬥爭。圍繞土地法的鬥爭，就是平民出於野心而進行鬥爭。他承認格拉古兄弟的土地法有問題，它的的立法時機不佳，其採取的溯及既往的方式不妥當，其結果也是悲劇性的：“……在平民與元老院之間激起如此大的仇恨，以至最終演變為戰爭與流血事件，這超越了公民政體的一切規則和習慣的限度。”就鬥爭策略而言，馬基雅維利主張採取拖延的方法，這樣災難性的結果至少可能來得晚一些，而在拖延的過程中，問題也可能會自行消亡。然而，馬基雅維利卻堅持元老院與平民的敵對使羅馬保持自由這一看法：“對平民來説，大人物的野心是如此大，如果在一個城邦裏不通過各種手段和方法摧毀之，它很快就會使那個城邦毀滅……如果平民不是通過這個法律以及他們的其他慾望一直抑制着貴族們的野心，那麼羅馬陷入奴役會快得多。”這又在一定程度上在為平民超越“必然性”的野心進行辯護，即將之解釋為對貴族野心所帶來的壓迫的反抗。這就好比你問馬基雅維利，羅馬共和國為什麼這麼短命？馬基雅維利的回答卻是，你知足吧，如果沒有平民持續遏制着貴族的野心，羅馬共和國的命會更短。他從來沒有設想羅馬共和國這樣的政體能活八百年，它比威尼斯和斯巴達短命是自然的。

如果説羅馬代表着馬基雅維利心目中最好的共和國的話，他的祖國——佛羅倫薩共和國，在他眼裏卻代表着最“二”的那種共和國，既不穩定又不能對外擴張，總是在貴族奴役平民和平民自我放縱兩個狀態間轉換。我們在這裏就要談他的《佛羅倫薩史》，這本書是馬基雅維利給美第奇家族做的一個課題的成果，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短，説話不可能隨心所欲。所以讀它的時候需要作一些小心的甄別。

馬基雅維利論述佛羅倫薩共和國內鬥的核心時間是從13世紀晚期到15世紀。1282年，佛羅倫薩在行會的基礎上建立起共和政府，一開始貴族還參與政治生活。1293年，佛羅倫薩頒佈《正義法規》，排除貴族參與，鞏固了大行會的統治。但平民內部很快又出現分化，形成了三個階層，肥人（popolo grasso）、瘦人（popolo minute）和庶民（plebs），肥人有7個行會，瘦人有14個行會，而庶民沒有自己的行會，是絕對被壓迫的階層。1282年以後，100多年內，憲政結構大致為：執政團（Signoria），包括1282年創立的首長會議（Priori）和1289年創立的正義旗手（Gonfaloniere di Giustizia）；兩個輔佐機構——12賢人團和旗手團；還有人民會議、公社會議，以及緊急情況下召開的巴利阿會議。在這100多年間，變化的主要就是選舉規則——不同階層的人當權的時候，就會用自己階層的人去充實執政團。1378年梳毛工人起義後創立了庶民和“瘦人”主導的政府，持續4年，但很快被“肥人”鎮壓。從1382到1434年間一直是“肥人”掌權。

現在我們來看馬基雅維利對佛羅倫薩內鬥的反思。他認為與羅馬不同，佛羅倫薩的內鬥是你死我活的，沒有退路和底線的。他在第三卷第一章中評論道，羅馬平民竭力爭取的是和貴族共享最高職位，而佛羅倫薩平民竭力爭取的是將貴族全部趕出最高職位，羅馬平民並未對貴族特別侮辱，因而貴族同意了他們的要求，這就使得，一方面平民得到滿足，一方面貴族也可以繼續享有權利。羅馬的好處就在於鬥爭完以後，平民與貴族還能維持合作。而佛羅倫薩，由於平民的要求“既蠻橫又不公平”，貴族“在絕望之下竭盡全力自衞”，最後就釀成慘案。因為平民成了勝利者，貴族被剝奪了參加政府的一切權利。他們為了重新取得權利，在言談舉止、生活方式等方面，都裝作平民的樣子，其結果是，貴族身上偉大的領導才能日益衰落，而平民身上是沒有這種才能的。在羅馬，貴族德性墮落的結果是，公民意識到需要一個君主來領導。而在佛羅倫薩，由於貴族德性喪失得如此徹底，以至於稍有理智的人，就可以掌握國家權力，把國家捏成他所希望的樣子。

佛羅倫薩的黨爭還具有不斷髮生內部分裂的特徵。《佛羅倫薩史》第七卷第一部分寫道：“佛羅倫薩的內部分歧經常伴有黨派之爭，因此它一向是有害的。居於統治地位的一派只是在受到敵對的一派牽制時才能保持團結。一旦敵對的一派的勢力被消滅，政府由於沒有反對派的約束力量，無法無天，於是就分崩離析。”所以一派鬥倒另一派之後，事情還沒完，因為勝利的一派內部又會發生鬥爭。

馬基雅維利對佛羅倫薩黨爭的譴責，從表面上看起來像是接近西塞羅那樣的強調階級和諧的觀點。但我在前面説過，《佛羅倫薩史》是給美第奇家族做的課題成果，他必須要把美第奇家族之前的佛羅倫薩歷史寫得混亂不堪，這樣才能顯得美第奇家族英明神武。馬基雅維利在給他的朋友Donato Giannotti的一封信説，“我沒法像我沒有任何擔心的時候那樣寫這部歷史”。但不能暢所欲言，並不等於他就沒有辦法在文中放點料。古典作家們常用的一種寫作手法就是把自己想説的話塞到自己筆下人物的嘴裏。在《佛羅倫薩史》裏，有一個非常奇怪的演講，文采飛揚，激情澎湃，我們有理由懷疑這是馬基雅維利故意放的料。是誰的演講呢？1378年一位梳毛工人起義領袖發表的公開演講。這場梳毛工人起義是中世紀的無產階級革命，馬基雅維利為無產階級革命留下了最早的一個政治動員演講，意義重大。

我來讀一下這個演講，中間插入一些評論：

“假如當前的問題是我們應不應該拿起武器去搶劫焚燒公民的住宅、搶劫教堂財物的話，有些人會認為這樣的事應當進一步認真加以考慮；而且，或許寧願貧困而安全，也不為追求靠不住的利益去冒險；我也是這類人當中的一個。然而，既然我們已經拿起武器，而且已經幹了許多犯法的事；依我看來，我們應當考慮的倒是怎樣才能把這些罪行撇開，設法避開我們已經幹過的事情所引起的後果以保全自己。如果什麼事情都不能教給我們怎麼辦才好，那我就毫不含糊地認為，迫不得已是會教給我們怎麼辦的。”

——這裏有什麼呢？首先就有一個非常強的必然性/必要性（necessità）的概念。政治家在necessità前面，是沒法完全按照道德來行事的，該怎麼做就怎麼做。這正是《君主論》裏反覆宣揚的政治觀。  

“現在全城都充滿對我們的怨恨和憤懣，公民們已經緊密地團結起來，那些執政也經常和官員們聚在一起。你們大家完全可以相信，他們正在想法子對付我們，他們正在研究某種壓服我們的新計劃。因此，有兩件事我們必須注意，有兩個問題應當考慮：第一件是如何設法逃脱我們前幾天乾的事情招來的懲罰；第二件是怎樣才能在未來的日子裏生活得更舒適更安全。因此，我認為要想使我們的舊罪得到寬恕，就必須犯些新罪，加倍幹壞事，多放火多搶劫；在這樣乾的過程中，還要儘可能多拉一些人加入。因為，犯罪的人越多，受懲罰的人就越少；犯輕罪往往受到嚴厲懲處，犯大罪重罪卻往往得到獎勵。受損害的人很多，也就很少有人尋報復，因為普遍的災禍總比個別人受害更容易忍受。因此，罪行的數量越是增加，就越容易得到寬恕，而且還會為我們打開一條門路，取得我們為獲得自由所需要的手段。看來很明顯，好處是肯定的。因為我們的對手既有錢又不團結。他們的不團結會給我們取勝的機會；他們的財富到了我們手裏就會使我們得以維持生活。”

——這裏説的是什麼呢？犯輕罪往往受到嚴重懲處，犯大罪重罪卻往往得到獎勵。犯罪的人越多，就越容易得到寬恕，這就是法不責眾。這是誰的法律觀呢？其實是革命者與建國者的法律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本來就是犯法的，但你要是動員起了足夠多的羣眾來參加革命，為一個新的秩序奠基，這説明你發動的革命得民心，這種集體的犯法就不會受到懲罰，因為以後是你們自己來立法。大家想想，北美殖民地從大英帝國獨立犯不犯法？當時為了發動更多人一起犯法，塞繆爾亞當斯（美國國父之一約翰·亞當斯的表兄弟）甚至把北美殖民地的茶葉走私商都拉上，著名的“波士頓傾茶事件”就是這些犯罪分子乾的。

“不要上當，以為他們祖先的古老血統會使他們比我們高貴；因為所有人類都出於同一祖先，都是同樣古老；而大自然也把所有的人都塑造成一個模樣。大家都把衣服脱光了，就會看到人人都長得差不多。假如我們穿上他們的衣服，他們穿上我們的，我們就顯得高貴，他們就顯得卑賤了。由於貧富不同才使我們有貴賤之分。”

——這是非常驚人的一段話，一個14世紀的庶民提出了人人平等的主張。而且馬基雅維利寫這段話並沒有嘲諷的意味，而是非常認真的將這段話塞到無產階級嘴裏，那麼馬基雅維利到底是不是認為人人平等呢？從他寫的著作來看，他從來不認為貴族是通過血緣獲得高貴地位，他認為真正值得崇拜的是憑藉自己的德性從默默無聞的狀態中創立新的國家，建立新的政治秩序的人。用今天的話説，“屌絲逆襲”是馬基雅維利認可和肯定的。

“你們當中有些人從內心悔恨自己幹過的事，而且下定決心今後洗手不幹這種事了；我一想到這一點就非常難過。如果情形真是這樣，那就可以肯定地説，我是認錯人了；因為你們根本就不應當受恥辱和良心的責難。勝利者，不論是用什麼手段取勝的，人們考慮到的只有他們的光榮；良心這個東西和我們毫無瓜葛，不必考慮它。因為，象我們這樣的人，常常必須為飢餓、坐牢或殺頭而擔憂，怕入地獄的想法既不可能也不應當對我們有任何影響。”

——這裏有馬基雅維利對基督教良心觀念的攻擊，馬基雅維利對基督教的道德説教向來是冷嘲熱諷，他認為當時的教會是嘴上一套，實際一套，搞得意大利沒有真正的信仰。同時，過度關注來世，導致了對現世榮耀的漠視。馬基雅維利自己也是不怕下地獄的人，他夢到過和柏拉圖、普魯塔克、塔西佗等人在地獄裏討論政治。這些牛人都在基督教的地獄裏。

“你們只要對人類的行為留神觀察，就會看到，所有那些獲得巨大權勢、取得大量財富的人，不是運用暴力就是運用欺騙的手法。而對於用暴力和欺騙得到的這一切，他們總是千方百計用偽造的所謂正當的收益的美名來掩藏他們取得這些東西時所用的那些可恥的伎倆。那些由於輕率任性或頭腦遲鈍而不願意這樣乾的人，總是陷於受奴役和貧困的處境。因為忠實的奴僕總是當奴僕，誠實的人永遠受窮。除非既大膽又不忠實，否則永遠也擺脱不了奴役；除非既貪婪又奸詐，不然一輩子也逃不出貧困。上帝和大自然把所有人生的幸福都撒到人間，人們把它抓到手的方法與其説是勤勉不如説是強奪，是惡行而不是善舉。因此，只能是人吃人。只有不能自衞的人才活該擔驚害怕。所以，當機會來到的時候，我們必須使用暴力。當前正是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因為公民們眼下仍然處於分裂狀態，執政團舉棋不定，官員失魂落魄。在他們能作出妥善的安排以前，我們很容易戰勝他們。”

——這一段就是講可怕的、萬惡的舊世界的規則，必須要用暴力手段去打破這個舊世界，這裏馬基雅維利用了我們很熟悉的表述：“人吃人”！這在中國近代革命中是經常用的動員話語。

“用這種辦法我們將取得全城的統治權，或者其中很大一部分權力。這不但可以使我們過去的罪過得到寬恕，而且還可以用足夠的權威要挾城邦，必要時將來還要大幹一場。我承認，這個辦法既大膽又危險。但在迫不得已時，大膽就變成審慎；而且在大事業中，勇敢的人從來都不考慮什麼危險。在開始時冒些險的事業，到最後總會得到報酬。任何人，不經歷某些危險，是不會從困境中擺脱出來的。更何況，顯而易見，他們正在大力準備監獄、拷問台和殺人工具。這對我們來説，無所作為將更危險；只有奮力才能拯救自己。因為無所作為則禍患必來；行動起來則不一定。我經常聽到你們抱怨説上司如何貪婪、官員如何不公。那麼現在是時候了，不但可以從他們的壓迫下解放自己，而且還能夠使自己變得比他們更為崇高，從而使他們有更多的理由對你們擔憂害怕，而不是你們懼怕他們。形勢造成的機會是會溜走的；當機會喪失後再想把它找回來，那是徒勞的。你們大家看到我們的敵人正在作準備；我們必須先發制人；誰首先拿起武器誰就一定勝利，一定能消滅敵人、壯大自己。只有這樣，我們當中的許多人才能得到榮譽，而我們全體都將得到安全。”

——“在迫不得已時，大膽就變成審慎”，這其實就是《君主論》第二十五章裏所講的道理，Fortuna女神鍾愛那些比較大膽的青年。

這個演講裏有大量的馬基雅維利自己的主張夾雜其中，我大致總結一下：

一、衝突比和諧更具有創造性；

二、要抓住時機，征服命運；

三、Necessità作為政治行動者的教師；

四、大罪與小罪的對比，體現出革命者-建國者的法律觀；

五、在迫不得已時，大膽就變成審慎，猶豫不決會帶來更大的危險。

最後，還有權力與財富，暴力與欺騙等主題，這些主題在他的很多作品中反覆出現。在此就不展開論述。

再結合馬基雅維利對羅馬土地法爭論的論述，我們更可以確認他對平民野心的深切同情。馬基雅維利不會像古典共和主義一樣，從美德和共同的善的角度出發，要求貴族高風亮節，為平民留出活路；他直接主張平民自己組織起來爭取自己的利益。為必然性而進行鬥爭是正當的，而考慮到貴族有更大的野心，平民以自己的野心來對抗貴族的野心是正當的。從這個角度來看，馬基雅維利的確是近代平等政治的思想先驅。

但同時，馬基雅維利對佛羅倫薩內鬥的批評，是不是隻能被當作敷衍美第奇家族的套話？我對此同樣保持謹慎。同情平民的慾望，並不等於説就肯定平民所作的一切。馬基雅維利很明確地説，平民是不適合發起新的事業的，他們的優勢在維持方面，因此他不可能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的思路。我認為馬基雅維利對佛羅倫薩與羅馬的比較是嚴肅的。羅馬人的派系鬥爭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貴族和平民最後可以達成妥協，通過法律的形式把妥協的成果固定下來，這就能保持“鬥而不破”的局面。而佛羅倫薩是“一斗就破”。如果平民的野心沒有太大的問題，那麼缺陷可能就出在制度上——佛羅倫薩的政治家並沒有創造好的制度來引導鬥爭，控制它的烈度，使得它產生建設性的成果。在佛羅倫薩的制度缺陷方面，馬基雅維利有不少論述，有的是在《佛羅倫薩史》裏，有的是在《李維史論》和其他作品裏。比如説在《李維史論》裏論羅馬的公開指控制度的時，他順便提了一下佛羅倫薩，認為佛羅倫薩沒有公開指控制度，最後導致黨派鬥爭通過制度外的途經來進行。

此外，他還給出身於美第奇家族的教皇利奧十世（Leo X）寫過一個關於改造佛羅倫薩憲法的建議書，題目就叫《論佛羅倫薩事務》。他的提議是將美第奇家族治下的佛羅倫薩改造成為一個傾向於貴族/寡頭制的共和國，從貴族中選出任職終身的執政團，並且由上層行會的精英來參加元老院。但是，他在這個看似傾向於貴族/寡頭制的共和國方案中埋下了一顆地雷。他提出設立若干監事官（Proposti），監事官類似於羅馬的保民官，從“人民之友旗手團”中抽籤產生，監事官可以否決元老院的決定，可以代表平民在大會議中提出訴求。馬基雅維利的監事官提議還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羅馬保民官制度，第一是採用抽籤方式，杜絕了貴族干預；第二是減短監事官任期，防止被貴族收買。一旦監事官制度穩定下來，就會呈現出擴張趨勢。如果教皇去世，佛羅倫薩沒有強有力的寡頭執政團，權力重心就可能轉移到大會議和監事官手裏。

大家如果要系統瞭解對馬基雅維利的平民主義解釋，我推薦一本書，John McCormick的Machiavellian Democracy。這本書對我很有啓發，但也有我不同意的一些方面，McCormick對馬基雅維利的平民主義傾向強調得有點過，以至於過於弱化了精英在共和政體中的積極作用；McCormick對馬基雅維利思想中的帝國擴張的維度也刻意淡化，這在我看來也是沒有必要的。我有篇對Machiavellian Democracy的評論很快就要發表，大家到時可以參考。

説了這麼多，最後得出什麼結論呢？不同於古典共和主義強調精英的愛國情操、對共同善的熱愛，以及對階級和諧的追求，馬基雅維利的共和之道同情平民的野心，強調以野心對抗野心，如果被納入恰當的制度軌道，可以產生於有利於共同善的結果，可以促進一個國家對外擴張，成就偉大的帝國。在這裏，慾望獲得了正當化，問題就在於如何提供一個制度結構來容納和引導這些慾望。

而在古代，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中國，這樣的思想都不會成為主流。在那個物質匱乏的時代，“敬天法祖，克己復禮”是主流精神，當然在不同的文明裏會有不同的表述。在西方古代，無論在哪種政體之下，主流意識形態都會認為個人要服從一個權威的宇宙秩序，不管它是以上帝還是以自然的名義出現的；要剋制自己的慾望，因為人在宇宙秩序中有自身的位置，不能逾越本分。而馬基雅維利的共和之道和“敬天法祖，克己復禮”差得很遠，簡直可以説是對這八個字的背叛。我今天所講的內容取自於對馬基雅維利的平民主義研究傳統，但其結論卻與列奧•施特勞斯相去不遠。馬基雅維利對“屌絲逆襲”的同情，對平民慾望和野心的正名，對“野心制約野心”的發現，都是非常現代的東西。我們今天就生活在一個不自覺地受到馬基雅維利共和思想深刻洗禮的國度裏，要把這種不自覺變成自覺，思考這場洗禮的力量與限度，我們就需要細緻閲讀馬基雅維利，以及孕育了馬基雅維利的古代與中世紀傳統。

今天就説這麼多，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