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華：習安會上習大大最語重心長的一句話

“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希望日本同中國一道沿着和平發展的道路走下去”，在4月23日新華社等央媒關於習近平主席會見安倍的稿件中，記錄了習主席的這麼一句話。

當天，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印尼雅加達進行了會談。自2014年11月APEC峯會見面之後，這是兩人在各自上任以來的第二次會談。

據日本媒體報道，這次會談時間大約為半小時，比去年11月的時間長一些。從視頻畫面看，雙方見面的氣氛也更為放鬆。

在習主席的講話中，提到了很多重要的原則內容，比如中日之間的四個政治文件、去年達成的四項原則共識，以及歷史問題的重要性等。但以筆者看來，本文開頭的那句話，顯得格外的語重心長。這句話絕不是簡單的客套話，而是在表述中日關係的深層問題。

國家主席習近平22日在雅加達應約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就中日關係交換意見。

中日關係實質涉及日本戰略抉擇

如何處理對華關係，實質上涉及到日本對未來走向的戰略選擇。

目前，日本面臨極為複雜的經濟社會問題。如果我們站在安倍的位置，就會立即看到幾個難以迴避的問題：

首先，人口問題怎麼辦？如今，日本高齡少子化問題日趨嚴重，這導致勞動力數量和質量雙雙下降，國內市場擴張乏力，沉重的社保負擔又擠壓政府財政，導致政府財政政策缺乏空間。而且，人口問題具有特殊性，其背後是複雜的社會、文化和經濟問題（例如女性社會地位問題、年輕人低收入問題等），很難由某屆政府在短期內解決。

比如，日本婦女平均生育年齡已經超過了30歲，終身不婚比例也超過10%，而且這兩個數字都在快速攀升。有學者認為，這是日本女性對於社會地位的一種反抗——從小學起，男女都受同樣的教育，一直到大學，很多女性都非常優秀。那麼，憑什麼在結婚之後，女性就要放棄工作，退回家庭？對於這樣涉及文化土壤的深層次問題，安倍就算是在國會再多拿到100個議席，恐怕也是束手無策的。

其次，財政問題怎麼辦？日本政府的國債餘額已經到了1千萬億日元（約合52萬億人民幣），是政府年税收額的20倍。也就是説，政府要不吃不喝收20年税，才能還得清這筆錢。更麻煩的是，日本政府每年還要新發40餘萬億日元的國債。另外，隨着老齡化加劇，日本政府預算中每年僅社保增量就達1.5萬億日元左右，今後還可能加速增長。安倍承諾過要將預算赤字控制在健康水平，但目前看要實現這一目標恐怕遙遙無期。

當然，在現代財政和金融環境下，日本政府可以不斷地“躲閃騰挪”，日本暫時還不至於爆發國債危機。但在這種背景下，政府的財政空間將極為有限，“能做的事兒”非常有限。比如，日本國內有些人一直吵吵着要加強軍事力量，但即使是安倍上台後的所謂“軍費三連增”，其增幅也僅以“千億”日元計。對於一國政府而言，現實其實很殘酷——沒錢，什麼也辦不成。

再次，實體經濟怎麼辦？“沒錢”的根源之一，是政府税收增長乏力。而税收增長乏力的背後，是實體經濟的低迷。經過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失落的20年”，日本經濟雖然維持了基本繁榮（平心而論，這已經實屬不易），但實體經濟明顯在走下坡路。當年叱吒風雲的索尼、松下等日本大企業們，如今卻紛紛靠裁員和變賣資產度日，甚至像“三洋”者已經消失。在信息時代和互聯網時代，日本一直沒能湧現出臉書、推特、微軟和谷歌這樣的大企業，這一現象既複雜，也很容易解釋：在論資排輩的日本大企業中，類似於當年的蓋茨或今天的扎克伯格等年輕人，根本沒有出頭的機會。

更要命的是，這種實體經濟的疾患，也不是靠一屆兩屆政府能夠解決的。

要解決上述問題，日本政府必須能推出並貫徹系統的、具有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的政治、經濟、外交和社會政策。

這其中，對外關係極為重要。日本要維持經濟長期穩定發展，必須向外部尋求勞動力、市場等經濟增長要素：從廉價的熟練工人到受過良好教育的工程師，從新興國家的富裕階層，到剛剛脱貧的發展中國家平民。

那麼，問題來了，從哪裏找這些要素？

擺在日本面前的是兩條路：

一條路，是依託中國等新興國家，在外交上加強與中國、韓國和東盟等國關係，在經濟上融入周邊地區大家庭，實現長期穩定發展。這一區域有20多億人口，有世界第二、第三經濟體，如果能夠實現一定程度的整合，走向共同發展，則前途無量。

另一條路，則是繼續依託美國，在外交和軍事上加強美日同盟，在經濟上依靠TPP等機制，加深與美國等國家的經濟捆綁。這條路是日本過去道路的延續，但問題在於，美國能否“帶得動”日本這個夥伴？另一個問題在於：要加強美日同盟，就必須納上“投名狀”，比如在東亞地區，就要幫助美國做一些針對中國的動作（比如即將修改的《美日防衞合作指針》）。而這勢必會影響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因此與前一條道路是難以並行的。

因此，日本的對華關係選擇，其實是日本國家大方向的選擇。中日關係的很多具體問題，都來源於日本對大方向的猶疑和迷惑。遠的不説，最近關於是否加入亞投行一事，就已經充分體現出日本的這一特點。

日本將選哪條路？

日本為什麼不選擇第一條路？這其中原因非常複雜，比如，日本對中國的發展一直有兩重疑慮：

第一，中國的發展是否是長期可持續的，是否還存在不穩定因素？如果中國發展不能長期可持續，那麼日本就完全沒有必要轉向。

第二，如果中國的發展長期可持續，那麼中國在強大之後，將採取何種對日政策？中國會如何看待（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安排）日本在地區和世界範圍內的角色？

對於第一個問題，中國近年來的發展已經消除了不少日本人的疑慮，相信“中國崩潰論”的日本人越來越少。

而對於第二個問題，習主席此次的這句話就極為重要：“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希望日本同中國一道沿着和平發展的道路走下去。”（請讀者自行想象習大大慈祥威嚴而又語重心長的語氣。）

就在安倍啓程前往印尼之前，他還向靖國神社的春季大祭供奉了祭品。在雅加達的峯會現場，安倍在主旨講話中雖然表示了對戰爭的反省，但卻並未提及“道歉”，也沒有承認“侵略”，這甚至不如時任首相小泉純一郎在2005年萬隆會議50週年紀念峯會上的表態。當年，小泉明確提到了“殖民統治和侵略”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中方同意應約安排會談，正是一種基於長遠大局考慮問題的作法。縱觀媒體當天發佈的會談內容可知，中方領導人已經將中方的立場説得很透徹、很清楚了。對此，安倍也有較為積極正面的回應，下一步就看他是否能夠落實於行動。

中日關係此輪惡化始自2012年日本政府對釣魚島“國有化”之舉，並在2013年安倍參拜靖國神社後進一步跌至谷底。當時，有相關人士嘆息説：“現在的關係，幾乎退回了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前的局面。”2014年，雙方通過各個層面和各種渠道進行溝通，最終達成了四項原則共識，並實現了APEC峯會期間的領導人會談。這期間，兩國都有很多有識之士往來奔走，為雙邊關係的轉圜付出了艱苦努力。對於中國而言，一個穩定的、走和平道路的日本，是周邊格局的正面因素，中國應當繼續推動日本向這個方向前行。

“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希望日本同中國一道沿着和平發展的道路走下去。”這句話絕不是客套話，其中藴含着豐富的意味，只是不知道安倍是否能夠領會以及是否“願意領會”。好在，時間對中國是有利的。如果安倍一時不能認識到正確的方向，不妨先由着他任性一陣子，現實總會對他施以足夠的教育（目前看，他也要照顧國內外局面，暫時還不敢太“出格”）。如果他執迷不悟，那麼總會有撞南牆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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