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建國前後的中共外交——天下解放與“永久國防”

**【****在中國革命勝利的最後階段，中共領導人已經顯示出對中國以外的革命運動的關注和熱情，他們渴望中國革命的勝利能在全世界產生巨大影響，這種渴望是他們決定在中國境外採取重大行動的巨大動力。描述和分析這個時期的任何重大外交事都需要認真考慮這個歷史性的問題，即毛澤東那一代人在中國社會中造就了對革命的長期崇拜，這對外交影響巨大並長時間延續着。**本文摘選自《冷戰與新中國外交的緣起（1949-1955）》。作者牛軍為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1954年10月1日，毛澤東和來訪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主席金日成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五週年盛大閲兵式。(來源：檔案大觀)

1936年7月，美國記者斯諾歷盡艱難後終於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陝西的保安，然後住了四個月。斯諾説，那時毛澤東十分重視他的訪問，會“時常擱下大堆報告和電報，取消一些會議”，以便與他長談。斯諾後來發表了那些訪談記錄，它們成為珍貴的、有些甚至是獨一無二的歷史文獻，記載着毛澤東一些鮮為人知的思考。其中有這樣一段記錄：有一次，毛澤東在談到他本人走上革命道路的心路歷程時説，一本小冊子對他青年時代“開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覺悟”這件事有特別重要的影響。然後他背誦了小冊子的開頭一句：“嗚呼，中國其將亡矣!”他當時還能清楚地記得那本書“談到了日本佔領朝鮮、台灣的經過，談到了越南、緬甸等地的宗主權的喪失”。他説“我讀了以後，對國家的前途感到沮喪，開始意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以今日之國家觀念評價，除了台灣地區之外，毛澤東提到的那幾個國家其實與中國的興亡並無那麼大的關係，最多算是“周邊形勢惡化”一類。但以當年的情形和毛澤東回憶的內在邏輯，在他心目中的中國還是更近似於王朝的“天下”，所以才有了朝貢體系的崩潰便是“國家將亡”的邏輯。

毛澤東自認為變成了“共產主義者”後，在正式的理論論述中是堅持用階級論來解讀國家的性質和愛國主義思想的，所以對斯諾的這類談話顯得十分獨特。不過這仍然很重要，因為毛澤東是在有意識地向斯諾證明，他是一位有民族主義思想的革命者。斯諾到保安來就是為了要搞清楚，中共領導人“不過是莫斯科的工具”，還是“主要是為中國的獨立而鬥爭的民族主義者”。毛澤東面對一位美國記者時，充分展示了一位革命的愛國者形象。他暢談青少年時代便存於心中並從不曾忘懷的中國大地，並袒露了心憂“天下”的情懷和要為之完全解放而奮鬥的遠大志向。

中共建黨後，中共領導人深受列寧和共產國際有關民族殖民地問題理論的影響。在列寧等的觀念中，世界的各個部分依據幾個基本概念設定了界限，如以階級為界限將人羣劃分為不同的部分；按照壓迫與被壓迫來劃分不同民族；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劃分為不同的國家；以及以政策及其背後的經濟結構為依據劃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等等。這套理論最終轉化成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政策時，簡單地説，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組成部分，它們成了同盟軍。這就是列寧主義世界政治的基本圖景和基本結構。在這種幾經劃分的基礎上，不同的政治集團將形成不同的認同，以及同一個政治集團也會有幾種不同層次的認同。

在共產國際早期的政治話語中，有一個“東方”的概念。這個“東方”既是地理概念，也是政治概念。地理上包括亞洲地區，主要是指現在的東亞和南亞地區，當時中共領導人統稱其為“東亞”；政治上則是指這些地區基本上都是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中國就是這個“東方”的一部分。關於“東方”的這套論述塑造了中共領導人的一種特殊的認同，即他們認為中共既屬於國際共運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更具體地説則屬於東亞（後來擴展到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運動的一部分。從國際政治的角度看，“東亞”構成了他們心中僅次於國際共運的認同，也是一種特殊的地區認同，因為他們認為反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追求民族解放是東亞地區政治中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共二大《宣言》這樣描繪了東亞地區政治的這幅圖景：許多年來，東亞各民族被踏在英美法日等國鐵踵壓迫之下，上次大戰以後，帝國主義侵略東亞各民族又更加厲害。美國勒住菲律賓羣島，一面用假裝慈悲的態度，一面繼續他的經濟侵略不稍放鬆。英國扼着印度的喉頸，剛柔並用的壓倒印度獨立運動，以維持每年一百萬印度勞動人民死於英國資本家的爪牙下的現狀。安南農民更是奴伏在法蘭西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牛馬一般的種出米穀來供法商的榨取，安南儘可每年餓死多少萬種米的農民，但何時都缺不了法國米商成千萬擔的米糧輸出。日本榨取高麗人民的血汗，更是橫暴無比，日貨儘量的輸入，使二千萬高麗農民處在飢餓而死的境遇。

帝國主義的列強歷來侵略中國的進程，最足表現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本相。中國因為有廣大的肥美土地，無限量的物產和數萬萬賤價勞力的勞動羣眾，使各個資本主義的列強垂涎不置：你爭我奪，都想奪得最優越的權利，因而形成中國目前在國際上的特殊地位。這段描述是有意義的，因為這裏的“東方”同很多中國人包括毛澤東心中的“天下”在很大部分上是重合的。這使得中共領導人更為關注東亞地區的發展，對鄰近國家的革命運動和命運有了更多的認同和義務感。歷史的、地理的和近代經歷的痛苦等，使中共領導人心目中實際上將東亞視為一個“革命共同體”。中國是這個共同體的一個部分，並且地位更為“特殊”，即那裏的人民受害、受壓迫最嚴重，反抗和革命也就最猛烈，自然也就最有典型意義。當然，國家規模超大也是很重要的。

主要是因為在國內戰爭中的處境，中共領導人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裏很少再提到“東亞”這個概念，也很少提到這個地區的那些國家。抗戰時期，中共領導人對國際形勢給予比較多的關注，但這方面的注意力顯然集中在美、英、蘇等大國和歐洲的、太平洋的戰爭，他們間或會提到印度人民、朝鮮人民，也僅此而已。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在抗戰後期被當成世界“四強”之一，同樣會激發中共領導人的大國意識，就像其他很多中國人一樣。這也是導致中國領導人更關心大國政治的原因之一。儘管如此，並不能説“東亞共同體”的想象已經從中共領導人的心中完全蒸發了。隨着中國形勢的鉅變，它會時不時地自然流露出來。

1945年8月10—11日，蘇聯紅軍宣佈參戰並進攻東北後，中共中央以朱德總司令的名義連續發佈了受降和向各地進軍的七個命令。其中第六號命令要求在華北的朝鮮義勇隊司令武亭等，立即率部隨同八路軍“向東北進兵，消滅敵偽，並組織在東北之朝鮮人民軍，以便達成解放朝鮮之任務”。這個聽上去好像無法落實的命令實際上流露着一種發自心底的天然關懷。8月29日和30日，《解放日報》連續載文祝賀朝鮮解放，文章説“我們中華民族將誠摯地歡迎一新鄰邦的出現而和她繼續合作”。

1947年12月，就在中共中央下決心奪取全國政權之際，毛澤東在中央擴大會議上告訴與會者，要準備向胡志明領導的抗法鬥爭提供援助。他説越南的保大(Bao Dai)投靠法國，胡志明(Hu Chi Minh)丟了主要陣地還沒有了軍火，正在鄉村打游擊，只有中共“打到兩廣時，援助他們”。1949年1月，在中共中央會議上談到對外政策時，周恩來提醒與會的同事們，在思考蘇聯和美國分別領導的兩大陣線時，還要注意有個東南亞“殖民地的獨立運動問題”。隨着中國革命運動走向全國勝利，中共領導人內心的地區關懷日益顯露。

蘇聯對外政策的變動是推動中共領導人在1949年夏季開始認真思考東亞地區革命問題的重要因素。美蘇冷戰在歐洲達到高潮之後，斯大林在應付中歐、東歐地區層出不窮的危機的同時，開始更積極地推動和援助亞洲的革命運動。蘇共中央從1947年夏季以後十分重視推動東南亞地區的革命運動，黨的有關機構最初很關心的是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以及越南共產黨，那些領導人曾經希望能幫助印尼共產黨擔當這個地區革命運動的旗手。他們還有過這樣的念頭，就是讓印度共產黨擔當亞洲的領導。但是，斯大林最終還是確定中共為東亞的地區革命中心，因為印度共產黨、印尼共產黨等看上去在國內還成不了氣候，而且並沒有那麼強烈的革命激情和對這個地區的號召力。反之，中共正在發起戰略反攻並有可能取得全國政權。特別是中共領導人表現出願意接受斯大林的領導，儘管還有些可疑。斯大林是個疑心很重的人，他一直在懷疑毛澤東可能是亞洲的鐵托。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他的懷疑並不完全是空穴來風，雖然毛澤東後來同蘇聯反目的理由與鐵托不盡相同。但是，斯大林還是決心努力將中共團結到蘇聯的陣營裏。1948年5月，斯大林告訴即將前往中國東北的科瓦廖夫他的想法，即只要中蘇兩黨“走上同一條道路，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就能得到保證”。

1949年初，米高揚在訪問西柏坡期間，向中共中央非常清楚地轉達了斯大林的上述意圖。米高揚在強調中國革命的亞洲意義時是不吝辭藻的，他説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不必謙虛，“中國革命是偉大的歷史事件”，“中國共產黨的經驗具有歷史意義，它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科學”，“中國經驗的總結對亞洲國家革命運動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米高揚用布爾什維克經典的論證方式問毛澤東等：“難道可以否認這一點嗎？這當然不對。”他隨後詢問“亞洲國家共產黨之間的聯合行動”是否有可能，毛澤東説他還沒想清楚這個問題。米高揚代表蘇共中央建議中共領導人，“不應參加共產黨情報局，而應建立以中國共產黨為首的共產黨東亞國家局”。毛澤東自然表示同意，並説要爭取“儘早成立”。他説“我們與印度支那和朝鮮共產黨聯繫緊密些，同其他共產黨聯繫較少”。然後他們還討論了具體的步驟，毛澤東表示希望在中共軍隊佔領華南並等局勢穩定後再討論。此後毛澤東的確同斯大林探討過組建共產黨東亞國家局。這是米高揚訪問西柏坡引致的一個重大的事態，其關鍵是為中共領導人建構了一種新的認同，使他們相信從此要承擔起東亞革命運動中心的歷史責任，這對後來中國的東亞地區政策帶來了極為重大和長遠的影響。

在3月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期間，中共領導人之間至少談論過中共在東亞革命運動中的地位。毛澤東這時是相當謹慎的，這同他的主要思考是一致的，因為他剛剛告誡全黨“務必使同志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3月13日，毛澤東在會議上做總結報告時很明確地指出，中國革命是20世紀可比肩於俄國十月事變、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第三個最偉大的勝利”。不過他不贊成王明將他的思想定義為“是馬列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體運用和發展”。他提出了這樣幾個理由：第一，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域寬闊，這樣定義好像“斯大林只管那些工業發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歸我們管”；第二，如果有的國家不聽中國的，“直接到莫斯科去買貨，這又怎麼辦呢？”；第三，“不要忙於想寬了，先把中國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有可以運用到其他國家的經驗，自然會有人運用的”。他認為還“不要把毛同馬、恩、列、斯並列起來”，主要是因為中共的理論水平還不夠高。毛澤東這時還是謙虛的，不過他列舉的理由中並沒有否認中國革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首要地位的邏輯。

在劉少奇秘密訪問莫斯科期間，斯大林親自闡述了對中共成為東亞革命運動中心的希望。他明顯地突出了東亞和中國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向劉少奇描述了一個世界革命的中心不斷從西方向東移動的歷史過程，即在馬克思、恩格斯死後從歐洲“移到東方”即俄羅斯，“現在又移到了中國和東亞”。他説中共有“很高的地位”，因此“責任更大了”。會談中，高崗提出了中共參加歐洲共產黨情報局的問題。斯大林認為中國的情況與東歐國家有兩個重要的不同，一是“中國是一個長期被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二是中國的資產階級同東歐不同。他建議組織一個“東亞各國共產黨聯盟”，因為“在東亞各國有許多情形是和中國相同的”，即中國革命的經驗在東亞是有普遍意義的，蘇聯也可以參加東亞共產黨聯盟。可以肯定，斯大林這樣的評價會極大地強化中共領導人對東亞地區革命的認同和責任感，他們看來是樂於接受這種使命的，雖然他們在取得和鞏固全國政權之前還不準備採取重大行動。當時，至少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已經開始從東亞革命的角度考慮問題了。劉少奇專門就東亞革命運動的策略問題給斯大林寫過一個報告，提出“革命鬥爭的主要形式已經是或早晚將是武裝的游擊戰爭”，在城市應採取“不作聲息”的策略。他直言不諱地説，這個判斷是“根據中國的經驗”。

新中國成立不久，中共領導人公開宣佈，他們是願意承擔亞洲革命領導者的義務的。新中國成立僅45天，亞洲和澳洲工會會議就在北京召開了。劉少奇擔任這個會議主席團的主席並致開幕詞，他豪邁地宣佈中國革命的經驗和道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是有普遍性的。他説：“中國人民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道路，是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所應該走的道路”，“這條道路是毛澤東的道路”，“這條道路也可能成為情形相類似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爭取解放的基本道路”。這次會議通過了很多個決議，最重要的是決定建立世界工聯亞澳聯絡局。劉少奇發表講話説，中國工人階級的勝利意味着他們“所擔負的責任也就大大地加重了”，“在國際上還要擔負援助世界各國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亞洲、澳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繁重的責任”，而且是“不能也不應該推脱的”，“這是一種光榮的責任”。這次大會對於新中國外交是相當重要的，因為劉少奇的兩篇講話邏輯清晰，揭示了中共領導人的地區認同、角色理解和對支援地區革命的相當明確的義務感。事實上，他們首先碰到的選擇就是在東亞地區的印度支那半島和朝鮮半島的軍事介入。

毛澤東對莫斯科的訪問和中蘇結盟無疑對中國領導人推行一項更積極的東亞政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毛澤東在莫斯科是同斯大林談過印度支那革命運動和朝鮮半島的局勢的。1950年3月4日，毛澤東、周恩來等從莫斯科回到北京。10天后的3月14日，劉少奇即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有關支援東亞革命的黨內指示。這種時間上的連接絕不可能只是巧合，它表明還是有必要進一步探索毛澤東和斯大林在莫斯科會談的內容和就東亞政策達成了哪些共識。劉少奇説：中國革命勝利後，“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亞洲各被壓迫民族中的共產黨和人民爭取他們的解放，乃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不可推辭的國際責任，也是在國際範圍內鞏固中國革命勝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中共應給各國共產黨和革命團體等“兄弟般的幫助”，“詳細的向他們介紹中國革命的經驗”，不能表現出“冷淡和驕傲”。這是中蘇結盟嚴重影響新中國東亞政策的標誌性事件，它表明中共領導人終於決定承擔東亞革命中心的重任。